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知青们的老何 几十年过去了，黎川县城里会知道老何-何存其的人应该不多了。但是在回城后的许多上海知青（特别是社苹公社）心中，却使终没有忘记老何-这个黎川上海知青的和蔼可亲的大哥哥。 结识老何纯属我一起插队的二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的接班人并写入了党章。全国各地开始了“大树特树”领导人的形象，在主要街道画巨幅画像便是其中的形式之一。 二哥被从田头借至黎川县文化馆，与文化馆的武一平和黎川县银行的何存其一道，在当时县京剧院对面的广场冒着初夏的骄阳，攀上高高的脚手架，按图放大，将领袖的光辉形象画在七米高的砖墙上。 那些日子，我总会借机进城看三人画像的进度。三人见了我，也总会从脚手架上下来陪我喝口茶抽颗烟的小息片刻。老何待人很谦和，每次都会问长问短的聊些乡下的生活。当然我也会向武、何二位长者提些问题。 有一次，我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疑问，低声问老何:“至小就知道井冈山会师是主席和老总的，怎么换成×总了呢？”这样的提问在当年是犯大忌的。老何满脸推笑不以为然的答道:“反正都是总么。”一个心照不宣的回答让大家都笑了起来。 那一幅《井冈山会师图》直到一九七一年的十月才被“最高指示”的大字所复盖。只可惜当年武一平、何存其和二哥在画像完工后以画像为背景的一张工作合影无法找到，让人遗憾，这也是老何第一次与上海知青的合作。 在老何工作的银行宿舍里，常年都显得零乱，倒是墙上的一些铅画纸画就的素描画，让人看到老何的绘画功底。 老何的宿舍离县城汽车站只几步之遥，许多与老何相识的上海知青无论是进城还是回上海，路过县城，都会在老何的宿舍落下脚。对于临时到来的上海知青，老何从来是来者不拒。因而这十几平米的宿舍俨然成了社苹公社上海知青们遮风挡雨、御寒取暖的“家”。 老何是县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微薄的工资也只是勉强度日。可是，凡是有知青们到访，老何的热水瓶里总有用不完的热水、老何的桌上总有可以充饥的饭菜、老何的床上总有暖和的被褥······。吃饱了，睡好了，上海知青们又背起行囊，匆匆踏上回乡的路程。真的难以想像，老何是以什么样的毅力，支撑着这年复一年的为知青弟妹们的迎来送往啊？ 上海知青们来到县城总少不了和老何一起喝酒。一盘花生米，两瓶“四特酒”或“李渡高梁”，可以让激情四射的划拳持续到深夜。老何是江苏扬州人，与上海知青们地源相近，又共同远离故土。因此这样的“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也多少寄托了大家的思乡之情。 七一年秋，老何在《中共中央57号文件》还未在群众中传达前，就把这个从上海知青处得来的文件概要私下传播。这在当时是犯了大忌的，黎川县委组织部门通知县银行对老何实施限制活动，老何也成了黎川县城“关禁”第一人。老何所有的行动都被限制在他那十几平方米的宿舍内，长级领导不断找老何谈话，要老何提供其散布消息的源头。为了保护上海知青的弟弟妹妹们，老何巧妙的以“在电影院无意听来的”“黑暗里没看清脸”打发了有关领导，从而也为传来消息的知青设下了保护。直到那个“披了一件马克思的大衣，偷了三只鸡跑到外国去”的传说大白天下，老何才走出宿舍，重又与知青们举杯相庆。 “老何”，其实并不老。只是大家对何存其的一个尊称罢了，老何也是黎川县城里的文体活跃分子。在黎川东方红大道上有一座座椅用水泥建筑的灯光球场，人们经常可以看见，老何会带领在已在县城参加工作的上海知青们在球场的篮球架下扣篮腾挪。老何穿着印有“黎川”字样的球衣奔跑的样子，至今还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 因黎川县城的市政改造，黎川银行里老何的宿舍连同那砖瓦建筑，早已不复存在了；老何也因病去世很多年。 老何的离去，让回城多年的上海知青们感到无比的惊讶，也让上海知青们失去了一位知心的大哥哥而痛心不已。 前些年，怀着对黎川的深深眷恋，上海知青们重回黎川探访。人们没有忘记这位“知青们的老何”，专门集体前往黎川城外老何的墓地祭扫。添上一柸土，敬上一碗酒，烧上一柱香，献上海知青亲手撰写的祭文······。 杜鹃盛开，松柏常青。这些当年的知青弟弟妹妹们，轻轻的围绕在老何的身边，无限深情的缅怀着自己的大哥哥。