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邮递员-老张 我已经记不得邮递员老张的名字了。但在黎川，是邮递员-老张用他那绿色的自行车和车后的邮袋，默默无闻的串联起了东风公社上海知青十年插队生活中全部的亲情、爱情和友情。 初到黎川农村的第一个晚上，我们伏在老乡的桌子上，就着昏暗的油灯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封家书。“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此致敬礼！”第二天一早便开始盼望着邮递员的出现，把我们的“一封家书”带去县城，投入邮箱，递回上海的家中。 第一次见到老张，一个黎川本地男子，四十岁左右。常年在邮路奔波的原因，黝黑的脸庞透着红润，结实的身体却多少有点躬，忠厚老实的样子，一看就觉得是个值得托付的山乡邮递员。 老张从我们手中接过了信封，只告诉我们，信寄到上海，你们的爸爸妈妈大概要三天后才能收到。望着老张跨上车远去，我们开始像等待亲人一般，等着老张带着上海的家信再次到来。 伴随着老张那悦耳的车铃，我们甚至可以在路边的田头收到父母、友人的来信。这样的来信，除了问侯与勉励，还有诗抄与歌谱，几乎每张纸都可以在知青之间传阅。 一九七一年九月底的一天，老张照例在我们收割的田边送来了上海的来信。在迫不及待中撕开信封后，知青们一改往日的彼此传阅和逗笑，默不做声的收起信纸。收工后躲进屋里聚在一起，重新逐字逐句的看了一遍又一遍。因为信中的一个“捅了天”的消息让每个人惊讶无语:那个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猖狂出逃而坠机温都尔罕。信的最后特别写道:看后即毁！在点燃的信纸跳动的火苗里，我们仿佛也看到了什么，于是，彼此在心中开始等待起了什么。 在漫长的日子里，老张骑行在我们插队的乡间小路。也不断传递着来信和《人民日报》、《江西日报》，从这些隔天报纸的字里行间里，我们知道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中美联合公报、77恢复高考等，那些着改变国家命运和知青命运的重大事件。 一九七六年清明过后不久，老张兴冲冲的把报纸和上海的来信递到我们手中，不无好奇的问道，今天的信好厚啊？拆信后，除了一张信纸的问长问短外，其他都是手写的诗抄，也就是后来公开发行的《天安门诗抄》。“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字里行间是一声声怒吼，是一声声咆哮。不免让人热血沸腾。真的好想大声的朗诵，让农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来自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檄文。放眼望去，他们依旧弯腰在田间插着手中秧苗。 天边，惊雷阵阵，暴风雨就要来了。 每年的中秋前夕，老张总会满带笑脸的把家中寄来的“杏花楼”月饼送到我们手上。谁都会小心翼翼把月饼切成几块，每天品尝一小块，以此寄托思乡之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举头望明月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在为命运的改变而默默祈祷。 同村的插姐在黎川的那些年，盼望老张到来的迫切，比我们其他人更甚。插姐的恋人入伍在中国的南方海边城市，远隔万水千山，却又心心相依。老张倒也善解人意，每次有插姐的远方来信，老张总是第一个把信交给这位兵哥哥的甜蜜恋人。就这样，老张用他那醉人的车铃，串起了赣邕两地的爱情故事，也让这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佳话在我们知青间流传至今。 老张作为一个邮递员，也曾让很多农村人羡慕不已，毕竟是吃公家饭的。但成年累月的骑行在山乡的小路，风霜雨雪、日晒雨淋的，个中辛苦只有老张自己知道了。老张与所有的乡村邮递员一样，以个人的辛劳为山区的农村送去了温暖，为身在农村的上海知青带来了远方的真情。 一九七九年，老张为我送来了上海同意回城的信函。当我从老张手中接过信函时，欣喜若狂的那一刻，让我忘记了与老张握手。这位十年来为我递送了无数家书的普通邮递员，也许无法体会一个上海老知青此刻的激动，只是按响了我听惯的车铃又骑上了乡间的小路。只到看着老张消失在竹林深处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还能见到这位绿衣兄长。 每一个在黎川的上海知青，都从乡村邮递员的手中接收过家书，接收过公函。那熟悉的车铃，那熟悉的笑脸，只是我们黎川岁月中的一瞬，但他却是我们知青青春生命中的鸿雁，是那样的让人难以忘怀。 让我们记住知青岁月，也记住知青岁月里的乡邮。 老张，你好吗？ “鸿雁 天空上，对对排成行。江水长 ，秋草黄······鸿雁 向南方，飞过芦苇荡。” 
