 31、菜地 下乡的当年春天，队里就在村口的不远处为我们划了块自留地，用于种些日常的菜蔬。地虽然不大，但后来知道这块地是块很肥的农用田。我和小猫负责日常的菜地管理，我们像村里人一样，在地里种上了白菜、茄子、辣椒、豆角、芋艿之类的东西。从栽下秧苗后，每天收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上粪桶，到自留地里除草、浇水、施肥。直到有一天我们看见茄子开花了，辣椒也开花了，不久就结出了果实。当我们从地里摘回这些菜蔬，两个女生又用它们做成菜肴端上饭桌时，大家都十分高兴，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果实。就这样这些茄子、辣椒和芋艿在我们的饭桌上陪伴了大家很长一段时间。 黎川的萝卜有个特点，是连根带叶往土上长的，种萝卜的人看着都喜欢。父亲知道我们自己种菜，就骑车到上海郊区的种子店给我们买来不少上海的菜种籽，其中一种叫“火车头”的萝卜种曾经在九源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年夏末秋初，我们把上海带来的萝卜种种下，和村里人种的萝卜相比，开始没什么不一样，绿绿的叶子茁壮而且放着光亮。初冬时节了，村里人的萝卜一夜之间都从地里钻出了泥土，一片丰收的景象，萝卜焖狗肉的时候到了。可是，我们上海来落户的萝卜怎么也不见萝卜的影子，村里人取笑说，上海的萝卜只长叶不长根，喂猪还可以。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只长叶子的萝卜。有一天，我和小猫终于按耐不住对上海萝卜的期望，在老乡们的众目睽睽之下，用锄头挖了起来。一锄下去，看到了有小碗粗的萝卜，想用手拔，却“哼吆哼吆，拔不动”，当我们刨开四周的土，再拔，拔断了。老乡们争着用锄头挖向深处，一个一尺多长的“火车头”横空出世了。从此再也没人取笑上海的萝卜品种，纷纷争着要把自家的萝卜给我们吃，而要我们把菜地的萝卜用来留种，等来年种上海的“火车头”。九源村里的老乡也闻讯来看，看到这么大的萝卜，一个个都向我们索要种子。第二年秋天，我让父亲又寄了好多斤上海萝卜的种籽到黎川。只可惜，一方水土养一方萝卜，上海来的种籽种一年，第二年就和黎川萝卜杂交变种了。 随着同伴们的上调，我们苦心经营的自留地也渐渐的“草盛豆苗稀”起来。 2005年我们一起回黎川，到了芦家，我们就来到当年的那块菜地前。我和小猫在菜地边站了很久，很久。五月的春风，吹拂着我们历经苍桑的脸庞，当年我俩在这块菜地里劳作的情景再一次涌现在眼前。我看到小猫脸上的凝重和眼眶里的泪花，自己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我们大家都澎湃着一种莫名的激动。 春风不解风情啊！ 32、记忆中的黎川芋艿 离开黎川已经几十年了，当年生活在黎川农村，平日食用的蔬菜都是靠自己种出来的。一年又一年，我们知青集体户的那块菜地里，从春天到冬天，种过各种各样的蔬菜，唯独让我可记起的还是芋艿。 这种“天南星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居然陪伴了我十年的知青插队岁月。 1969年早春的农历二月，插队来到黎川。开始的日子，知青们被安排在各户佬俵家吃“派饭”。恰逢田间蔬果未种，万物不结之时，老乡们也都艰难度日。因此，饭桌上尽管主人会努力的增添些腊肉、禽蛋把菜肴做得很体面，但每家的芋艿“羹”、清炒荞头还是不可少的。 吃“派饭”的日子总有尽头，知青自己动手做饭度日终于开始了。靠着老乡们送给的芋艿、荞头，我们艰难的熬过了1969年的最初的那个春天。 开春后，队里分给了我们菜地，教我们种上了生活必备的蔬菜，其中包括芋艿和荞子。男生们每天收工便象老乡们一样精心打理着那不大的菜地。芋艿从尖尖细芽到片片绿叶，谁能想到那地下的根茎将会成为我们一年中都要食用的菜肴呢。过了八月，芋艿收获的季节到来，用锄头挖开，大个大个的芋艿带着泥土的芬芳展现在垅沟之上。劳动带来的第一次收获，让我们这些五谷不分的知青欣喜不已。 学着老乡的样子，把洗净的芋艿在蒸饭的锅里煮熟，剥去芋皮，在铁锅里滴上几滴茶油，洒上盐和放入藏椒和一些“千葱（芹菜）”叶，一碗清汤寡油的芋艿羹便成了桌上唯一的美食了，这样的芋羹几乎每天都成为下饭的菜肴。每天端起饭碗，大家都会用京剧《沙家浜》中的唱词改成的戏歌唱道:“一日三歺有芋艿，似这样长期来住下，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虽然只是戏唱，却充满着苦涩。 热心的老乡们又教会了我们储藏芋艿方法和来年的选种方法，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 修筑黎泰公路的日子，这看似单调的芋艿，在伙房大厨的手中被演义得头头是道。