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烧窑 插队在黎川的十年中，最艰苦的莫过于烧窑的那些日子了。大队书记黄奕俚终于向“走资本主义道路”迈开了一小步，决定建一个砖窑。砖窑建在联盟大队向西约一华里公路边依山傍水的一个土坡上，砖窑由九源一个卸了大队书记职务的党员饶达成负责。为了体现国家对知识青年的照顾政策，让我担任砖窑的出纳。名义上是出纳，可一个小小的砖窑，根本不需要有人来单独担任出纳，钱的事基本上由大队的会计兼了，我在窑场便是个很好的劳动力。砖窑依着山势用砖块砌成，窑底留有一个一人高的窑门，门口靠里面的地方是炉栅。窑顶是一个圆形的凹池，蓄水冷却用的。窑边上有一个很大的泥池和一块平地，人们从山上挖来红土放入泥池中，挑来水，用一头强壮的水牛，由一个人赶着，在泥池不停转圈踩踏，直到池中的红土完全踩踏成均匀的可以成型的泥块。一般踩制一池可以制砖的泥，一头牛要整整被鞭打着干上一个上午，下午才由一个老农牵去吃草。平地上有十来个坐台，从各个生产队招来的制砖工就在作台上不停的制作砖坯。九源的饶玉英、饶华仙、芦国华等小女孩都在窑上制砖。等砖坯制成一段时间，就该装窑了。我和其他几个壮劳力用竹片做成的“砖夹”不停的挑着砖坯送到窑洞里。装窑是由一个专门的师傅装的，为了保证每块砖坯都能被充分的过火，从窑底装到窑顶的每块砖坯间都要留有一定的间隙。窑装完后窑门就被用砖块堵上，只留有一个用于烧火的门洞。我和一个叫罗元发的青年以及另外两个青年负责烧窑，两人一组24小时的轮流往窑内加柴禾，一连三天三夜。各个生产队从山上看来许多大树段用来烧窑，那可是上好的木材锯成的，有的树段我一个人都抱不过来，现在想想实在是太可惜了。大火在窑内熊熊燃烧了三天后，我们又要从路下边的小河里挑水爬上高高的窑顶，把水倒入水池中，让水慢慢的渗入窑中，挑水的货也是不能间断的连续48小时。最苦的就是出窑了，为了再次装窑，我们不得不在窑洞的温度还没有完全冷却下来，就要扒开窑门，冒着高温，把一块块烧成的并且滚烫的砖挑出窑洞。外面已是北风呼啸，我和大家还穿着单衣，汗流浃背呢。每次看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面孩子们搬砖的镜头，我就想起当年在窑上出窑时的一幕。 到晚上，还是我们白天干活的这些人，又匆匆忙忙的把还带着窑温的砖块装上拖拉机运往县城，当时一块砖只卖几分钱。我们在砖窑上，睡的是用茅草和毛竹搭成的工棚，吃的是伙房每天用芋艿、芹菜做的饭菜，劳累、辛苦是不言而喻的，个中滋味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 后来不知为什么这个砖窑倒闭了，黄书记的“资本主义道路”也随着砖窑的倒闭而止步。直到我离开黎川，联盟大队都没有个像样的村办企业。 几年前回黎川时经过那个旧窑址时，窑洞已被杂草和灌木覆盖了，但我依然从杂草和灌木丛中看到了当年的我和窑工们、制砖妹子们的身影。 
合作医疗站
36、合作医疗站 联盟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可以算是整个大队的一个文化中心了。自下乡起，我们生活的许多小事就和合作医疗站联系在了一起。合作医疗站紧挨着公路，过往的人们总爱在这里歇歇脚，喝口水的。因为合作医疗站的医生经常会下到各个生产队巡医，所以邮局的邮递员也把报纸、信件放在合作医疗站。最开始芦家没有邮路，我们也常常把寄往家里或友人的信件托人带到合作医疗站，好让邮递员带回城里的邮局寄走。自从我们交钱参加了合作医疗，也到医疗站配些日常的药品，缓解各头疼脑热的。 合作医疗站总共两个医生，一个姓瞿，大家管他叫瞿医师，因为他是浙江人，所以我们一到联盟大队，就跟瞿医师靠得很近；一个姓杨，大家管他叫杨医生，杨医生说着满口的抚州话，是从抚州地区卫生学校毕业来黎川下放实习的，杨医生一边跟着瞿医师开开处方，也兼在药房发发药。