黎滩河畔文学家张恨水旧居
20、黎川话 就像出国一样，我们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语系的地方。对于老表们说的话，除了能猜出几个单词外，几乎没有一句话可以听懂的。 黎川由于地处赣闽边境，域际多邻，语言特点的形成，具有较复杂的因素：即同时带有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口音，又同时具有本县独立的特色，同时带有浓厚的古文韵味。我们从黎川话的你、我、他学起。黎川话把你叫“乃”、我叫“奥”、他叫“截”，把我们、你们、他们叫成“奥道”、“乃道”“截道”。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夹杂着许多古代用语，例如：把不要说成“莫要”，谢谢说成“多谢”或“难为”，过一会说成“挨下”，因此说成“故此”……。罩衣黎川话称“加皮褂”短裤黎川话称“虚裤”棉衣黎川话称“顿衣”衣袋黎川话称“荷包”对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后面加“个”称呼,...用“呃”“仂”等音加在名词后面作附加成分,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子”“儿”等词尾。比如:豆呃(豆子)、梨呃。 为了听懂人们说的话和能够用黎川话与老表们交流，我们就特意留心听女人们在田里的谈话或吵架。男人们就在一边用生硬的普通话给我们解释，慢慢的我们可以用黎川话必用的单词和着普通话，开始与老表们交流了。一旦有了语言的沟通，我们和黎川人民的距离立刻被拉近。人们也不把我们当外人看待，我们被邀请吃老乡们的“杀猪饭”，被邀请参加村里男女青年的婚嫁喜庆活动……。 在和人们的交流中，我还学到了许多流传在黎川民间的有趣故事和楹联。在黎泰公路修路的每个晚上，总有人会讲些故事来消磨时光。至今我还记得有人讲过的一些片断和有趣的楹联。其中，一条名为“烟锁池塘柳”的上联的每个字的边旁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火、金、水、土、木”的五行元素，据说至今无人能对。还有述说师生关系的“新竹长长过老竹欺压先生，老莲种种出薪莲包含小子”的对联，都让我看到黎川民间的文化内涵。每当想起这些有趣的对联，就使我想起在莲荷峰修路的那些日日夜夜。 在黎川的十年间，我用十分标准的黎川话与每个当地人交谈，以至于如今在上海的公交车上听到黎川人说话，也会不自觉的用黎川话和那些不认识的黎川人交谈到下车。在上海与黎川的朋友们通电话，我在电话中一定是用黎川话的。 黎川话也成为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深深的印记。 后来在无意中发现，一代文豪张恨水居然是曾经在黎川生活很多年。在他的巨作《金粉世家》的许多段落中，流露出极具黎川地方特色的语言。 哎！不是乡音的乡音。 “恰呃饭谋（吃饭了没有）？” 
2005年邬有芳、顾秀娟等上海知青与黎川知青摄于生产队通往县城的唯一隘口
21、卫星上天 1969年的4月1日，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收音机里一遍又一遍的传来了从卫星上传来的“东方红”的悦耳的音乐和我国政府发布的新闻公报。 尽管卫星在天外不停的围绕着地球不停的转动，“东方红”还在不停的回响耳边，可我们烧饭的柴禾就要没了。 农村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女人可以比女人提前收工回家干些做饭、砍柴、洗衣之类的家务。那天顾秀娟和邬有芳照例也随村里的女家婆们收工了，为了不使烧饭的柴禾断档，她俩拿起柴刀上山剁柴去了，直到我们收工还不见两人回来。我们四个男生同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天黑前，邬有芳在顾秀娟的搀扶下，一瘸一拐的踏进了村前的柴门。 村子周围的山上长着无数的灌木，除了杉树、松树、茶树、樟树和一些高大的乔木，所有的灌木和蕨草都可以用来做柴禾。邬有芳在砍柴时用力过猛，把砍向灌木的柴刀砍向了自己的小腿。邬有芳那张懦弱的脸庞，此刻更加显得苍白无力，血还在顺着裤腿往外流淌，必须送县医院紧急治疗。