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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中国奠基之创办大党校——马列学院

时间:2024-10-03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王彦红 点击:
马列学院,全称马克思列宁学院,是现在中央党校的前身,是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马列学院最早创办于瑞金时期,1933年3月13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叶坪洋溪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央党校。19
为新中国奠基之创办大党校——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刘少奇亲任院长


      马列学院,全称马克思列宁学院,是现在中央党校的前身,是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马列学院最早创办于瑞金时期,1933年3月13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叶坪洋溪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央党校。1935年10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随中央红军辗转到达陕北,当时中央决定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与中共陕北特委党校合并改名为中共中央党校。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时在延安成立。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中央党校暂时停办。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马列学院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时期的西柏坡再次登上历史的舞台。

      一、应时而生,在大转折中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中央党校暂时停办。同年5月,中央工委来到西柏坡,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1948年5月,中共中央到达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等组成的中央工委会合,西柏坡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适应中共中央创办大党校、大党报、大军校、大银行的要求,为了培养一批具有深厚理论知识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194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创办马列学院的决定》,改变了原先由中共华北局代办大党校的意见,决定由中央直接创办高级党校。

 
◆刘少奇亲自担任马列学院院长。

      《决定》指出:“为着适应时局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陈伯达为副院长。”马列学院的任务是“比较有系统的培养具有理论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所收学生,须有5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政治正派,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相当的思维能力,文化程度能写文章或相当于高中毕业以上的水平。除经中央特别批准的高级干部外,一切学生均须经过考试入学。《决定》还附了一个有36项之多的教材与参考书的目录,主要是马恩列斯的著作。

      按照中央的决定,马列学院各项工作紧张筹备。在整个筹办过程中,面临很多问题,如寻找合适的校址,选调哪些同志到马列学院工作,招生条件怎么掌握,招生考试出哪些题目,录取多少学员等等,刘少奇都亲自参加研究确定。

      经过精心研究,校址设在了距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村约十里的李家沟口村。它座落在一条山沟的出口处,走出谷口便看到滹沱河,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李家沟口村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1938年村里就有了党组织,到土改时公开党员就有20多名。1938年9月,华北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平山县政府合署在此办公。1939年华北联合大学也曾经在此办学。1948年李家沟口村全村120户400多人,水地200亩,旱地170亩。马列学院教育长杨献珍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比较理想的办学好地方”。

 
◆河北平山李家沟口村中央党校旧址。

      8月中旬,刘少奇拟定了第一期招生的试题和要求:《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自拟一篇,写自己最熟悉的、了解比较深刻的问题。另外,他还参与开列了第一学期的课程,初步商定了授课教员的名单。

      制定教学计划是办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订好教学计划,马列学院教育长杨献珍颇费思量,他研究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党校工作的指示,特别是延安整风时发扬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针对党的高级、中级干部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对课程安排、教学计划、教学方法等作了系统的考虑,并多次征求胡乔木、安子文等人的意见,制定出马列学院第一期的教学计划。根据中央发出的有关马列学院招生的通知,马列学院第一学期学员“最短的学习时间暂定为一年半,分三个学期。”每学期的学习计划暂定如下:“第一学期,中外史地的普通常识,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着重近代史)、近代西方史、世界经济地理。第二学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政治经济学、政治科学、哲学。第三学期,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党史。为锻炼学生的政治与写作的能力,每学期须规定文章作法与作文的功课,第三学期并进行专题研究。”

      9月到11月间,各地选调来参与考试的干部陆续到达离西柏坡不远的李家沟口马列学院校部驻地,准备参加入学考试。陈泽然是马列学院的第一班学员,入学之前他是《人民日报》社的编辑,参加创建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华北《人民日报》。关于入学考试,他这样回忆:“当听说马列学院招生,我向社长张磐石提出了想去学习的想法。张磐石说,上马列学院要通过考试录取,你要上学,就要准备考试,考上了就去学习,考不上不要怕丢面子。”“这次考试由马列学院教育长杨献珍组织,副院长陈伯达主考,各解放区总共400余人参加考试,持续两天,题量相当大,其中常识问答就有102道题,一个题目中还有子题。党的方针路线,还有中外历史、文学都有涉及。最后还要考生自写一篇作文。”

      马列学院原计划招收学员50~80人,鉴于培养理论干部的意义重大,在录取时,党中央和刘少奇要求适当增加录取人数。这样,马列学院实际招生106人(后增加为108人),其中女学员12人,共分为12个小组,编为马列学院第一班,为安全保密起见,对外称文工队。学员中抗日战争前入党的23人,抗战时期入党的71人,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12人。原有文化程度:大学31人,高中36人,初中21人,未正式上过学的18人。学员按小组分别住在当地农民的家里。11月8日,马列学院正式开学。

