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关于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问题，按照我国原有的工资福利制度，工龄长短对于评定工资等级及享受分房福利待遇等至关重要。1977年9月3日，国家劳动总局在“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明确指出“上山下乡插队和插场知识青年，经招收当国家职工，插队和插场期间不计算为工作年限”。这就把大量插队、插场回城就业的知青排斥在工资调整范围之外，引起许多回城就业知青的强烈不满。以后，每遇机关企业调整工资，就有大批知青上书、上访，要求纠正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不公正局面。每届全国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也都有这方面的提案要求处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对此很重视。[1] 据文献调查，政府有关部门通过1978、1979、1980、1981、1982、1983年的政策逐年微改进，终于在1985年6月28日明确插队知青同国营农场（兵团）的知青一样，工龄从他们下乡的时间开始计算。 有关“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议题的提出与解决，各类媒体和网络上都有不同的报道和主体认定，以及不同的人物故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究竟是谁较早提出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议题的，经过网络搜索和文献调查，归结起来主要有不同类别的五种说法。这些说法虽来源不同，但都有一定的信息支撑、文献印证或相关文件举证，即都有一定的依据和参考性。 1 来自知青的诉求 知青大返城后，一些病退、困退和回城就业工作的知青因工龄问题纷纷上访和上书，要求解决插队期间的工龄问题，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山西、河南、四川、湖南等省的一些插队知青反应较为强烈。 其中，有国家机关知青干部之说；湖南老知青萧芸之说，等等。 1.1 关于北京机关知青干部之说 1982年7月，北京市国家机关原插队知青联名写了封信[2]给国务院知青办，摘要如下： 国务院知青办： 我们以急切的心情向您反映关于插队期间的工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虽然在群众中广有议论，但一直悬而未决。在国家机关调整工资的前夕，不得不申诉我们的意见。 我们是1968年左右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1978年前后陆续病退、困退回京。参加工作后，首先遇到的就是工龄问题。和我们差不多同时下乡，从兵团、农场回来的知青都可以从下乡之曰起计算工龄，唯独插队回来的需要从零开始，好像这10年都白干了。我们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合理。 首先，直接影响了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由于没有工龄，不仅工资级别低，而且看病（病假扣工资）、住房（凭工龄分房）、调级（没有工龄难于和别人竞争）、子女入托等等切身利益问题都受到严重影响。 我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现在国家机关工作，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如果工龄问题不解决的话，恐怕就要失去这次难得的调资机会了。 一个人一生中能赶上几次调资呀？请设身处地地为我们想想吧！我们相信党和国家一定会认真考虑我们的呼声，公正完满地解决这十年动乱的遗留问题。到那时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四化建设中去，为祖国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 北京市新技术研究所等53个单位的92名原插队知青（署名略） 一九八二年七月 1.2 关于湖南知青萧芸之说 老知青萧芸在刊登于《江淮文史》2004年6月15日上的《“知青福音书”的前前后后》（叶小平整理）一文（截图见附录1）中写到：“1982年10月7日，我坐在家里的一条小蛤蟆凳上，把一张粗糙的小方凳当桌子，把自己珍藏的稿纸找出来，一气呵成，写下了一份为知青要工龄的报告。因为报告的末尾有“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的字样，后来就被叫做‘知青福音书’”。[3] 萧芸报告的摘要如下：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1964年至1968年下乡、1978年至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15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理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萧芸 1982.10.7. 作者黄海在刊登于《文史天地》2005年第8期上的《改变知青命运的一封信》一文中写到：萧芸文才很好，写完后她毅然把信尾落款的“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划去，改成了“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萧芸”后把信寄了出去。此件被藏存在湖南省档案馆8368号卷。[4] 2 人大代表的提案 人大代表对于“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议题提出的作用不可忽视。其中有文献记载的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和第六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教育学家杨葆焜。 2.1 关于人大代表关肃霜之说 作者朱运宽在在刊登于《版纳》2007年第2期上的《关肃霜为千万插队知青“请命”》一文中阐述： 1972年，关肃霜到景颇山去体验生活，在那里她遇到了一群“插青”。她关心爱护他们，与其中的几位成了忘年交。“文革”结束后，“插青”们纷纷返城，但因为没有相关的政策，他们的工龄乃至相应的福利都受到了影响。1984年春，关肃霜作为全国第六届人民代表，要去北京开人代会。这时，当时的“插队知青”之一，一位名叫朱运宽的同志找到她，对她说：“关老师，如果你去提交一个人民代表的提案，将有1700万人感谢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会有那么多人感谢我?” 关肃霜问。