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捍卫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

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黄华回忆：“这一消息传到世界各地，国际社会为之震动，媒体多以头条新闻刊载报道和评论。喜讯传到北京和全国，人们无比兴奋和激动，预期中国的外交将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当时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乔治·赫伯特·布什，即后来的老布什总统，在联合国现场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布什自传》谈到他为什么要谢绝福特总统让他到英国或法国当大使而选择到中国当驻华联络处主任时写道：“出使英、法固然令人垂涎，但去中国更具挑战性，新中国正在崛起。”

重返联合国的曲折艰难之路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组织的席位，理应由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拥有。但由于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上世纪50年代操纵“表决机器”，实施搁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的“拖延讨论”手法，从 1961 年起又操纵“表决机器”，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正式“表决”成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重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长期无理地拒绝于联合国之外。

进入60年代后，中国积贫积弱面貌大为改观。“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使中国真正成为了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对亚非拉国家外交，有效地促使联合国内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社会终于越来越认识到，无法再将新中国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而驱逐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就成了大势所趋。

1971年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要求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问题作为紧急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大会议程，并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决议草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驻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971年10月18日至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提案进行专题辩论，提案参加国由18个增至23个，约80个会员国代表发言。美国等国于9月22日向大会提出的“重要问题”和“双重代表权”两个提案愈来愈不得人心。虽然美国代表四处活动，还指使某些国家出面要求推迟表决，但不仅推迟表决的动议为大会所拒绝，而且“重要问题”提案也以55票赞成（包括台湾当局一票）、59票反对、15票弃权而被大会否决。当美国代表布什提出的删去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中关于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出联合国一节的要求，经大会主席马利克裁决予以否定之后，台湾当局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其“代表团” 离开了会场。接着23国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双重代表权” 提案随即成为废案而未付诸表决。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和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登上了联合国这个国际政治舞台。

◆外交部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开怀大笑的照片，当时广为流传。

从上面的历史可以看出，新中国的这个“突破”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之所以艰难曲折，是因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在联合国实质上扮演了“独裁者”的角色。因此，1950年的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却被联合国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

1953年11月前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题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NSC166/1文件。文件规定，美国要力争通过战争以外的各种手段削弱中共在亚洲的地位，阻滞其实力的增强，包括继续承认台湾当局，支持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劝说其他国家采取同样政策，等等。同时出台的还有题为《美国对台湾及中华民国的目标和行动方针》的NSC146/2文件。文件指出，不使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是远东防御政策的基点，因此要尽一切手段支持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多次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三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封锁和贸易禁运。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口口声声说爱中国的司徒雷登，在1949年8月回到美国后，不断发表充满了对新中国仇视的言论。他在195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国民政府（指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引者注）是可以依靠的，他们会坚持反抗共产主义。”“中国人民是正在为自由而斗争的民族，他们已经成为了这股力量（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引者注）的受害者。”“我们不能也不会容忍大陆共产党征服台湾”，“我们应坚定不移和继续反对任何帮助共产党政府进入联合国的努力和途径。”（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东方出版中心 2012年5月第210页、213页、214页）。这本回忆录有胡适作的《引论》。胡适写道：（由于美国的援助不够有效而导致蒋介石政权垮台）“我和司徒博士都认为，至少美国政府可以通过继续拒绝在联合国承认共产党政权来做一点补救。”（见该书第7页）值得注意的是，司徒雷登于1919～1946年任燕京大学校长、教务长，1946～1949年任美国驻华大使；而胡适则是1938~1942年任中国驻美国大使，1946~1949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从他们两位对待新中国的态度上，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这对今天的中国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面对当时美国有力量操纵联合国大多数的局面，毛泽东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在坚持向联合国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的同时，把重点放在壮大自身实力和发展建交国两个基本点上。正是这种高屋建瓴的战略决策，才使中国在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主要是与美国对抗、后来同苏联决裂（实际上是拒绝服从苏联的指挥棒），结交的朋友越来越多，国际影响越来越大，直至被“第三世界抬着轿子”进了联合国。

◆1956年，毛泽东与苏加诺合影。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与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谈到了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苏加诺说：“如果联合国没有代表六亿人民的中国参加，那么联合国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毛泽东拒绝了苏加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进去，让台湾代表继续留在联合国作为过渡的建议。毛泽东说：“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毛泽东还指出，“现在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作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因此，何必急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年12月 第364页、368页）