英雄救美的时候到了。蒋胖、小猫和二哥找老乡借来了板车，和村里的一个叫“木根”的青年农民把邬有芳连夜送到县医院。 漆黑的二十多里山路，由他们四人轮流拉车。现在想来，当时的情景真有点像“天云山传奇”中的一幕。 收音机里还在不停的播放着来自卫星的“东方红”。 尽管邬有芳的伤得到了暂时的治疗，但由于小腿的伤不容易好，加上在江西水土不服的原因，邬有芳的伤一直不好。为了照顾她养伤，顾秀娟承担了我们上海知青集体户的全部家务。后来，公社把邬有芳安排到了公社的电话总机房当接线员，邬有芳才从此离开了芦家。 每次邬有芳谈起这段伤痛的经历，总是会向当时救助过她的男生们和黎川的老乡表示深深的感谢。危难之中的援助之手把我们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四十年来，从患难中走过的我们都不会忘记那个不平静的夜晚，还有那早春夜晚的天籁之音。“东方红，太阳升……” 
1979年与二哥摄于芦家村的柴门前（被虎咬死的牛犊是此牛所生）
22、初生牛犊 满腔热情要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我们，只要是贫下中农交办的事，都会句句照办的。村上的一头母牛产下了一头小牛，因为缺奶，长得又瘦又小，生命危在旦夕。村里人把照顾小牛犊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我们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着这头被母亲丢弃的小牛犊。每天，我们一早就用自己的口粮磨成米浆喂小牛；傍晚，收工时我们会带回鲜嫩的青草放在槽边。小牛犊就睡在我们厨房隔壁的柴草屋里，晚上我们睡觉之前总要撑着油灯到柴屋看上一眼。小牛犊在我们的身边一天天的健壮起来，早晨我们已经可以赶着小牛犊走出柴门到附近的山上吃草了。小牛犊听到我们的呼唤声也会快步奔到我们的跟前，与我们这些千里之外来的上海佬渐渐的亲昵起来。小牛犊身上的毛发变的有光泽起来，肌肉开始包裹原先的骨架，一头未来的耕作好手仿佛就在眼前。村上的人们都不断的夸奖我们，我们也为拯救了一条生命而感到高兴。 9月30日，按照惯例，我们国家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要在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我们芦家的村民都到九源生产队集合，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实况转播（当时在农村，几乎只有生产队才有一台收音机）。听完了周总理的讲话，社员们接着还要听生产队长发表“重要讲话”。农村稍微有点权力的村干部都喜欢在会上讲上几句，队长讲完了副队长讲，副队长讲完了会计讲。有时就为了放牛的孩子没留神让牛吃了队上田里的禾，一个个讲个没完。生产队里的“国庆招待会”就这样开到了快晚上十点。我们芦家的社员拖着疲惫的身子，踏着漆黑的山路回村了。我们几个还是惦记着柴屋里的小牛。当我们点亮油灯来到柴屋时，眼前的一切让我们惊呆了。小牛犊倒在血泊中，身上的皮被什么东西撕咬得不成样子，血肉相交的暴露外面。我们唤来村上的农民，他们也为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很快有人反应了过来，“是老虎，是老虎来过了！”当时我全身的毛孔都竖了起来。人们察看了周围的脚印，断定是老虎，一头成年的老虎咬死了小牛犊，并吃了不少肉。没想到这里还有老虎。因为我们全村人的离开和我们没有关上柴屋的门，使这头刚刚获得生命希望的小牛死于非命。 后来知道，在黎川的山里活跃着我国现在被列为频危物种的华南虎。各村都有打猎的好手，打死一头老虎，可以得到县政府的嘉奖，虎肉可以卖钱。如打死老虎的是持枪基干民兵，还可以获得五发子弹。所以山上的老虎、野猪、麂之类的野生动物后来也越来越少，等到想到要保护这些野生动物已经是最近90年代的事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不然也不会有陕西的“周老虎”事件发生。我们精心喂养的小牛就这样惨遭杀戮，死在虎口之下。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毕竟还是牛犊啊。 
1969年江西黎川的芦家村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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