朱运宽回答说：“就是‘插队知青’的工龄问题，因为知青到乡下劳动的几年不能做为工龄计算。这样，这1千多万‘插青’在调工资、晋级、分房、升学等方面都受到了影响。” 关肃霜听完此话，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只见她左手握拳右手拍了一下肚子然后向外一指（完全是台上的一个亮相），掷地有声地说道：“你就照刚才说的给我写，我到北京去给你们知青请命”。关肃霜说到做到，在全国人代会上当她宣读了朱运宽起草的这个提案（2000字）后，会场上引起大的反响，很多代表抱着对青年人负责的态度，对这个提案（后被云南省随团会议秘书缩至600字）作了附议。两个月以后，朱运宽又来到关肃霜的家，这时关肃霜给他看了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厅的复函，上面写着：“关肃霜等委员，你们关于下乡知青从下乡之日起计算工龄的提案，我们已收到。我们提出了处理意见，已交全国劳动人事部处理。”然而，在人代会上为知青请命的关肃霜却从未向人们炫耀过此事。[5][9] 2.2 关于人大代表杨葆焜之说 老知青萧远于1980年考上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其导师是全国六届人大代表杨葆焜教授。他为导师杨葆焜拟的三个议案，其中两个被有关部门正式采纳，一个被正式列入人大重要议案文件集。他在刊登于《南方周末》2022年7月14日的《我为杨葆焜先生所拟的三个议案》一文（部分截图见附录4）中阐述： 第二年（1984年）又要开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杨老师就说，萧远啊，你上次拟的议案很好啊，这次再给我拟一个。当时提议案这个事情呢，很多代表第二次开会都有经验了，凡是跟国计民生相关的重大问题，提了很多的议案。当时我留在华中师大任教了，华师分房子要按综合评分，除了职称是多少分，然后计算工龄是多少分。结果一算工龄啊，我比那些小青工的工龄还短，因为我上山下乡的六年，不算工龄，只有上大学以后，读书参加工作，才开始计算工龄，这样算起来我的工龄就太短了！所以我这个提案就有点私心了，就是说分房子，上山下乡不算工龄，我就可能分不到房子，太吃亏了！于是呢，我就拟了一个议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应当算工龄！初稿写完后，我还请王在平进行了修改，我们当时都住在华师的“夹皮沟”，既是近邻又是好友，也是老知青。王在平很认真地作了修改，特别提出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属于国家统一分配，所以如果分配到农场、兵团的知青计算了工龄，而分配到乡村插队的却不算工龄，就会在同龄人中造成极大的不公平，既然是一次统一分配，当然都应该算工龄！王在平的修改特别把统一分配这个概念提出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应该算工龄的论点、论据就完整了。这个议案一拿到会上，附议的人非常多，想想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搅动了千家万户，许多代表即使自己没有子女也有亲戚朋友是知青，这个议案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所以杨老师一念完，代表们纷纷附议，结果又成为正式议案被通过了。[6] 3 关于政府部门之说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解决知青问题提供了宏观决策思路及基本原则。各地根据这些思路及原则，采取多种措施来解决知青问题。[7]从1978年开始，各级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较圆满地逐步解决了知青子女入学、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其他遗留问题。 考虑到工龄计算问题涉及广，情况复杂，唯恐引起连锁反应，政府对这个问题未敢断然处置，而是循序渐进，审慎处之。[2] 政府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在解决“知青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有关的政策变化和文件发布进展如下： ——1978年，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临时工退休和病退、困退知识青年的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78）劳薪字43号，明确在农场的知青是国家职工， ——1978年，国务院知青办与国家劳动总局合署办公。中央决定统筹解决知青问题。 ——为鼓励下乡知青参加高考学习，按1979年8月4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79]教计字315号、[79]财事字194号、[79]劳总薪字69号文件执行，对插队知青1970年至1978年进入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学习的，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学习期间与国家职工（指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干部和固定工，包括学徒工，国营农、林、牧、渔场和建设兵团的正式职工）一样，可以计算为连续工龄。这就为插队知青计算工龄的政策制定打下了伏笔。 ——198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中，为了鼓励知青上山下乡到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厂）队就业， 规定：从入场（厂）队之日起计算工龄。这就为下乡知识青年计算工龄开了个小口子。 ——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历时20余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在无声无息中划上了句号。以后，各级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着手研究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等其他遗留问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1982年国家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提出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下来的一个特殊性问题加以解决。