冬季，黎泰公路筑路的民工会背上所有的粮食、蔬菜上山，而最能被储备的还是要算芋艿了。当送来的肉一哄而光之后，每日三歺下饭的主角只剩芋艿和红辣椒。大厨师傅用蒸饭的米汤和芋艿煮上一大锅，让大家在盆底尽情的寻找那烂熟的芋艿；有时在汤面上漂上些嚼不动的“千葱”老叶，形象的戏称为“翡翠白玉”羹；有时大厨会在汤里加进大量的藏椒，让人们和着芋艿少得可怜的“辣椒水”，不得不把饭不吃完······。 尽管当年芋艿单调的吃法实属无奈，但黎川人却把芋艿做成了当地的一道点心。现如今，改造后的明清老街的风雨廊下，一种叫“芋糍”的小吃成了前往黎川观光旅游者们必尝的招牌美食。店家的旗招和吆喝也成了黎川老街的一道风景；“芋糍”也和“灌心糖”、“米粉”以及“米酒”成为了黎川的特色美味。 自从结束了插队生活，回上海成家后，我几乎从来不买芋艿回家，因为那在黎川享用夠的芋艿实在无法让我感到美味，真的吃怕了。然而，随着岁月的远去，一种重新找回“千葱烧芋艿”的冲动油然而生。我从菜市买来上好的芋艿和芹菜，按照在黎川的芋艿吃法，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把芋艿烧成当年的味道。可是，无论我如何加油、加盐、加味精，都不得入味、都无法找回当年在黎川乡间、在黎泰公路吃过的黎川芋艿的味道。 百思不得其解中，无意翻过《黎川发布·乡愁的味道》。虽然，黎川并非我们知青的出生地，但在黎川插队十年的经历，让我们在告别黎川后，对黎川这个第二故乡多了几分乡愁。那难以忘记的辣椒清水芋艿的味道和我在家中厨房重又追寻的味道，不正是这“乡愁的味道”吗？ 唯有黎水多滋味，感恩芋糍（遇慈）常存怀。记住黎川芋艿的味道，也记住了黎川的知青岁月，记住了黎川人民的关爱。 
曾经位于九源生产队的“知青屋”（五室一厅一厨）
33、知青的新居 1972年，福建有一个叫李庆霖的乡村教师，突然有一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其中写道“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这封信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中央高层调整了知识青年政策，改进了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等一系列对知青的利好措施。 我们也从大队领到了上级拨给我们的一些用肥肉熬成的猪油。记得我们没有油下锅的那些日子，顾秀娟和邬有芳就用从上海带来的固体酱油和辣椒做一锅汤，让大家吃的饭。哪里是辣椒汤啊，就是“辣椒水”。现在好了，至少可以在上面飘上几片猪油。大队也每月召开一次知青会学习学习，最重要的是开会那天，我们可以在大队免费吃上一顿带有肉片的饭菜。 不久，生产队从县林业局获得批准，买来了许多粗大的杉树木料，给我们盖起房子来。知青的新房子当然有村里的小木匠担纲主建，同时也从城里找来几个木匠做帮手。平地、立柱、上梁、盖瓦、粉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新居就造好了。这是一排坐南朝北的平房建筑，中间是厅，六间房间分两排位居厅的两边，到底是厨房。因为顾秀娟有一段时间常住在上海，邬有芳在公社，蒋胖的妹妹也常在哥哥的厂里住，男生大都上调了，所以这幢房子其实就我一人住在里面。我又让小木匠帮我做了一个写字桌，真还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味道。我让铁匠打了两个圆环，用粗麻绳从梁上吊下，其中的一间空屋就成了我在九源的健身房。记得当年在吊环上翻腾、倒立，虽然没能摆十字，但总还是“丫”了几回。在我们的新屋里，我和村里人喝着江西的米酒，讲着上海的故事；一些稍有文化的青年整晚上的在我房里看我书架上的书，记得那时最抢手的就是我从上海带去的《说岳全传》了。我也为他们修收音机、改装电筒做些有益的事情，晚饭以后，我的房间就是一个乡村的沙龙。 渐渐的，一些来九源做手艺的篾匠、公社下对的干部也常常借我们的空房间住上些日子，这里也成了队里的一个临时招待所。直到我们全部离开九源，这幢知青屋才归生产队使用。后来年久失修拆了。 我两次回黎川九源，都会到我们知青屋的地基上走一走，毕竟这块地基上曾经有过一幢属于我们知青自己的房子，还有我和村民们愉快的夜晚。 
土法釀制米酒的搾床与搾箩
