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教仁像 202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 一百年多年来，对于辛亥革命的意义，不同时期、不同立场、不同派别从不同角度都有相当多的阐述。 但可能，因为有意无意的原因，对于其中一个重大事件的“反意义”，很多人，甚至包括深读历史的人，都在忽视，或在无视。 是的，小普称它为“反意义”。 这就是，1913年宋教仁的被枪杀。 在小普看来，那一枪，打穿的不仅仅是宋教仁的生命，更是新生民国的主动脉，和一国上下谋求共和的全部努力。 那一刻，说它是20世纪中国历史最痛的一刻，一点也不为过。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45分，上海沪宁火车站检票处。 准备登车北上的宋教仁伸手去接检票员剪过的火车票，突然一声沉闷枪响，子弹射入他的右侧腰部。 28个小时之后的22日凌晨4点，在沪宁铁路医院，宋教仁不治身死，时年31岁。 守在遗体旁的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失声痛哭。 隔天，宋教仁出殡，上海两万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不仅上海，北京、南京、湖南、湖北，无数个地方都举行了追悼会。 中国南北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他的死讯； 全国的名流，乃至普通的读书人，都在给他写挽联、写祭文。 在江苏常州的一所小学，国文老师给孩子们出作文题《祭宋教仁》，孩子们不懂啊，老师忍痛给他们讲宋教仁怎样怎样…… 整个初生的民国，无论爱他的、恨他的、喜欢他的、厌恶他的、支持他的、反对他的……，全都被包围在一个巨大的痛苦中。 人心之痛，不仅为失去一个年轻的英杰而痛，更为即将可能被掐灭的共和政体而痛。 因为宋教仁此次北上入京，就是要去组建一个责任内阁，一旦完成，中国就将进入一个政党交替执政的良好格局。 而现在，他死了，偌大的中国，再找不出第二个人能担当此任。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双方都再也没有耐心沿着稳健的步伐来推进共和。 历史向好的路径，被生生折断。 我们首先来搞清楚，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是怎么回事，以及他为什么要倾尽全力推行责任内阁。 内阁制是相对于总统制来说的。 总统制以美国为蓝本，国会、最高法、总统三权并立，相互制约，行政权归总统。 内阁制以当时的法国为蓝本，宪法之下，议会起主导作用，由议会推举出来的政府行使行政权，总统作为一国元首更多是象征意义。 内阁制与政党政治紧密相连。 宋教仁主张，要在全国的政治层面形成两大竞争性质的党派，通过定期选举，某个党派如果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该党派的领袖就可以经由议会推举担任内阁总理，进而组建政府部门，行使政府权力。 在野党则行使监督权。执政党与在野党通过选举竞争来决定谁上谁下。 这种内阁之所以被称为责任内阁，乃是一国权威在国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 从本质上来讲，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其核心都是指向共和的。 区别在于，行政权究竟是归于总统还是总理。 当然，基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它们还有一个细微区别，我们在后面论及。 既然本质上是一样，那么宋教仁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大力气去推行内阁制呢？ 难道是因为有孙中山和袁世凯在，总统无论怎样都轮不到他，他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当上总理并抓到实权吗？ 答案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但宋教仁这么做，的确首先是有虚总统之位的初衷，或者很直接地说，他要虚未来的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总统之位。 宋教仁这么想，是有他的道理的。 毫无疑问，在革命党这一边，孙中山的权威无人能及，以当时宋教仁的资历，不要说孙中山，就算黄兴的影响力也远在他之上。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前后，宋教仁与孙中山相识并共事。 虽然年轻，但凭着过人才干，在同盟会内部，他的影响力居于老三的位置。 在共事的过程中，宋逐渐体察到了孙的难以相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孙不是一个开诚布公、虚怀若谷的人，不仅如此，做事还专制跋扈。 这不单单是宋教仁的看法，黄兴、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与孙之间也是矛盾重重。 特别是章太炎和陶成章，曾一度掀起浪潮，要撤换孙的同盟会总理职务。 好在黄兴做和事佬，尽管他也看不惯孙，但他顾全大局，处处维护孙的领袖地位。 基于长期以来的思考，宋教仁认识到，总统制一旦跟一个人的专断性格结合到一起，就有可能造成独尊危局。