即“凡从1962年国家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来、经批准插队的知识青年（包括随父母到“五七”干校的达到劳动年龄、参加劳动的子女），在他们参加工作之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计算工龄，并且可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其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国家劳动总局表示支持培训就业局意见。 ——1983年6月，劳动人事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国发〔1983〕65号文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上山下乡插队满5年以上的原城镇知识青年列入调整工资的范围。同年9月后，有关下乡知青农龄普查在全国展开，插队知青的农龄变成工龄更趋于可能。 ——1985年4月2日，胡耀邦就“插队知青工龄计算”的批示说：有些问题“该解决的要解决”，“把事情办好，使绝大多数群众更加信赖党”。劳动人事部经过审慎研究，正式向国务院提出请示报告，对此事作了历史的分析，权衡利弊，认为原插队知青的工龄计算问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下来的，需要从实际出发，给予妥善解决。对可能引起的问题，只能做好思想工作，不能再开新口子。[2] ——经请示国务院原则同意，1985年6月28日，劳动人事部下发了《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对下乡插队知识青年插队劳动的时间计算工龄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通知规定：凡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其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但返城后等待分配工作的时间，不计算工龄。到城镇参加工作后，其下乡插队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见附录1）。各省市、自治区也结合实际相继制定出台了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意见。由此之后，全国有关“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议题基本解决。 4 分析与结语 综上所述，有关是谁提出“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议题和解决过程，经过网络搜索和文献调查，归结起来主要有五种说法，即一是国家机关知青干部之说；二是湖南老知青萧芸之说；三是人大代表关肃霜之说；四是人大代表杨葆焜之说；五是政府部门之说，等等，当然还包括其他不同说法。这些说法虽来源不同，但都有一定的信息支撑、文献印证或相关文件举证，即都有一定的依据和参考性。试分析如下： 首先，“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孤立地进行的，与之相伴随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拨乱反正、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及政治大环境的宽松，等等，为知青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背景和条件。因此，“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议题的提出和解决，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代表了广大知青的切身利益和愿望。 其次，推动历史进展的动力往往是多种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这种合力暨包括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势力,当然也包括精英人物和“小人物”各自发挥的作用。从“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议题发出的时间上分析，国家机关知青干部信件（1982.07）与湖南老知青萧芸信件（1982.10）应该属于同一时间；人大代表关肃霜提案（1984）和人大代表杨葆焜提案（1984）也是同一届人大会议的同类文件。从议题发出的主体分析，萧芸声音代表了众多底层返城知青的利益（加薪）；国家机关知青干部声音表了知青精英阶层的利益（加薪、分房）；而著名京剧艺术家关肃霜和著名教授杨葆焜提出的议案都是由知青精英支持和代为起草的。其间，政府有关部门分别在1978、1979、1980、1981、1982、1983年以及1985年，对“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议题进行沟通、调研、筹划和政策的逐步改善。政府对这个问题未敢断然处置，而是循序渐进，审慎处之。特别要指出，在1981年后，为回应众多知青诉求，政府有关部门不断信息“吹风”和政策变通，释放了政策松动迹象。 政府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在解决“知青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入，宽松的社会环境加速各边力量集聚和合力。直至1985年6月28日，劳动人事部下发了经请示国务院原则同意的《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历时多年的关于“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诉求终于达到解决，并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第三，应该正确对待知青历史，包括“后知青时代”历史。在研究和宣传知青历史事件和政策变化时，应该关注民众和政府的互动作用，平衡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个人贡献和群体努力的复杂关系。同时，要铭记知青历史上所有人员的努力（本文也向萧芸老师致敬）。互联网时代的开放，打破了几十年前的社会的信息封闭，让民众了解到当年在“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的纷争下，众多知青“小人物”、精英人物和知名人物为之呼唤的史实，以及有关政府部门所做的不懈努力。 本文搜集调查的有关“知青插队时期工龄计算”议题和解决的说法虽来源不同，但都有一定的信息支撑、文献印证或相关文件举证，即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资料不完全，还有待进一步充实补充。请各地知青指正，并提供新的信息。 注释： [1]知青返城后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办法.