因为自觉才高一等，所以也不把我们这些上海佬放在眼里。 自从我们落户芦家，瞿医师到芦家的巡诊也多了起来，我们也因瞿医师的经常光顾芦家而及时的收到家信。顾秀娟是我们中信件最多的一个，除了她父母的来信外，她远在广西部队中的恋人也隔三差五的寄来情书。但是不久，顾秀娟发现了自己的不少信件被人拆动过，家中寄来的信中夹带的钱币也多次遗失。在一次饭后，她把信中的疑惑告诉了我们大家，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聚焦在和上海近邻的浙江医师身上。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不得不把这个疑惑告诉大队黄书记。虽然疑点重重，但大队书记也没能人赃俱获，还好，瞿医师不知何故离开了联盟合作医疗站。在大队的努力下，县邮局开通了九源和芦家的邮路这才除去了大家心头的一块心病。 瞿医师走了，杨医生开始坐镇联盟合作医疗站。为了充实人员，经大队选拔，插队在石泉生产队的上海知青薛欣调到了合作医疗站，负责医疗站的打针、发药。薛欣是市三女中的高中生，聪明好学，为人厚道。因为医疗站有了个女“赤脚医生”，许多农村的女人看病时显得方便多了。在合作医疗站的那段日子，她的服务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尽管脱离了田间劳作，医疗站的待遇也不错，但作为上海对插队知青的照顾对象，薛欣还是在74年春天，告别了联盟合作医疗站，回到了上海。77年恢复高考，薛欣考入了交大，毕业后在法院工作，想必也该退休了。因为本生不在同一个生产队插队，，薛欣会上海后，我们彼此失去了联系。 薛欣走后，这个空缺被在石泉教书的鲁燕顶替了。因为鲁燕是我们九源的知青，大家彼此都熟悉。所以，九源和芦家的农民到医疗站看病也方便了许多，我们知青到大队学习、开会，总会在休息时聚到医疗站鲁燕的房间里喝茶聊天。鲁燕的父亲为女儿买了辆“飞鸽”自行车，也常常成为我进城的代步工具。虽然我们之间有着“上海知青”和“黎川知青”之分，但在大队的知青上调得只剩我们几个人时，大家的心也开始相通了起来。 合作医疗站后来还是淹没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一段时间，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的优越性变得无比脆弱，缺医少药重新回到农村，人们不得不到县城看病去了。前年回黎川时，听说是原来的黄书记的儿子黄海文从部队复员回来，承包了医疗站。 联盟的乡亲们，毕竟还是把生老病死托付给自己的医疗站。 
我在石泉村教书时的卧室兼“办公室”
37、又误人子弟 薛欣回上海了，本在石泉村教书的鲁燕到合作医疗站顶了薛欣的差事。自然石泉的书要找人教，大队向石泉村推荐了我，于是我再一次当老师去了。石泉离九源约三里路，处在九源和大队的中间。因为不在自己村里教书，与石泉的百姓关系就相对好处理一些，再当一回老师也无所谓。再说田里的活和烧窑实在是很苦的，当老师虽说是“赤脚老师”，但毕竟不用天天赤脚了。 石泉人还是很欢迎我去那里教书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男老师比女老师能管住自己的孩子。石泉人给我的待遇也不错，每周上六天课，管吃管住，另外每月教书的工资是27元，（当时上海的一般工人的赤膊工资是36元）。管吃饭，是轮流到上学的学生家里吃三餐饭。不用付钱，只要付给学生家长当天吃饭的粮票。在农村有“天、地、君、亲、师”的排列，老师占一定的地位。村上的人对老师还是比较尊重的，所以，每天的饭菜也是家长们特意准备的。