      二、精心办学,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马列学院的创办,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不仅为学校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刘少奇亲自担任院长,陈伯达为副院长,杨献珍为教育长。另外为了能让学员们有真才实学,学院在当时的条件下尽量配备最好的老师进行教学。除了正式课程外,学院还邀请中央领导和专家来校作报告。

      作为院长的刘少奇因工作繁忙,直到12月14日,才到学院向全体学员作了重要讲话。他为大家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全面地阐述了开办马列学院的必要性和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学习等问题。刘少奇指出,马列学院办起来,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去,使工作做得更好。着眼于建设新中国,他指出,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管理全中国,事情就更艰难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他还谆谆告诫道:“你们不仅要做学习的模范,而且要帮助全党学习。譬如你们的文章、你们的刊物、你们的学习心得,可以拿来帮助中央去指导全党的学习……马列学院有特殊作用、特殊任务,而且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办的,一定要用它来培养一些干部懂得马列主义知识,到工作岗位上去,把工作做好。”

 
◆刘少奇对马列学院学员发表讲话。

      按照教学计划,第一班学员在第一学期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地理和语文。通过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学员了解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不仅为下一步学习中外历史作好必要的准备,而且为进一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时社会发展史和大众哲学的课程主要由艾思奇讲授,他通俗易懂的讲学,进一步转变了学员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觉悟。杨献珍在当时虽然行政工作很忙,但坚持亲自授课,担任西方近代史的讲授。他作引言报告,辅导学员学习经典著作,都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和学员的工作及思想作风的实际讲解,深受学员喜欢。经济学家王学文任政治经济学教员。文学家何其芳、周文、何家槐等任语文教员。当时语文课是早期马列学院在教学上的一大特色。老师们除开设有关文章作法的讲座外,主要的教学活动是批改学员的作文。他们批改作文十分认真,连标点符号的差错也不放过。改后就把作者找来当面指点,对于一些共同性的语法修辞和逻辑上的毛病,就在课堂上进行批评。这种切实而具体的教学很受学员欢迎。

      除了正规课程外,马列学院还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和专家来校作报告。如胡乔木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范文澜讲《文心雕龙》,周恩来讲《我国各民主党派的状况》,朱德讲《学习马克思主义问题》等等。

      在教学方面,马列学院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时期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校风,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是更加强调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这个武器,不是针对个别、具体问题,而是从社会发展史讲起,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更加重视历史学习,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要学。很多学员后来回忆说,学习历史确实有助于读懂马列主义和理解毛泽东思想,可以从中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学到普遍真理,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三是强调要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联系实际。马列学院不仅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也特别强调不能把联系实际狭隘、片面化,必须注意克服经验主义的危险。四是在教学方法上主张以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为主,以学员自学为主,主要是先由教员作引言报告,然后自己阅读,小组讨论,如有问题解决不了,就由教员统一解答,最后作总结。

      党校学员基本上都是有相当工作经历的干部,具备一定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对学习理论有较高的自觉性。作为教学的各门课程,又是需要独立思考才能有所领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所以,自学理所当然地成为党校的主要学习方式。教育讲课是主要的,它为学员指引思路,帮助克服难点;集体讨论也必不可少,它可以互相启发,帮助学员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问题,有些疑难问题和错误的理解,也可以在讨论中得到解决。同时,要求教员的讲课与学员的学习相结合。就是说,讲课要以学为基础,在本质上是自学的辅助。党校实行自学辅导,依据不同的课程而有种种的形式,其中比较完整的形式:首先教员作本课程或本课程某一单元的引言。引言报告要指明学习本课程的目的,学习要点以及学员对本课程提出的问题,最后做学习总结。教员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步骤,都要请支部提出学员学习的情况和问题。在这里,支部把教与学联系了起来。

      学习方式也很有特点。有语文课,主要是写文章,然后由教员批改,指出问题在哪里,好处在哪里。其他课也是写文章。课讲完了,怎么结束?还是写文章。为了促进教学,学员党支部还办了一份墙报,名叫《有的放矢》,成为开展思想讨论和练习写文章的重要场所。自开学到年底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出了6期,投稿的人达53人,占到学员人数的一半。不少学员还在《人民日报》《建设》《中国青年》《大众文艺》等报刊上发表理论和现实性的文章。

      三、艰苦奋斗,发扬革命优良传统

      马列学院在西柏坡时期算是党的最高学府了。学员们来自各个实际工作岗位,过去没有条件好好学习,所以入学后都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多数学员一住下来就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杨献珍传》中记载着这样一段话:一位曾任区党委书记的学员说:“我入党二十年,决心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可是我连党组织的《共产党宣言》都没有读过,实在惭愧。”有一位曾在部队担任过纵队司令的学员经常天不亮就起床,用手电筒照着阅读《资本论》。