人们久久的凝望着老何的墓碑: 安息吧老何，我们再也不打扰您了！您永远是我们知青们的；我们也永远是您老何的！ 黎滩河会记住，那个老何为上海知青遮风避雨的小屋； 日峰山会记住，那段老何与上海知青患难与共的日子。 28、抓鱼 农村生活是没有副食品供应可谈的。吃一次猪肉要耐心等上一到两个月，蔬菜自己种，豆腐自己做，鱼类基本靠自己抓。在黎川的农村生活有一种工具是不可少的，它由鱼叉、鱼篓和摇炉三样组成。鱼叉是用钢铁制作的有点像个“木”字，鱼篓是用竹篾编的，摇炉也是用铁条编成的小篮。春、夏季里人们会用松树根部含有松脂的木片（当地人叫松光）点燃后，照亮水田，用鱼叉叉向水田里的泥鳅、小鱼或黄鳝，顺便也拾些田螺。总之吃完晚饭，在周围的梯田上走上一圈，可以改善几天的伙食了。“泥鳅炒辣椒”可是最下饭的菜了；小鱼则放在锅上用小火烘焙成小鱼干也可留着吃几天；田螺可以养在盆里，要吃就炒上一碗。黎川的炒田螺是很有特色的，主妇们把锅烧得火热，把割去壳尾的田螺倒下，再放入一种叫“霉豆腐水”的汤汁，翻炒几下就出锅了。前几年回黎川，我点名让老乡炒一碗“霉豆腐水田螺”，可惜他们告诉我，农药和化肥导致田螺都没有了。 我们下乡不久，就添置了渔具，也跟着乡里农人晚上抓些田里的水产过起了这种田园生活。有一个夏日的晚上，我在一块较深的田里看到一条仰面朝天睡在泥水中的黄鳝。我还以为是死的，就用鱼叉将它拨动了一下，不想这条硕大的黄鳝立刻翻身钻入泥中。其实不管死活先用鱼叉叉去就好了，一碗美味的“爆鳝”就在我的一念之差中溜走了。 老乡们还有一种集体捕捉鱼的办法。在农村有一种叫“鱼藤草”的草药，人们把它采来捣碎，用草的汁溶化在水里，既是一种置鱼于死地的药水了。后来，因为老鲁调回县物资局，村里的人让老鲁搞到一种叫“鱼藤精”的低毒农药，代替了自己配制的药水。 人们把这种集体药鱼的行动称为“吼聂”。我在乡下时也跟着乡亲们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吼聂”。这样的行动一般总是在下半夜才开始，因为动静太大会引来邻村人的光顾，人一多可以捉到的鱼自然就少了。终于等到下半夜，大家挑上配好药水的木桶向黎滩河出发了。一路上没有人说话，连咳嗽都不敢。一到黎滩河，大部分人在河滩边坐了下来，几个挑着药水桶的人继续往河的上游约两华里处走去，从那里把药水倒下。一旦药水顺着河水流了些时候，河中的鱼就耐不住药性，会翻起肚皮来。这时上游的人就会点燃摇炉中的“松光”向下游的人们发出信号。河面上几乎同时火光通明，吃错药的鱼儿此时全无力气，任人捕捉。等周围的人们发现有人在药鱼，下河追随时，只能捉些漏网之鱼了。天蒙蒙亮，我们背着满满的鱼篓回到了芦家村里。洗鱼、晾晒、腌制、烘焙，这样等夏秋青黄不结的日子就不愁没下饭菜了。这样的小鱼干十分鲜美，现在黎川还有用这种小鱼加工成休闲食品的小包装投放超市呢。凡是吃过这种叫“鱼仔干”的人都会为它的鲜美而倾倒。  29、鸡犬之声 为了在乡下吃到鸡蛋，我们开始时是跟村里的老乡买的，后来也学着养鸡下蛋了。春天，我们从集市上买来十几只雏鸡，用稻谷和菜蔬精心喂养着。鸡一般是散养的，我们厨房背后是一个高高的山旁，我们就和村里人一样，把鸡散养在山旁下面的空地上。小鸡一天天长大，我们可等着它下蛋呢。可是山旁上是茂密的灌木林和蕨草，丛中活跃着狐狸、黄鼠狼、果子狸等专门吃鸡的动物。中午时分，小鸡常常会在山旁下或捉虫、或嬉戏、或晒太阳，完全没有知道食肉动物对它们的威胁。村里人也只是在听到鸡被叼走时发出的鸣叫，才大声呼叫着“巫危呃！”“巫危呃！”（狐狸呃）但为时已晚，受到惊吓的鸡也一个个目瞪口呆。各家的鸡养到过年，总要被山上的狐类吃掉不少。等到我们养的这些鸡终于可以下蛋时，也就剩下五六只了。当鸡生下第一只鸡蛋时，两个女生兴奋不已，因为今后不用再向村民们买蛋吃了。 村里人家家户户都养着狗，一来是看门，二来是到冬天吃狗肉。我们也向邻居要了一条小狗仔，每天用剩饭喂养着，倒也长得玲珑可爱。春节来临，大家都先后回上海过年去了，狗也被大家忘记在村里。等从上海回来，村里的乡亲们一片告状声。原来这条狗因为我们不在，无人喂养，开始学着偷吃村里人的东西，最不能容忍的是它还偷吃村里人的下蛋鸡。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条狗没跟我们几天就死在乱棒之下了。 养鸡还可以，养狗不行，我们又养起猪来。也许是我的注意，大家同意养头猪。我们跟队里申请从山上砍了几十棵松树，请小木匠帮忙搭了个猪圈，又向队里买了一头小猪仔。 