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我们附中的学生分配到兴安县插队务农。我在兴安县湘漓公社插队，差两个月七年，当时的感觉十分漫长。知青在农村的表现和经历，相距很大，最糟糕的是逃避农村艰苦的劳动和生活，倒流城市，白白浪费了青春的岁月。我从小生长在城市知识分子家庭，能够在这七年中，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为农村的建设发展做出了自己绵薄的贡献，也在人生的成长道路上大有收获，根本原因，是党的培养教育在起作用。 １、从小学起，党的教育方针就是要把下一代培养成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我们从小学高年级起，到整个中学阶段，都经常在学校组织下参加体力劳动，包括在校农场劳动和两次到农村实行“三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在插队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最简单的劳动操作，如挑担当中换肩。劳动光荣、劳动人民伟大的理念已深入新中国出生一代的心灵中。 ２、中学时期，整个国家的政治氛围集中到“反修防修”的主题中，其中有关思想革命化的教育，使我们青年一代懂得，要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要经过锻炼的，要经风雨、见世面。面临上山下乡的前景，我很清楚地知道今后生活的艰难，正确的思想准备就是积极面对磨炼。撇开当时“为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多年影响而改造自己”的错误观念不说，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自己的想法本身是必要的。没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就不能在插队务农当中勇闯生活关、劳动关。为适应在农村会身临的艰苦劳动，我在下农村之前有一个月，依靠亲友关系去帮一个拉板车的工人推车。每天早出晚归，风吹日晒，走遍桂林南北东西，每到上坡时就要用死力推。这不是为了挣那点小钱，而是一种将要在农村立足的决心。 ３、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教育下树立了尊重劳动人民的思想。为此，城里人对农村人天生的优越感，看不起农民种种行为的想法，在我的思想中是被自我批判的。我能够在生产队里虚心向农民学习劳动和生活，发现他们种种闪光之处，离不开多年来党的教育打下的思想基础。因此，我能够与村里村外的农民打成一片，还当过生产队的会计，代表大队知青出席县里的“双代会”（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加入了共青团。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到五里峡水库参加建设，后来出色地担任通讯干事。这些都是贫下中农和农村干部信任和鼓励的结果。 二、水产岗位，思想上有集体、有社会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由于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政策，我们在农村多年的桂林知青被整批调回城，我分在水产公司当了三年职工。这三年里，我有一年半时间当营业员，在店铺里面卖鱼，一年半时间在仓库里当保管员。 回到城市当了工人，却遇到新的问题。我是商业辅工，工资２９元５角，也就是３０元不到。这样的经济条件成家困难。在没有解决个人问题之前，党的教育使我思想上有集体、有社会。公司就是个社会主义集体，社会上的政治风雨并没有破坏这个集体的基本特色。服务工作直接面对群众，每天一早、特别是逢年过节，我们的工作特别显示了与群众生活需要的密切关联，体现了工作的意义。老职工成为新职工的榜样，在主任带领下，我们三更起床去公司装运冻鱼以赶在清晨给群众买采。粉碎四人帮之后，掀起工业学大庆热潮，大庆人的精神对我们是很好的教育，祖国四化建设的前景给我们带来现代化的响往。我可以在个人命运不乐观的同时积极投入到平凡的工作中。经常熟练地踩着三轮车或推着翻斗车到街上卖咸鱼海带，认真地在师傅带领下拉网捕鱼。在水产公司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参加了桂林市服务人员代表大会。 由于公司的信任，任命我到偏离市区的水产仓库去当保管员。在那里，接货进仓、送货出仓，有六个零工由我指挥来做体力活，我负责记录即可。但在大仓库里，要对堆积如山的海带不断地翻动，才能保鲜。我要不在场，她们就会磨洋工。我靠着插队务农养成的勤劳习惯，在这个时候就跟她们一起干，保证效率。同时，我一直不放弃阅读的习惯，从时事政治到马列理论，从历史到文学，能弄到的书尽量弄来。晚上一个人在郊外的仓库宿舍电灯下阅读，社会已经处在大变革时期，需要丰富自己的头脑。 三、求学生涯，为党的事业而学习 １９７８年夏，国家拨乱反正，在更公平的政策下第二次恢复大学招生高考。我从小的积累跟平时的阅读，使我有信心去应考。亲友们认为我适合到文学创作、“线装书”、甚至“甲骨文”领域，但我早已被党吹响的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鼓舞，我决心到经济学这个跟四化建设更近的领域。这年９月底，我接到广西大学首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走之前，我全力投入了公司为迎接国庆的打渔工作中，站好最后一班岗。 踏上求学之路，一读就是七年。四年在广西大学哲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读本科，三年在中南财经大学读经济学硕士专业。其实，还有一年也应当算进去，就是１９９３年我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加起来有八年脱产学习。