有时看到某个家长在磨豆浆做豆腐了，明天一定会在他家吃饭的。晚餐时，男家长总会邀我喝上几口自家酿的米酒。人家对你寄予希望，总不能再像上回一样不负责任吧。 全石泉生产队学龄儿童二十一人，共分六个年级。一年级五人，二到五年级各三人，六年级四人。总结了上回的教训，我先对四年级的学生莫了底，发现这里的学生全部都不会使用“汉语拼音”。要把这些孩子教好，先得从“汉语拼音”教起。于是第二天的课全体上汉语拼音，只有这样，这个二十一人的“完小”才可以从容上课。凭着我在小学六年扎实的汉语拼音的功底，给孩子们一边正常的开课，一边新开和补上汉语拼音课。这个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大孩子接受得快，一个月的时间，3-6年级的孩子已经可以借助《新华字典》自己预习所教的语文内容，1-2年级的孩子也可以自己准确的拼写声母、韵母和复韵母了。大孩子下午要放牛，于是上午的课基本上是教三-六年级，六年级的学生预习语文新课半小时，五年级的学生自己用算盘做书上的题目半小时，四年级的学生上语文新课半小时，三年级的学生做算术应用题半小时，还有十五分钟对答案。一二年级就布置些作业在课堂上做；下午只有一二年级的七、八个人，就一年级上语文，二年级上算术。有时也来一堂音乐课，全班不论大小，同唱一首歌。这就是农村“完小”的特色。 石泉生产队的小学教室是在一个仓库兼会场的台上，北边有一扇门和一扇窗，屋顶的瓦片里有几片用玻璃制成的明瓦，教室就是从这些地方采光的。教室里除了这二十一个学生外，经常还有一些他们的还坐在“杠椅”上的不懂事的弟妹，只要他们一拉屎，哥哥姐姐们就开始向门外呼唤，自家的大黄狗就会冲进教室，舔干净孩子屁股上的和地上的粪便。此时，我也不得不停下来和孩子们一起观看这场闹剧。农村教书，教鞭是一定要有的，我的教鞭几乎每天都是崭新的，因为放牛的孩子总是可以从山上给我采来一种实心的竹梢。你可以用它在黑板上指点江山，也可以用它敲打学生的课桌。只有这时，我才是至高无上的。 在农村，你教学的水平再高，不教会孩子珠算，那你永远不可称为好老师的。可是，我只是在自己四年级时学过些算盘的打法和依稀记得些珠算的口诀。要教会孩子们珠算的加减法还容易，乘除法就不那么容易了。晚上放学后，我就自己重新自学，第二天就和高年级的孩子们一起，像做游戏一样，把其中的要领告诉他们。当时提倡笔算、珠算和心算的“三算结合”教学方式，我就用这样的办法在石泉小学完成了珠算课的教学任务。现在看，这样的“三算结合”方式在农村还是蛮有效的。 在我教过的这些孩子中，很多孩子都长大后都到外省市打工去了。只有一个叫罗细发的学生，现在成了联盟大队的乡长。三年前，我们一行人回九源时，没想到，他居然在人群中亲切的叫我“陈老师”。当年学校里他是最顽皮的一个高年级学生。 我曾不止一遍的看过电影《一个也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和《美丽的大脚》，这三部影片中的许多场景，如《一个也不能少》中乱哄哄的教室、《我的父亲、母亲》中老师吃的派饭、《美丽的大脚》中学生们对老师的深情，就是我当年在石泉小学的写照，也是我反复多次看这几部影片的原因。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叽叽咋咋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 
武根俚、我、武才福2014年摄于石泉生产队