此时，考虑到中国国家工业化建设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并产生的效应也比较好，毛泽东决定启动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两弹一星”工程。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在1956年4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1958年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了研制原子武器的战略意义。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从1964年到1970年，导弹、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陆续研制成功，一次又一次地震惊世界。

在1971年7月15日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议案中的解释性备忘录的第七条特别强调，中国已经是一个“核大国和宇宙大国”，因此，“公认的是，没有这个国家的参加，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胜利恢复》人民出版社 1971年11月 第58页）

关于把重点放在发展建交国方面，是建立在中国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之上的，即重返联合国比发展建交国的难度要大。中国必须获得多数甚至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支持才能重返联合国，况且议案中还须满足中国为联合国规定的驱蒋条件，否则通过了中国也不会接受。因此，毛泽东为发展建交国和重返联合国搞了一个连环设计。中国要求建交国在联合国必须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这样，中国就可以在联合国之外通过发展建交国来影响联合国内部的力量对比。

上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前期，根据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问题。他认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因此，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特别是国家数量最多的非洲的关系成为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毛泽东在1963年5月对来访的非洲朋友说，“所有非洲国家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而对于欧洲，尽管在欧洲大国中，最早承认中国的是英国，但它在联合国顽固支持美国阻挠中国恢复合法席位，使中英外交关系一直处于“半正式”状态。毛泽东转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做法国工作方面，使1964年的中法建交成为了震动世界的“外交核弹”。至60年代末，尽早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已经成为了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共识。

1971年10月25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通过之后，美国主要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以“非洲国家同红色中国站在一起”通栏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三家报纸都刊登了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名单，其中，非洲国家占26个，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中国前驻联合国参赞、安理会候补代表吴妙发曾经在1971年到1978年，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前往联合国工作的外交官，多次参加联合国会议和安理会会议。他后来回忆道：“不少非洲代表团官员一见到中国朋友，都很激动。”“比如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代表团，一看见我们，就跟我们热烈拥抱，好几分钟都不放手。还喃喃地在我们耳边说:‘你们中国总算来了!我们盼望你们很久很久了!’”“还有像后来担任纳米比亚总统的努乔马、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当时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团请他们吃饭，我去接他们。一进大门，穆加贝和努乔马看见我穿的是中山装，马上冲过来抱着我说:‘你们总算来了！’热泪盈眶。”坦桑大使萨利姆对吴妙发说:“不解决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益的问题，我生平的夙愿就没有完成！我为此奋斗了多年，今天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夙愿终于达到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天下哪有公理呢？”

“那是联合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1971年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即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那次会议，可以说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当时的外国媒体的报道，留下了精彩的描述，展现了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

英国的路透社和美国的合众社报道关于美国的“重要问题”提案投票的现场实况：“当电子记票牌上出现的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刻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联合国代表们今晚击败了美国为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作出的努力，从而为北京进入联合国铺平了道路。他们在走廊里高声欢笑、歌唱、欢呼、拍桌子。”

◆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大会场响起持续达两分钟之久的雷鸣般掌声。

关于两阿提案，日本共同社报道：“八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以后，25日午后11点20分终于是阿尔巴尼亚提案通过了的决定性的瞬间。中国回到联合国，由此而被正式承认了。‘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各国语言的欢呼声在会场内四起。赞成中国参加的各国代表以三分之二的人数而淹没了会场。他们全部站起，高高举起双手向会场四周欢呼，会场充满了兴奋的龙卷风，主席的声音完全听不见了。马利克主席用英语宣布‘提案通过了，其内容将立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告’，又响起了一阵波涛般的掌声。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了联大总部过半数的祝福，被赋予挥动大手进入国际社会的权利。”

路透社还报道了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布什发表谈话：“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后来史学家称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因为当时毛泽东高估了美国的“指挥棒”能力。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当他得知了确切的消息后，说过这样一段话：“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见《百年潮》1997年第一期、第二期 熊向晖：《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顺便提一下，吴旭君作为保健护士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1年。其间，毛泽东交给她一项任务，每天看“参考消息”等资料，学习分析判断国际形势。因此，她兼任了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工作。后来的“乒乓外交”，毛泽东表扬她“为中国人民办了一件大事”。