村里人看我们也养起猪来，倒也觉得很开心，因为不久他们也可以吃到上海知青们的“杀猪饭”了。村里人划出一块不大的池塘给我们，这样我们好在池塘里放养一些“水浮莲”来作为猪饲料。看人家养猪，没几个月就大了许多，怎么我们自己养的猪一天都不见长。其实我们也没东西给猪吃，整天让猪吃水浮莲，能长肉吗？这头可怜的猪，跟着我们没吃没喝的过了约大半年，因为人都上调走了没人管，才由队里的猪场收养了它。也许是先天的不足，任你队里的猪倌怎么喂，总不见长膘。后来在一次生产队加餐时把它杀了，连肉带骨的总共才六十多斤。本想“一头老母猪，二亩三分地”的在芦家过上些日子，结果鸡飞狗跳的什么都没养成。倒是苦了顾秀娟和邬有芳她们，在那些日子，她们除了每天操心着大家的伙食外，还要忙里忙外的喂猪喂鸡的。现在想来倒也是的，那些岁月里，人能好好的过下来就已经不错了，还折腾那些生命干什么？ 30、飞斑走兔 在江西的农村，几乎家家都有一支火铳。这种火铳我曾经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南昌的八一起义纪念馆里见过，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起家时，就是使用的这种叫火铳的武器和国民党匪军作战的。火铳的构造十分简单，一根钢管、一个发火的扳机和一段比较坚硬的木托。人们在钢管里装上火药和一些绿豆大小的铁丸，扣动扳机就可把铁丸射到几十米开外。铁丸发射出去时呈散开状，所以猎物只要在射程之内，一般很难逃脱。 九源有不少打猎的好手，每到冬天，人们就会到山上打些野物来，最多的是斑鸠和野兔了。据说这两样东西也野味中味道最鲜美的。冬天的早晨，天蒙蒙亮，斑鸠就会在树林里寻找食物。猎手们需要冒着寒风和早晨的霜冻在林子里守候许久，一个早上运气好的，可以打上七八个斑鸠。然后骑上自行车赶到县城的街市上卖掉，换些钱贴补些家用。在当时这还算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呢。打上一两个斑鸠的，跑趟城里划不来，也就自家享用了。我住在九源时常常会花上一两元钱从农户们手里买几只炖来改善一下生活。有一年回家过年之前，我跟村里的一个叫饶火生的长者预定了五六只斑鸠准备带回上海，他老人家起了两个早为我打来了四只又肥又大的斑鸠。那年家中过年的餐桌上多了一道野味—炖斑鸠，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当年那斑鸠汤的鲜美来。 秋收一过，山上的梯田里就不再种农作物了，但为了来年的庄稼有足够的绿肥，人们会在田里撒上一种叫“红花草”的草籽。红花草是一种耐寒作物，整个冬天都长得十分茂盛，它也是野兔的美餐，一到晚上野兔必定会来到长有红花草的田里进食。村里的人请我帮忙，用八节一号电池安装成即可用四节电池照明行路又可用八节电池打猎的“头电筒”，这样就可以腾出手来持铳射击了。野兔在田里，只要你用一簇光对准它，它就一动不动的蹲在那里了，反射出两只红红的眼睛。瞄准-开火，一般十拿九稳的就是你的盘中美食了。兔皮可以卖钱，兔肉可以卖也可以自己吃。人们常用兔肉和糯米一起烧成“兔俚批糯饭”。把刚打来的野兔切成小块，和浸泡过的糯米加油，放在烧热的大锅上不断的翻炒，浇上水煮开后，撤火焖上十来分钟，起锅时撒上蒜花，那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在现今的餐馆是没法享用到的。只是在吃兔肉时，时不时的会有人吃到射入兔肉里的铁丸。要是今天你在饭店里吃野味能吃出铁沙丸来，那野味一定不是家养的，那才是真的野味。 就凭着为大家制作“头电筒”，我白吃了不少“兔俚批糯饭”。飞斑和走兔这样的美食后来在上海的餐桌上再也没用见到过。 后来我也跟着村里的一些猎手们上山围剿过一种叫“麂”的鹿类（当地人管它叫山羊），那也是一种“左牵黄，右擎苍”的狩猎乐趣。狗把山羊从树丛中赶出来，人们分别守候在各个隘口，用铳把山羊射杀。村里人会专门为这山羊肉摆酒、划拳，吃上好一会，参加狩猎的狗也能分享山羊的部分精华。 战争年代，黎川人民用手中的火铳打败了蒋匪军队的五次围剿；和平年代，火铳又赋予了勤劳勇敢的黎川人以新的功能和含义。 枪杆子里面……。 
2005年重回芦家村与周祥兴摄于村前，身后是是我们曾经的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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