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临窗，旧马灯轻触，往事如风，下乡的脚印与灯火，在记忆里织成一首无声的诗，温暖而悠长。
哈尔滨的十二月，是镶在时间琥珀里的记忆。五十年前那个飘雪的黄昏，下乡北大荒探亲返沪，在哈尔滨火车站人潮中看见了她，一位裹着靛蓝头巾的东北大娘，左手拎着鼓囊的帆布包，右手托着盏奇异的铜制马灯。
六角形的雕花铜框里，七彩玻璃如虹霓般流转，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小伙子，这灯可稀罕哩。”她见我看得出神，便用冻红的手指摩挲着铜框油灯，“早年间哈尔滨没电，俄罗斯人的马车里就挂这个。” 她的声音混着站台上的广播，带着松花江水的沉静。我忽然想起连队夜读时，煤油灯总熏得书页发黄，而这盏雕花彩玻璃灯里的光，竟像把极地的碎冰都融化了。 
“是马灯？”我指着彩色雕花玻璃上斑斓的纹路。
她笑着摇头：“马车客厢里的灯，比马灯金贵。铜是沙俄传教士打的，玻璃是东洋匠人吹的，七种颜色七道魂。” 说着她打开一扇玻璃门，铜框下的刻痕，那是用俄文写的Наташа“娜塔莎”，一个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名字。 我忽然懂了，这盏灯里沉睡着两条江：一条是黑龙江的冰，一条是伏尔加河的雾。 “这灯卖吗？大娘。”她突然把灯往我怀塞，“这灯在咱家不知放了有多少年？该找个识货的。” 她的眼睛像两盏旧灯笼，映着站台上昏黄的顶灯。我摸出五斤全国粮票，又添了五元钱，那是我口袋仅有七元钱，给她五元自己留二元。 她接过钱时，手指在灯上停顿了片刻，仿佛又在告别一个老友。 
火车启动时，我把灯抱在膝头。七彩玻璃在暮色中流转，像把整个哈尔滨的黄昏都装了进去。
对座的老知青凑过来看，突然低声道：“这灯莫不是从尼古拉教堂流出来的？”他指着玻璃上一处不起眼的十字纹，“当年白俄贵族逃难，丢了不少宝贝。” 我这才发现，铜框底部刻着1903的字样，正是中东铁路竣工那年。 夜深了，列车早已经驶过松花江大桥，我把灯放在桌子上，看光影似乎在窗上跳舞。 忽有乘务员来查票，见这盏灯便愣住：“这不是教堂的圣灯吗？” 他说起哈尔滨的往事：十月革命后，流亡的贵族在道里区开当铺，用教堂的圣器换面包。这盏灯，或许曾照亮过某个伯爵夫人最后的晚餐。 
火车到了沈阳站，上来一位老大爷，他盯着灯看了半晌说：“我爹当年在秋林公司当学徒，打的就是这种灯，七彩玻璃要掺进金粉和银粉，才能烧出彩虹的颜色。”
如今收藏了这盏灯，铜框已泛起青绿的铜锈，我把它擦亮似新。每当过圣诞节夜色降临，我便点燃灯芯，看七彩光影在墙上流淌。 那光里，有黑龙江的暴风雪，有中东铁路的汽笛，有流亡贵族的眼泪，也有我们知青在异乡的凝望。 有时我想，历史或许就是无数盏这样的灯，有人用它照亮归途，有人用它点燃记忆，而有些人，只是默默守护着那一点微光，不让它被时代的尘埃掩埋。 五十多年过去，哈尔滨的教堂尖顶依然刺破云霄，而我的灯里，永远住着1903年的那个黄昏。 、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