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积极筹划和推行他的政体蓝图，在当时他主持或参与制订的临时性法律文件里，他把他的内阁制构想给糅合了进去。 武昌起义爆发两个多月后的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国内，第二天讨论政府组织方案，孙众望所归被推举出任临时大总统。 但当宋教仁提出采用内阁制时，遭到孙的强烈反对。 事实上，在当时的场合下，几乎所有的代表都反对，因为所有的代表都拥戴孙。 在后来的政府组阁中，宋被排除在外。 但有意思的是，到1912年2月南北和谈成功、清帝退位、孙中山遵守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之后—— 革命派组成的参议院拿出来一个《临时约法》，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宪法意义的文本，将宋教仁的内阁制思想全部体现在里面，意图以此来约束袁世凯。 这真是所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孙要是从担任临时大总统第一天起，就把自己置于采用内阁制的《临时约法》之下，等到袁来上任，内阁制不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过渡过去了吗？ 我们现在来回答总统制与内阁制的细微区别，这个区别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可谓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总统制下，总统是国家第一号人物，如果赋予他行政权，他本人又有专制倾向，那么几乎没有力量来约束他。 而在内阁制下，总理再有权，他的地位都只能居于总统之下，他要有什么恶行，很容易被换掉。 内阁制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必须是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党派领袖才可以出任总理。 至于总统是什么党派并不重要。 在当时，的确只有孙中山或袁世凯才具备担任总统的权威，但在南北和谈成功后，总统之位由且只能由袁世凯担任。 孙中山具有大权独揽的倾向，袁世凯就更加偏执于独裁。 袁世凯不是基于自己是某个党派的领袖，而是因为手握北洋重兵、促成清帝退位而登上总统之位的。 一句话，他就相当于天然总统。 如果采用总统制，他不会因为某个党派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就按该党派的意志施政。 而采用内阁制，他的个人意志的影响力就会尽可能被降到最低。 很显然，依照当时的现实，内阁制能走向共和，而总统制则未必了。 小普的这番分析，不知是否足以让列位看官明白？ 我们一定想知道，宋教仁那么年轻，何以会对政体制度跟中国现实相结合理解得那么透彻，且几乎可谓当时中国第一人？ 宋于1882年出生在湖南桃源，三代习儒的家族让他早早得以进入私塾读书。 1903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这所学堂是张之洞创办的湖广大学堂的下属学堂。 在这里，他开始了解国家大势，并结识了黄兴、陈天华等革命派。 1904年，黄兴在长沙成立华兴会。这是继孙中山的兴中会之后的第二个革命团体，宋教仁全程参与，并成为其中的骨干。 华兴会拟定当年11月慈禧太后生日时举行起义，结果事情败露，宋教仁和其他骨干成员先后流亡日本。 可以说，在到达日本之前，宋教仁还只是一个纯粹的种族革命者。 到日本后，他对革命的理解不仅在内涵上更丰富，在愿景上则把革命成功后的建设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他选择攻读法政专业，因为他认识到，用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这个专业，就是为了将来的建设所用。 所以，他此后的行动，处处都体现出着眼于“建设”这两个字。 他研究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美、法、德、匈、奥等国的宪法文本，在这个过程中深刻比较各国制度之异同。 1905年，慈禧太后开始搞立宪。 宋教仁发表《清太后之宪政谈》，从权利、义务与人民监督三个方面批评清廷立宪的虚伪性。 在日本，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报，大量撰写各种政见时评。 正是因为他所造成的影响力，同盟会成立后，这份报纸改名为《民报》，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民报》创刊号封面 在同盟会，他虽然只担任庶务干事一职，但因为孙中山不管事，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来代行其事。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得到大力施展。 他有意识地去参加各种辩论，特别是加入秋瑾组织的演说会，使得他的演说才能得到大大提高。 在当时的革命党人看来，他演说的鼓动性并不亚于孙中山。 宋教仁致力于宪法实践。