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饶家的呜咽 在芦家的屋檐下，还居住着一户叫饶玉俚的一家四口，他们是从城里作为社会闲散人员被下放安置在这里的。饶玉俚的老婆是一个十分忠厚老实的女人，我们跟着大家称她饶玉奶。两个孩子老大叫饶歪子，老二叫细歪子，虽然还未成年，但也为队上放牛争些工分贴补家用，有时也下田学点农活。 因为饶玉俚一家在芦家是非“芦”姓人口，所以常常受到村里人明里或暗中的欺负。饶玉俚已经五十出头的人了，每天和其他男人们干着一样的活，却只可以获得比别人少20%的工分，饶玉奶也是如此。村上人晒在山上的柴禾缺少了，第一个会怪罪到饶家头上；饶歪子两兄弟放牛吃了队上的水稻，扣的工分总比别的孩子多……。他们一家就这样在芦家忍气吞声的生活着。 由于我们的到来，给饶玉俚一家带来了一线希望。因为，他们看到非芦姓的力量在有所增加。所以，对我们，特别是对两个女生表示了十分的热情。从我们到芦家的第二天起，就在他们家吃了好几天的派饭。端午节，饶玉奶会让二歪子把香喷喷的粽子送来让我们大家吃；饶玉俚家里杀了猪一样让我们和村里一起吃“杀猪饭”；我们春节回家时，饶玉奶也和大家一样，捧着自己做的米糖，让我们带回家。他们无时无刻都让自己表现得和芦家人一样的平起平坐。 可是，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 下乡的第二年夏天，夏收夏种大忙的季节到了。全村的男女劳动力都被要求下地干活。女人们除了下地割稻或拔秧外还要做好男人们一天的饭菜。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四个男生就跟着村上的男人下地拔秧栽禾去了，天刚亮，女人们也来到秧田，数天下来人人筋疲力尽。有一天，也许是女人生理的原因，饶玉奶向队长请假，要求在家休息一天，队长以人手紧张为由没有同意。那天早晨饶玉奶不顾队长的阻止，还是没来上工。这在农村可是犯了天条大忌，当天晚上队里就召开社员大会，对饶玉奶的行为大加批判，并决定扣除几天的工分。语言的批判对农村人其实是无所谓的，最不能接受的是扣工分，那是要命的啊。 在当时一个男人出一天工，加上早工的工分是12分；女人不出早工是6分，年底分红一个工分合八、九毛钱。一下子要扣去几天的工分，对饶玉奶一家的打击太大了。第二天，饶玉奶还是哭哭啼啼的出现在拔秧的田里，没有男人们的劝说，也没有女人们的安慰，只有饶玉奶一人喋喋不休的诉苦和擦泪。晚上饶家一家人坐在昏暗的油灯下，饶玉俚死命的抽着黄烟，咳嗽和叹息着。饶玉奶不停的张罗着家务，心里充满着怨恨和不平。几天来，饶玉奶像失了魂似的，神情恍惚。我们也为此而感到愤愤不平，但我们又能微不足道的做些什么呢？我们也为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寒而栗。 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可以说是最底层的干部，但他却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一天早晨收早工时，饶家的三个男人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呼喊，饶玉奶在自己的家中上吊自杀了。大队、公社和县里的干部出现在小小的芦家村，没有迹象表明是他杀；大字不识一个的饶玉奶也没有留下遗书来诉说自己心头的不平，没有赔偿，没有公正。饶玉俚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将饶玉奶遗体草草入殓，埋在了离村子很远的山上。饶玉俚已经欲哭无泪了，老人呜咽着踏进家门，环顾四壁，追思自己朝夕相处的老伴。只有大歪和细歪，好像一夜之间长成了大人，在两人失去母亲后痛苦的眼泪里，闪耀着熊熊的火焰。 不久，在亲戚的帮助下饶玉俚带着二歪子离开了芦家，到县城谋生去了。 饶玉奶让我第一次看见了人生道路上的风波险恶。 
1974年徘徊于黎滩河边
24、上调 大批的知识青年下乡两年后，中央发文选拔下乡满两年的知识青年到工厂矿山工作。小猫因为是工人家庭出身，被第一批入选到江西乐安的一个矿山工作。当时，国家正与苏联、美国在进行一场紧张的军备竞赛，需要大量的制造核武器的原料。乐安盛产铀矿石，需要大量的工人。 我和小猫同吃、同住、同劳动两年了，当然舍不得小猫的离开。在这两年里，小猫也像我的哥哥一样，处处关心着我。他带了不少书到乡下，我就和他在一起，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通读了这些上海带来的书籍，有些在当时还是禁读的。从那时起我在小猫的影响之下喜欢上了中国的一些古代文学作品和中国的古诗词。 记得那是个中秋的晚上，为了送小猫离开黎川，我们在十里山大队戴建国他们的一个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里聚会。十里山的女生们买来了鱼肉、酒菜，各自拿出了从家中寄来的月饼，大家边吃边聊，讲述在一起的难忘日子。大家从明月升起，到月落黎河，通宵达旦，久久不愿离开。此情此景正应了“何事常向别时圆”的诗句。 汽车就要开动了，我用身上仅有的钱，在车站的小店买了些苹果，塞进小猫他们就要开动的车厢。九源和十里山的知青都到车站送行了，因为这是我们中第一个和大家分手的伙伴。虽然没有过多的伤感，但依依不舍的表情还是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下一个该是谁上调呢？ 谁也不曾想到，在小猫与大家分手后的十几年后，小猫经朋友介绍与十里山的一位女生周淑英结为连理。