34、十月酒香 “立冬”过后又到农历的十月了。 每每想起那些年在农村插队的日子，总不得不想起秋收后农闲做酒、喝酒的美好时光。虽然已经很多年不喝酒了，一想到那亲手酿制的米酒来，便情不自禁的摇摇欲醉来。 江西农村的米酒是使用纯糯米酿制的。交完了公粮，村里人就开始把新收上的糯谷碾成糯米准备做米酒和米糖了。一大箩的糯米用村后的泉水浸泡上一整天，放入蒸笼里用旺火蒸熟（为了多出些酒，一般人们不会把米上的麸皮碾去）。少许冷却，便放入酒药。村里人还在酿酒的大木桶上盖上厚厚的棉被，这样可以使桶内的糯米和酒药持续保温，充分发酵。 大约两三天时光，大木桶内的酒酿便做成了。还不曾掀开桶盖，一阵一阵的酒香扑鼻而来。其实，做成酒酿，真真的加工才刚刚开始。 农村各家或几家都会配置些不常用的加工工具，搾床就是其中之一。一整块宽约八九十公分的杂木或松木做成的搾床，中间凿出一个圆形的槽，槽的一边开有槽口以便槽内的液体流出。床的一端配有杠杆的支点，另一端配有绞盘。人们把酒酿放入一个个用竹篾编成的篾斗，一层层的叠加在园槽的中实处，压上木枕，绞动绞盘，收紧杠杆，酒酿就顺着槽口流进了木桶。为了多酿酒，很少有人去吃刚搾出的琼浆，偶尔有小孩会喝上一小碗。 搾出的酒酿被倒入酒缸里，用纸盖好封上泥，就等着过年或更久远的端午了。这就是在当地被称为“十月生”的米酒了。如果把酒存放到来年，用火柴可以把酒点着，一点不亚于江西的“四特酒”呢。不过，乡里人做酒还有不少规矩的，例如，村上有了丧事、女人来了例假……..都不能动手酿酒的。不然就会做酒缸缸好做醋了。 为了体验乡里人做酒，我曾经用刚刚分得的一百斤糯谷酿酒，砍柴、砻谷、挑水、搾酒封缸的全过程一样都不错过。现在想起还是蛮有意思的。 会做酒还得会喝酒。“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稻子也收了、油菜也种下了，田里的活干完了，该是喝酒的时候了。结婚了，喝酒；嫁女了，喝酒；死人了，喝酒；孩子满月了，喝酒；老人庆寿了，喝酒；杀猪了，还是喝酒。从“十月生”酿成的那天起，村子里到处都飘着诱人的酒香。这种“十月生”，凡喝过的人都知道它的厉害。好喝、上口、甜甜的，喝几碗都觉得没什么反应，可慢慢的后劲上来，头疼难忍，五脏六肺如翻江倒海一般。知青们在村子里的“酒福”是最好的，不论前村后寨谁家有热闹喝酒，总会把知青们叫上。渐渐地我们也适应了这清纯可口的“十月生”了。要是不回上海过年，那就相当的喝酒了。从早到晚，一天喝四户人家的酒还是少的。喝醉了，吐；吐完了再喝。连那些不知高低的狗吃了我们吐的酒菜，也都醉得跟泥土一般。 人们把“十月生”从酒缸中取出，装入一种用锡打制的酒壶。因是冬季，酒壶常常会放在桌上的一个小炉上加温，酒热了，小炉上又换成狗肉之类的菜肴；酒冷了，又把菜肴取下，换上酒壶，就这样轮流加热。原来《三国演义》里的“煮酒论英雄”“温酒斩华雄”所说的煮酒、温酒就是这样的。“喝了我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我的酒啊，一人能走青杀口……。” 因为我在临近的村子教书，吃完学生家的“轮饭”，回家总已天黑，晚上回村子的四五里山路边，有不少新的和老的坟头，因为喝了几口“十月生”真的胆子很大，就像点着小火把似的。回到自己的村子，酒局还在继续，人们围着小火炉，喝着酒，划着拳，憧憬着来年。 喝到酒，不得不划拳。划拳说是中国酒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也是中国酒文化智慧的体现。“一心敬呀！哥俩好啊！三星照呀！四季财啊！五魁首呀！六六顺啊！七个巧呀！八匹马啊！久久劳呀！全家福啊！”。划拳，就是把两人各出的手指相加，谁叫得对，谁是赢家，输家喝酒。你看那两人的十个手指在变化中带出了那么多的和谐、吉利的行酒令。划拳需要手、眼、嘴十分协调的结合，输赢皆在瞬息的变化之中。有的人可以在出拳的过程中变换手指，当然赢面颇大。难怪《非诚勿扰》中葛优发明了“猜拳器”。就在农村这长年累月的酒文化的熏陶下，我学会了做酒，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划拳。 现在我们插队的乡下，因为紧挨着县城，所以已经很少有人再做酒了。 因为城市化，老也不再自己釀制“十月生”了。回到黎川，好心的老乡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些貌似“十月生”的米酒来，一吃就知不是当年的味道，连下酒的菜“霉腐烧田螺”“黄鳅馔辣椒”都没有。一问才知道，乡下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没人再劳神做酒了；田里用化肥，田螺泥鳅都死光了。不知这是农村进步呢还是田园的悲哀。 虽然没有了原来的味道，可划拳还是照旧。“四季财啊！六六顺啊！…….”。 酒杯中有说不完的故事；岁月里有浓得化不开的酒香……。 
我曾经烧过的砖窑与照片的画面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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