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爆发前夕，他带着起草好的文告、约法及中央、地方制度建设的文件奔赴广州，期待事成后即发挥作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他赶到武汉，力主组织中央临时军政府，并起草《鄂州约法》用以指导军政府的建设。 该部约法里，负责政务的政务委员之职，已具备内阁制的雏形。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 因为力主内阁制而遭到普遍反对，宋教仁未能进入政府组成名单。 但在后来成立的法制局中，他被任命为局长。 在这个短暂的局长任上，他拟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内阁制构想在里面得以充分体现。 这个草案被参议院认为是越权之举。 但有意思的是，在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参议院出台《临时约法》，里面的内容几乎照搬《组织法草案》。 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人们总认为，是孙中山指示宋教仁起草了《临时约法》。 事实是，宋教仁只是被动而又间接地完成了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宪法文本。 我们再回过头来梳理几个革命派人物，看有没有谁能代替宋教仁的角色。 孙中山最早鼓动革命，声望卓著，但其“三民主义”的路线图并不足以指导具体的宪法实践。 黄兴一向忠厚笃实，冲锋在前，但属于“秀才造反”类的传统知识分子。 汪精卫神采奕奕，但华而不实。 至于其他人，皆是属于“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之辈。 唯有宋教仁，他吃透了各国宪法精神，深刻体察民初局势，又热衷于实际的政治实践。 他的重在建设的超前眼光，使他成为当时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共和的最佳人选。 可以说，宋教仁是中国近代“阳光政治”第一人。 他磊落坦荡，从不参与勾心斗角；他执着于他的政治理想，从不计较职位高低或挫折失败。 因为误解，他被很多人认为一门心思就是想当总理； 他曾被同盟会元老之一的马君武在会议现场打得眼睛流血； 他曾被一群同盟会女会员围着扭打…… 尽管如此，他总是坦然面对，耐心解释，矢志不渝。 《临时约法》出台于1912年3月，按照规定，国会选举要在该法颁布10个月内举行。同盟会要想在参议院选举中胜出，前提是必须组党。 自从民初党禁开放后，各种党派如雨后春笋，据统计，最盛时，政治性党会达到312个。 那时，最大的党派是共和党，党魁是黎元洪，主要成员有张謇、梁启超等维新派，他们顺应袁世凯的要求对抗同盟会。  同盟会成立 此时，身为党魁的孙中山醉心于修铁路，黄兴乐于给孙打下手，改组的担子就只能落到宋教仁头上。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宋教仁又一次凭着一己之力，完成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大业。 1912年8月，国民党成立，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 因为孙无心党务，宋教仁被推举为代理理事长，宋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 由此，一个国家、两个大党的局面形成。 宋教仁造党的目的，是为了接下来能制定出真正的共和宪法，能确立纯粹的政党内阁。 至于究竟是由共和党还是国民党来组阁，那是第二位的事情。 但选情太有利于国民党。1913年3月上旬，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胜。 这意味着宋教仁组阁板上钉钉。 那之前，宋教仁回了一趟阔别多年的老家。 还没赶上过春节，他即启程东下，先后在长沙、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发表演说，刮起一股“宋教仁旋风”。 在杭州，他登临有名的南高峰，写下一首壮丽的诗篇，结尾一句是： 海门潮正涌， 我欲挽强弓。 1913年3月中旬，袁世凯邀宋北上，共商国是。 谁能料到，3月20日晚，在他就要跨上列车之时，会被一颗子弹击中呢？ 这颗子弹究竟是哪一股政治势力射出的，小普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也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事实上，宋案至今仍是一个悬案。 普君想说的是： 宋死后，国民党在国会里依然占据多数，民初的司法独立也依然存在，国民党本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在体制框架内制衡袁世凯，解决宋教仁案。 同时可以另外推出自己的代表来完成组阁。 如此，共和的道路未必不能重启。 但孙中山没有这样做，而是拉起了“二次革命”的大旗，要用武力跟袁世凯对决。 从此，那个可以和谈、可以妥协的民国死了； 内阁制死了； 共和死了。 数十年军阀混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据载，宋教仁生命最后的几个小时频频呼痛，惨不忍闻。 而在他身后，他的国家却因他的死承受着百年剧痛。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