中国历史网https://www.y5000.com/zgls/ghg/26602.html [2]萧芸（1947-），湖南省湘潭县人，是1965年上山下乡、1979年回城的老知青，在湖南湘潭山区当了14年农民。回城之后，作为职工家属招工到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工作。退休前在《合肥晚报》社工作。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纪实文学作家。现为“青少年成长护航导师”。 [3]叶小平，安徽黄山市人，萧芸丈夫，警营作家，青少年成长专栏作者，少年成长导航网站“火把部落”酋长，“帕拉丁百城万户送和谐”特别公益活动主持人。 [4]黄海，老知青，湖南省档案局职工。 [5]朱运宽（1949=），昆明知青，男，1969年2月从昆明到潞西县三台山插队5年，1975年到云南省知青办工作5年。后为云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 [6]关肃霜（1928—1992.03.06），原名关鹔鹴，满族，湖北荆州人，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演员、工武旦，曾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剧协主席、省京剧院院长。 [7]萧远（1949—2022），生于成都，在武汉读中小学，1967年到湖北天门县农村插队，1980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1984年留校任教，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后任校开发总公司总经理；1990年代起，致力于农民工教育、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成果卓著。 [8]杨葆焜（1924—1997），白族。云南剑川人。教育学家、社会活动家。华中师范学院教授及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1954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历任民进支部主任，民进武汉市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委、主委、名誉主委，民进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委，民进第七至第九届中央委员。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1996年，连续当选为第六至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起历任政协武汉市第六至第八届副主席，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名誉副院长。 [9]本节是根据有关文献和网络资源的搜集和整理而成。 参考文献 [1] 张曙.不对称的社会实验——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D］.中共中央党校.2001 [2]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M].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177-182 [3] 萧芸.“知青福音书”的前前后后（叶小平整理）[J].江淮文史2004（6） [4] 黄海.在改变知青命运的一封信[J].文史天地.2005(8) [5] 朱运宽.关肃霜为千万插队知青“请命”[J].版纳.2007(2)：24-27 [6] 萧远.我为杨葆焜先生所拟的三个议案[N].南方周末.2022-7-14 [7] 张曙.邓小平与知青问题的解决[J].党的文献.2003（6） [8] 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 号文件）[Z]. [9] 黄尧主编.拥有世界：红土地·知青情图文集[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10] 刘小萌,定宜庄等.中国知青事典[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附录： 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 （1985年6月28日劳人培（1985）23 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做了重大调整。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和办法，使绝大多数原下乡插队知识青年得到较为妥善的安排。但是，他们插队劳动的时间是否计算工龄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经与各方面商量，一致认为“文革”期间下乡的原插队知识青年的工龄计算问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下来的，需要从实际出发，给予妥善解决。经请示国务院原则同意，现将具体意见通知如下： （一）凡在“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返城后等待分配工作的时间，不计算工龄。工龄的起算时间，可以由原插队知识青年现在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单位（含县团级单位），根据本人档案中履历表和其他有关材料填写的下乡日期审定；对个别有异议的，可经所在单位调查，报县以上劳动人事部门审批。 （二）已安排工作的原下乡插队知识青年，按此通知精神计算工龄之后，对于他们与工龄有关的工资福利待遇的问题，过去的，不再找老帐；今后的，按新计算的工龄对待，与同工龄的职工一视同仁。 （三）在一九六二年至“文革”开始前，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在工龄计算上可以仿照上述办法处理。 （四）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的工龄计算问题是一项比较复杂、细致的工作。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根据上述原则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后组织实施。要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把各有关方面的工作做细做好，切勿草率从事。要按原则办事，反对不正之风。 （五）此事内部掌握执行，不公开宣传。 （责编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