那天她就在送行的人群中。 每次我把身边的同伴送离九源，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这种感受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前途在哪里？事业在哪里？爱情在哪里？ 极度的悲观失望，极度的丧失信心，极度的孤立无援。 我开始把自己融入到九源老百姓的生活中，我发奋的劳动，等待着命运之神的眷顾；我在崎岖的山路上漫步沉思，挖掘心灵深处的每个希望；我和老乡们下河捕鱼、上山狩猎，寻找生活中的每次乐趣；我在黑夜里打开收音机，聆听国家的每一条有关的新闻，从中捕捉改变现状的可能……。 好心的老乡已经开始热心的劝我在黎川找对象成家了，也有人想为我做媒。但我坚信国家是不会不管我们知识青年的，上调工厂、读书的毕竟只是极少一部分。我的命运是和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的命运连在一起，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总有走出九源的那一天。 我苦苦的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从小猫上调起直等到八年后，我才离开黎川。 
左边是“小木匠”张兴旺
25、 “博俚”的婚礼 在九源的十年里，博俚（木匠）-张兴旺成了我同龄的好友，我们一直叫他小木匠。他比我大几个月，但已经学得一手好手艺，整天走东窜西的，为乡邻们修农具、做家具、造房子、盖猪栏、做棺材。在九源也是深受大家欢迎的青年。 一转眼的工夫，小木匠已经要结婚了。 老丈人-饶堂生在离九源十里之遥的黄山村，女儿饶国英也是当地的一个小美人。在黎泰公路修路时，饶堂生是大队的厨官，主持着联盟大队修路大军的伙食，很多人也叫他堂生毛姑。修路的小伙子个个都知道他家有个“小九妹”，一个个都争着叫老人“丈人公”。我们虽然没见过他的女儿，因为无聊，也跟着大伙叫他“丈人公”。最后，这个“丈人公”家的“小九妹”还是名花有主，花落小木匠了。 从秋收过后，张家就开始筹办起小木匠的婚事来。小木匠也美美的等待新人的初嫁，次年的正月初四是大喜的日子。小木匠早早的告诉我，要我春节无论如何不要回家，参加他的婚礼。被当地人邀请参加婚礼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我写信告诉父母，准备过年不回上海了。 春节到了，因为是我第一次在村里过年，村里的人都把我当成贵客看待。从腊月廿六开始村上就开始杀猪、起鱼塘、做糖、炒干果，整个生产队里一派喜气洋洋，完全不同上海过年排队买副食品过年的景象。我被村民们拉到东家拉到西家，轮流吃饭喝酒，完全忘记了我是在异域他乡过年。 正月初四那天，我被邀请参加了迎新的队伍。农村有个规矩，迎新娘的人一定要是没结婚的小伙子。上午吃了早饭，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向黄山出发了。那天天气真好，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堂生毛姑早已在大门迎接，迎新的一行人被列为座上宾，国英的娘家人又是点烟又是倒茶，好不客气。中午是八碗八碟的“行嫁出阁酒席”。我是远道而来的上海客人，又是小木匠的好朋友，当然赐上座。（客堂酒席的上方有两个桌子，一桌是新娘的母舅座上手，另一桌就是我了）。 宴罢，新娘就该上路了。那时接新娘已不用花轿改用自行车的，新娘被指定坐我的自行车。新娘的舅舅把新娘抱出了廓门，在我车上坐定。新娘的母亲擦着眼泪送到门口，依依不舍的看着我们把自己辛辛苦苦抚养长大的女儿接走了；国英在自行车上哭了几声，也表示对父母的依依不舍。其实，此刻新娘子的心早就飞到了新郎倌的身边了。后来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新娘原理”，商家想降价出货时，总是说，不舍得卖，其实巴不得早点卖完。 从黄山村上了大路，我们的车队直奔九源而去。快到九源之前会有一些山坡，平时我们骑车都会下车推行的，本以为新娘也会下车步行一段。谁知我让新娘下车，新娘子执意不肯，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新娘子推上坡。原来，新娘子在进新郎家之前是不能双脚落地的，不然人家会说新娘是自己走来的，而不是接进门的。真是“哪个来推我么？”“我来推你么！”。 等到了九源新郎家，我把新娘交到新郎手里。人家拜完天地时，我才发现自己身上的内衣裤全都湿透了。喜酒要吃三天，几乎一天是四餐酒。划拳-喝酒-吐酒，再喝酒-再划拳-再吐酒。就这样，连狗吃了我们吐的酒菜都大醉了几回。 这是我第一次在乡下过年，也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经历黎川农村百姓人家的嫁娶全过程。 博俚婚后生了几个小孩都是女儿，最后来终于生了个儿子。现在博俚一家都搬到了城里去了，以杀猪卖肉为生。据说他的儿子还是蛮出息的，从南京某军事学校毕业后，在广州某部队当上了职业军官。 博俚一家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每年春节，我们都会互通电话恭贺新年。2001年博俚的大女儿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县城打工生病住院，我得知后特意从上海赶到太仓医院里看望他的女儿。 那年博俚得知我要回黎川，从春天起，博俚的新娘就开始到附近的山上采“笋臂呃”（一种小竹子长出的小笋），焙干了等我回黎川时送我。我们知青一起回黎川的那次，博俚一家特意摆下了接风酒，十分热情的款待我们。我们之间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 时光终于使我和博俚都步入了知天命的年月，在国英身上也早已寻找不到当年出嫁时的风采。但我们每次相遇，总像回到那个风华正茂的年代。 衷心的祝博俚一家兴旺发达，美满幸福。 