当时不但毛泽东没有估计到，周恩来和外交部的领导们也都没有估计到。因此，当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来电通报联合国的决议并邀请中国派代表团与会时，外交部认为准备不足，不去为好。周恩来也同意外交部的意见。然而，毛泽东则考虑到“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当周恩来提到“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时，毛泽东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指乔冠华——编者注）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见《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六卷》第418页)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是非常英明的，也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中国代表团的出席，使联合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在这个盛况的直接推动下，尚未与中国建交的联合国成员国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与新中国建交的高潮”，展现出一幅“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生动画卷。

毛泽东亲自点将乔冠华任团长，黄华任副团长。黄华后来回忆：“主席还对我国代表团到联大的第一次演说内容，作了鲜明具体的指示。他强调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势宣传我国的外交政策，在讲话中要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要声明中国反对任何大国的干涉、侵略控制和欺侮，要点名批评美国、日本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是到我们要求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出军队；要指出我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正义斗争；我国一贯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介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联合国属于全体成员，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黄华：《亲历与见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 第181页、182页)

◆乔冠华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进入代表席位。

11月11日，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当时联合国全体大会早已结束一般性辩论，按惯例进入了各项议题的具体讨论。但为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达，联合国大会应届主席、印尼外长马立克决定于11月15日举行专门全体大会，听取中国代表团的发言。15日上午10时，大会厅内座无虚席，贵宾席、记者席和来宾席上也坐得满满的。中国代表团步入联合国会议大厅时，全体代表起立，掌声经久不息，热烈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整个会场。

马立克致辞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络绎走上讲台致辞欢迎中国代表团。在他们的发言过程中，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下午6时40分，历时约 6个小时。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包括美国、日本、苏联)在会上致了欢迎辞(匈牙利的代表用中文发言)。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大多数代表的欢迎辞热情洋溢，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不少代表在发言中赞扬毛泽东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有的代表还热情朗诵了毛泽东诗词。

首先发言的是科威特的代表。他说，“联合国大会终于决定纠正了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使新时代的人类的前途变得灿烂。”

法国代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不仅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而且为我们的组织获得新的动力打开了道路。”

阿尔巴尼亚代表说，“世界上所有的进步人民都凝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她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独立事业的最强大的保卫者，是各国人民主权的最强大的保卫者。伟大的人民中国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她已成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坚强不屈的堡垒，成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霸权计划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坦桑尼亚代表对新中国的巨大进步表达了钦佩之情。他说，“我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为争取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钦佩他们对全世界解放斗争的坚决支持。我们还对他们在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令人鼓舞的领导下，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努力所已经取得的和正在继续取得的惊人进步表示敬意。”

智利代表的讲话充满了对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敬意。他说，“在中国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万能的外国剥削者已经完蛋了。今天，一个由尊严的、巩固团结的、充满信心和革命活力的自由人们组成的民族出现了。”“中国从落后、贫穷、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了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工业、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等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他鼓舞和经常指导他的人民， 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同持久的革命态度融合起来。”“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欢迎的时候，我们希望十分坦率地强调她在历史的心目中担负的巨大责任。”他还用西班牙语朗诵了毛主席的词《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保加利亚代表。他说，“代表们知道，我们委托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今天上午代表我们发言。但是，我的代表团无法抗拒在这个仪式上要讲话的诱惑力。在看到联合国内那么多在最近和以前还发言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或在这个问题上不表态的代表团都出来直接或通过他们的地区代表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到达之后，我们为什么不讲呢？当我们知道我们为这个组织的普遍性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斗争并不是徒劳的时候，我们怎能不感到高兴和满意呢？”

在各国代表致欢迎辞以后，乔冠华在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走上主席台发表讲话。讲话完毕时，会议厅里又一次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发言结束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走到讲台前与乔冠华团长握手，表示祝贺，超过了任何国家在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所受到的礼遇。

2019年，前外交部副部长，当年中国代表团的一等秘书周南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1971年11月15日是他永生难忘的日子。“那是联合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况。”他在联合国工作的10年“是扬眉吐气、斗志昂扬的10年”。“头两年，我们在联合国的工作有一半以上是建交谈判。”“随着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兴起，中国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巩固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我国外交界元老之一的吴建民，也是第一批被派往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他在2014年接受采访时说：“大部分发达国家跟中国建交是在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如果1971年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8年我们能对世界开放吗?不可能。中国有今天的大发展吗?不可能。”

“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第6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