从学习目的看，大学阶段是为祖国四化建设而学习，研究生阶段是为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而学习，访问学者阶段是为探索改革、开放、发展之路而学习，这三个目的都是对党的中心任务作出的响应。 我在求学生涯中受到了党的长期多方面的教育。 １．人民解放军“三八作风”的三句话，略加修改就成为我的指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完全适用，这个方向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的基础上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改为艰苦踏实的学习风格，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改为灵活求新的学习方法，虽然我未能全部做到，但这是力求遵守的标准。它们对于我成为党要求的人才起到关键的作用。就拿艰苦学习来说，大学、研究生、访问学者，越到后面越自由，但我不敢把自由用在轻松舒适方面，而是用于跋涉书山、畅游学海方面，不追求生活上的享乐。为保证有时间阅读，我基本上远离棋牌麻将。 ２．求学生涯不是寒窗十年，更不是象牙塔，要遵循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大学时，我们班集体到柳州实习，白天分散到工厂、公司调研，晚上回到驻地开会交流讨论，驻地服务员看到就感动。研究生阶段，我们在街上摆桌子，向市民开展咨询活动，广泛接触来自社会的实际问题。访问学者是跟博士们一道接受导师安排的，导师安排我到南宁调研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情况，他亲自写信给当时的南宁市长谢汝宣，由南宁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具体安排我的调研。 四、大学讲坛，做党的园丁和拓荒者 １９８５年７月我研究生毕业后，到广西大学任教。在大学当老师，不能只当教书匠，必须搞研究才胜任大学讲台，才能内行地带领学生去基层实习。我在１９９４年成为硕士生导师，２０１３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到退休前，培养过三个层次的学生：本科、硕士、博士，我对他们的要求都是成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人才，我甘愿成为党的教育事业的园丁。怀抱着这样的目标，我在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加入了党组织，并担任过教工一个支部的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我的研究方向，全部来自社会经济的焦点和党的中心工作。鉴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于农村，我又有七年下乡务农的经历，我的首选是西部开发——反贫困——农村经济改革，几年后转移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１９９３年广西确立了西南出海大通道的战略目标，国际贸易成为广西高校的重点学科，我被调离自己科班出身的政治经济学，转到新建的国际贸易专业任教，科研方向也随之转移到对外经贸方向。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开始，继而南宁成为中国—东盟贸易博览会永久会址后，我被任命为广西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重点又转到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上。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强国之路，但也产生了诱发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负作用。２００５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在中国高校受到挑战的现实，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建议，掀起了“刘国光旋风”。广西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我被任命为该中心的副主任，我的研究方向也逐步转移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上来，并且加入了以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为领军人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海派经济学”学派。我跟随自己的学术领路人刘思华（中南财经大学教授），研究重点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述学术研究方向的转变，都不是出于我的随心所欲，而是由时代推进。  至今，我能成为一个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发表出版一系列论著的学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担当起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者、拓荒者的责任，归根结底来自党的教导：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作者简介：李欣广，1949年9月生于广西桂林市。1962年9月至1968年12月在广西师院附中读书，1969年2月到广西兴安县湘漓公社农村插队落户。1975年12月为桂林市水产公司职工。1985年8月到广西大学经济系（后为广西大学经济学院）任教，2014年7月退休，退休前为二级教授。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