1971年九·一三，坠落于蒙古温都尔罕的256号三叉戟
26、中共中央文件 1971年的九月下旬，秋收还没有开始。 我和二哥还是跟往常一样，县城里放新电影，总会在收工后，到十里山约上戴建国、俞家华、李伟忠一起，步行去县城花上一、两毛钱看次电影。 已经记不起那天是哪部电影了，那时放映正片前都会放一些最近的新闻纪录片，纪录片所播放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以及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分别会见外国来宾的内容。戴建国、俞家华、李伟忠坐在我和二哥的左侧位子。透过余光，我感觉到他们三人的头紧紧的凑在一起，看着影幕上的人群并在窃窃私语的议论着纪录片中的首脑人物，我从他们神秘的交谈中隐约听到“怎么还在出来……”这样的字眼。自从中旬以来广播里和报纸上已经很少再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照片，电台里也很少有领袖们和他们军队领导人的近况报道。那个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名单见报或广播时一般会报很多人，少了哪个人，国内外都会引起人们对国家人事变动的猜测。联想到最近许多领导人的没有露面，和戴建国、俞家华、李伟忠三人神秘的交谈，我断定国家一定有事情发生了。按以往的习惯，看完电影我们都会在戴和俞那里住上一晚，那天我们连夜回到了芦家。一进门我就打开收音机，希望从外电报道中得到一些消息。（在黎川农村，收音机受到的干扰很小，“美国之音”“伦敦BBC”和台湾的对大陆广播都可以十分清晰的收听到。）虽然没有一家电台有关于中国领导人出现变化的报道，但我还是坚信中国的高层领导一定又有新的变化。 我在耐心的等待上海家中的来信。自从插队以来，姐姐经常会写信给我，信的内容涉及一些她们农场的生活、国内外时局的变化，有时也会抄些当时流行的歌曲。姐姐的信几乎就是一份小报，大家都可以轮流传阅。9月27日上午终于等来了邮递员老张送来的信件，姐姐的信里传达了一个后来震惊世界的秘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坠机蒙古温都尔汗。姐姐在信中还特意抄录了杜牧的一首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信的最后附言道：“看后烧毁。”在那个年代里传播这样的消息是要杀头的。 接着我又看到县里召开全体党员和四级干部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三天，会场被严格封锁，连与会人员吃饭都有县武装部的人带队出入食堂。队长饶木生和党员们从县里开完会回到了九源，一个个还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晚上开社员大会，队长饶木生还带着大家照例把《毛主席语录》上林彪的“再版前言”念了一遍：“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心想，为什么还要再念林彪的东西，难道姐姐的信只是一个谣言的传播？还是为了保密虚晃一枪？ 第二天，我和村里的几个大孩子来到一块向阳坡的梯田割稻子，要把心中这个天大的秘密披露的欲望，无时不在支配着我。我在休息时把那些大孩子们叫到身边说，我要告所大家一件事，但每个人必须对天发誓只可以自己知道，不告诉别人，即使是自己的父母也不能告诉。这些大孩子都已经十七八岁了，金福和仔俚的爸是县里的干部、大仔的爸是联盟大队原书记、桂福和银仔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望着大家坚定不移对天发誓的样子，我终于把林彪叛逃和坠机蒙古的新闻在田头发布了，大家当场目瞪口呆，几乎没人敢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叛逃的林彪联系在一起。 我知道这些大孩子中间一定会有“叛徒”。果然，大仔当晚回家就把我讲的新闻告诉了自己的父亲。为了保险，我在当天收工后就离开村子到李伟忠他们队去了。第二天大仔的父亲立刻把我在村里散布消息的事汇报大队，按当时的规定发布消息的人全部要隔离起来的。大队里派人找了我两天，中共中央10号文件宣读的那天，我回到九源。饶木生让我为全体社员完完整整的宣读了文件的全部内容。 无助的知识青年们除了靠自身在农村的努力外，国家政治的变动无疑也带来改变命运的可能。林彪事件使许多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复出，我们在等待着上山下乡政策有新的变化。但是林彪小舰队在“五七一纪要”中为知青说了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公道话，知青们在后来的“批林运动”中重点批判的就是这句话。 这样一来，使知青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的可能又变得暗淡起来。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