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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的棒冰箱

时间:2021-09-07来源:《常州日报》 作者:金明德 点击:
老年人大都不舍老物件,并非仅系怀旧心理,也并非其物质价值连城;有些老物件尽管原使用功能不再,甚至还占用有限的空间,却精神价值非凡。 比如我保留的这只旧棒冰箱(见照片),它由杉木料做成,长、宽、高分别为55、35、40公分,其体积不足0.08立方米。因
 
 
老年人大都不舍老物件,并非仅系怀旧心理,也并非其物质价值“连城”;有些老物件尽管原使用功能不再,甚至还占用有限的空间,却精神价值非凡。
比如我保留的这只旧棒冰箱(见照片),它由杉木料做成,长、宽、高分别为55、35、40公分,其体积不足0.08立方米。因为从来没有油漆过,现已成灰黑色,尽管我经常给它擦拭灰尘。
这只棒冰箱,已有六十多年历史。至今不愿丢弃,是因为它不仅浸满了父亲顽强操持一家人生活的心血,也陪伴了我下乡和当矿工计二十年“三程跋涉”的脚步,再次浸透了艰苦奋斗的汗水——它伴随和见证了两代人的艰苦奋斗岁月,凝聚着无价的精神财富。
                       (一) 
20世纪60年代初,在旧社会做过童工的母亲,因父亲“国家有困难,我们工人阶级应当勇于分担”的表态而成为了“家庭妇女”,全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便全落在了他一人肩上,遂使家庭人均收入不足六元,远低于当时常州最低七元的人均生活费标准。父亲时为国有企业职工,为了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他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工作者)”。
面对如此繁重的家庭负担,父亲严格要求我们在确保学习成绩优秀的前提下,开展各种“副业生产”——利用清凉新村当时地处郊区、四周皆为菜地河流的水乡优势,指导我们捕鱼捉虾、割草拾穗、饲养鸡鸭鹅兔,以改善生活和寥补学费之不足。
每当赤日炎炎的夏季,父亲只要不加班,就利用每周一天的休息日(那时周末是单休制),和厂里的一个同事一起,大清早5点钟就到位于元丰桥附近的糖果冷饮厂排队,批来二三百根棒冰,装入这只棒冰箱,绑在自行车后座上,戴上草帽骑行几十里路,到武进乡下的街镇、村落或田头,用一块小木板“啪啪”地敲击着箱盖,一面高喊着:“买棒冰喽,水果棒冰3分、赤豆棒冰4分,奶油棒冰5分!”中午饭便是路上买的一块麻糕和两根油条(总价8分钱),外加一盐水瓶的凉开水。
就这样走街串巷,田野阡陌,大汗淋漓,口干舌燥,父亲却舍不得吃一根棒冰。傍晚时分,每当父亲精疲力竭地骑车回来,我们都会迎上去帮他推车和把箱子抬下来。只要看到他疲惫的脸上露出笑容,就知道当天“生意”不错,一箱子棒冰基本卖光了——父亲用一天的极度劳累,赚到了一元多钱,全家都跟着高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时上午出去还是晴天,可是到了中午甚至晌午,老天就变脸了,狂风暴雨突然劈头盖脸而下,父亲他们不但被淋成了“落汤鸡”,而且再也无人来买棒冰,只好顶风冒雨骑车回家。一箱棒冰没卖出几根,剩下的都化了,只能煮粥吃。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开心地喝着这难得的水果奶油赤豆粥,全然不体味父亲心里的悲苦:这一次赔本,多少次都补不回来啊。
这样悲喜交加的夏日星期天,顽强的父亲不知度过了多少个!
                       (二)
转眼到了1968年底,我和姐姐都要上山下乡当知青了,打点行装必须有箱子。尽管每个知青得到的购物券里都有一张“大柳条箱”优惠券,但也要六七元一只,这可相当于我家一个人一月的生活费啊!两个孩子同时下放离家,如果都买新物品,即使是优惠价,父亲也根本买不起,于是只好放弃。他把目光聚焦在两只旧箱子上:一只是母亲的“嫁妆”:当年去苏州缫丝厂做童工时用的人造革小拎箱,给姐姐;另一只就是卖棒冰的小木箱,给我——棒冰箱就成了我的支农箱。
棒冰箱里装进一套《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两套替换的旧内衣和鞋袜、一顶纱布单人蚊帐和一只竹壳热水瓶,就基本上装满了。被褥则用一条粗布被单打包;一只网兜里装上搪瓷脸盆加搪瓷缸子和牙具。唯一新买的就是一条单人草席(老常州人叫“棉席”),卷成圆筒状用报纸包好,绕上草绳扎紧,上写原学校名和姓名。这是母亲带我到南大街“群众小百货商店”里用知青优惠券买的,依稀记得当时的价格是0.94元;棉衣裤则穿在身上不占容积。这便是我们人生旅程出发时的全部家当。但是,就这两套简陋的行装,已经把父母亲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和姐姐却如释重负,因为我们的下放,从此可以自食其力,从而减轻家庭两个人的负担了。
                      (三)
从此,这只小棒冰箱不仅藏有我的行装,还是我床头的“小书桌”,它跟随我走北闯南,是我不离不弃的好伙伴——
在人生跋涉的第一站苏北黄海前哨,不管白天农活劳动有多累,我每晚必趴在棒冰箱上,在煤油灯的“星星之火”照耀下“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还写下了几本“红色日记”。
几年后,为了建设新的煤矿,我开始了第二程人生跋涉。棒冰箱又跟随我来到全省最西北角的丰县华山乡尹长庄,住进了老百姓干打垒的土屋里。它依然是我读书学习的好帮手,还是我搞好“军民关系”(当时煤建团是部队建制,团营连首长都强调要搞好“军民关系”,实质是工农关系)的“八宝箱”:我指导农家子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书本、引导他们改善生活习惯而送给他们的卫生用品、请他们体验国家工业发展新成果而试穿的“的确良”衬衣和海绵拖鞋,以及请他们品尝的江南土特产等,都是从这个棒冰箱里取出的。
再后来,我开始了第三程人生跋涉,棒冰箱又跟随我来到了大型国有煤矿徐州矿务局。我每天从井下风尘仆仆“上窑”(上井,矿工们戏称自己为“窑户”,把上井、下井称作“上窑”“下窑”)后,洗完澡就换上从棒冰箱里取出的干净衣服,然后继续趴在它上面看书学习和写作。1974年春节我回常州探亲,我居住的矿上“席棚子”宿舍在一场大火中被烧为灰烬,唯有这只棒冰箱和那条草席被救火人员先抢了出来,乃至后来被推荐去脱产读大学,它又成为了我的“书箱”。80年代末我调回故乡时,其他物品能不带的就不带,而棒冰箱却不舍得丢弃,它又千里迢迢跟随我回到了清凉新村这个原点,及至保存至今……
列位看官,这难道还不是我的“宝贝”箱么?您倘不然,我却然之也;并诚望后生们牢记它的精神价值,永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2021年8月20日于常州龙游河畔
(发表于2021年9月5日《常州日报》“文笔塔·记忆版”)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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