      马列学院自筹办之日起就继承和发扬了我党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学员报到时,大部分是步行来的,行李都很简单。有的自己背着铺盖卷儿,手里提着个小包袱,里面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住下来,这个小包袱就成了枕头。也有的人用牲口驮着行李,自己走在后面。也有少数来自前线的,他们骑着马,带着随从人员。不过报到以后,随从人员另作安排,牲口交公。

 
◆李家口村的“马列树”。

      学院的房子都是村里老乡给腾出来的,在村里算是最好的房子了。每个屋里有个大炕,可以连铺睡上好几个人。家具不多,一张方桌子、两把木凳,都是从老乡那里借来的。坐不上凳子的人就坐在炕沿上。

      上课就在露天的场地里,教员们带着本本儿在前边讲。学员们有的带一个小马扎,有的坐在石碾和台阶上,用膝盖当桌子记笔记。在没有风沙的时候,大家也到坟地或戏台去学习、讨论。学员罗晓红这样深情地回忆:那时用的课本都是学校发的。那些书是用解放区的马兰纸印制的。这种纸,质松易破,颜色灰黄,印出字来,不清不楚,晚上在煤油灯下,看起来更加吃力。课本以外就没有什么参考书了。偶尔有人带上一套晋冀鲁豫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就很了不起了。至于记笔记,用的是薄的单面电光纸,墨水是用墨水精现泡的。

      厨房设在一个比较大的院子里,只有一个大灶,每天吃两顿饭。开饭时,各组按着次序去打菜,每组一脸盆。主食自己拿,拿来围着菜盆蹲着吃。有的人不习惯蹲,就坐在石头台阶上。学员后来回忆说,那时吃的虽说是粗粮素菜,偶尔才能吃上一次肉,但大家都吃得很香,很有味道。

      除了紧张的学习,学院也有丰富的业余生活。比如,给本村的小学生讲课,周末举办晚会或草鞋舞会,偶尔也跳一下华尔兹,师生都出节目。感情融洽,其乐融融!

      四、移师北平,继续为新中国培养干部人才

      1949年1月31日,古都北平宣告解放。3月,马列学院准备随同中央中央迁往北平。据郝沛霖回忆:1949年3月19日这一天马列学院先遣人员(其为先遣队一员)与以范离同志(中直机关供给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修建科科长)为领队的中央直属机关先遣队一起先行到达了香山。3月27日,马列学院全体学工人员分乘八辆旧式军用卡车从马列学院驻地河北平山李家沟口出发向北平挺进,为了保密,对外只说是“劳动大学”搬家。陈伯达、杨献珍、艾思奇、何其芳、王学文等学院领导也都同车抵达北平。

      马列学院进京后,最初暂住香山慈幼院,后移驻碧云寺。当年10月25日,迁入原清华大学农学院所在地西苑自得园。从此,这个毗邻颐和园的前皇家园林,就成为中央党校历史上第一个固定的正式校址。1951年根据刘少奇扩大校舍的意见,在自得园西北面的大有庄修建了50间平房,作为马列学院的新校址,称为北院,自得园的原校址称为南院。1955年7月20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马列学院自八月一日起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或高级党校)。

 
◆1949年10月,马列学院迁入原清华大学农学院所在地西苑自得园。

      迁入北平(京)后,学员居住、上课的条件都有所改善,组织机构也有所充实。教师队伍除原有老师外也有所加强。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除继续按计划学习以外,还给报纸、杂志写文章,组织大家到校外讲授社会发展史,收到很好的效果。教育长杨献珍在给刘少奇院长的报告中说:“半年来,学员被派出讲课者计46人,总计200次左右,600多个小时;听课单位包括学校、机关、工厂、部队、训练班,总计20个以上,讲课对象主要为新解放的知识分子,其次为旧人员、工人、党员、团员、机关部队干部。……学员在外教课,主要是教社会发展史,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中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新解放地区的知识分子等树立劳动观点、阶级观点、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起了初步改造作用。”学员到校外讲课这项工作一直延续了一年多,到1951年8月第一班学员毕业时,已在100余个单位讲课1200次以上,除机关、学校、部队外,特别是对当时以改造知识分子成为国家干部为主要任务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大学的教学,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1950年9月至1952年9月,马列学院又连续招收了三批学员,分别编为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班,学习期限则延长为三至四年不等。此外,它还设有兄弟党干部训练班。1953年,根据中央决定,全校分高一、二两部。第一部(后来改为师资训练部)的任务是培养高等学校、党校的马列主义课程的师资,第二部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各项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全院在校学生最多时约达七八百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创办的马列学院,在中国共产党党校教育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它的成功开办,不仅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为新中国的建立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为新中国党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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