38、才福和根俚 在石泉当“乡村男教师”的日子里，我结识了武才福和武根俚。 武才福当年是联盟大队的民兵营长，因为在县里念过中学，在当地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自饶营长下台后，就由才福一直与黄奕俚搭档，支撑着联盟大队的局面。武才福个子不高，却也眉目清秀的，一派书生样子。也许因为与黄奕俚搭档，也留着两撇胡子。其实当时在黎泰公路修路和埋微波电缆时我们就认识。那些无聊的晚上，才福在工棚里总会讲许多黎川有趣的楹联故事和一些现在被称着“黄段子”的趣事。我在修路和埋电缆时的表现，给才福留下了很好的映像，这次我到石泉教书多半是才福推荐的，所以我也十分感激他。 才福家住在石泉村的西头，在一幢大木房子里与武根俚的厢房斜对面住着，他与武根俚是叔伯兄弟。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在大队的地位，武根俚很顺当的开起了拖拉机（在当时农村开拖拉机几乎可以和现在开奔驰比美）。 才福以其自身的文化知识和实践经验，辅佐着大队书记，人们把他们的组合称之为黄金组合。确实当年他们执掌时期，联盟大队每年上缴的公粮，在黎川算是排在前列的。但才福对当时的政治运动并不热心，每次上级布置在农村开展的运动，才福总是比别人要慢一拍，有时也会说些怪话。因为也算是年轻，所以跟我们这些知青很合得来，薛欣、鲁燕和我都和才福成为很好的朋友。在石泉的日子，我和才福的母亲也很熟，老人家总会留些好吃的给我。那年才福的儿子出生后，老人家执意要让我这个“老师”给孩子起名。前几年回黎川到石泉，专程看望才福，未遇，他的儿子出来迎接，自报名字后说，他的名字还是我给起的，这才使我想起当年给才福的小儿子起名的故事来。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才福和黄书记不和而两人分手了。退下来的才福开始成为养鳖专业户，成品鳖远销香港市场。每年春节我总会打电话给才福拜年，但总是要在养鳖的池塘边才能找到他。 因为下课休息和午间休息没有去处，我总会到才福家的厅堂里坐坐。不久我就跟才福家和根俚家都熟了起来。我也经常会搭乘武根俚的拖拉机进城到二哥的文工团玩上一天，或者让武根俚给二哥捎上些乡下的土产。我和武根俚年龄相仿，他的母亲也把我像自己儿子一样对待，我也跟着大家称武根俚的母亲叫“妮（二）姆妈”。武根俚回家后，老人家总会邀我和武根俚一起喝口酒，划上几拳；我放学后有空也会帮着老人往灶中加把柴的干些杂活。武根俚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儿-美华，才三岁，刚刚开始呀呀学语，十分讨人喜欢。空余时，我总要到他家的厅堂里逗美华玩，妮姆妈开玩笑的要美华认我做“寄爹”。后来，美华“寄爹”“寄爹”的一直叫到我离开黎川。一次，我带着小美华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骑着玩。没想到她的小脚伸在了车轮的钢丝里，顿时把小脚跟的皮刮去了一大块。我愧疚得不知如何是好，武根俚和妮姆妈没有怪罪于我，哄着孩子上药，还一个劲的安慰我，使我深深的感动了很久。时光飞快，不知不觉，美华已长大出嫁了，现在和丈夫一起在深圳打工。前些年，武根俚把我的电话告诉给了美华，她特意从深圳打来电话，一口一个“寄爹”。我已经没法想象当年的小美华，现在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了。武根俚这几年也承包了一些山林，种上“荷栗”，收入也还不错。只是前几年见到他时，已是一头白发了，也许是武根俚后来遭遇了更多的不幸所至。 我离开黎川卅年了，两位老人也不知哪年去世，我连个唁电都没能发。但武才福和武根俚在我的下乡生涯中给与我的帮助、他们慈祥的母亲带给我的温暖和他们可爱的儿女给我带来的欢趣，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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