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危急！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随后不到1个月内，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南方都市上海表面上风平浪静，却涌动着战争的暗流。上海地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是中国最大经济贸易中心，也是日军蓄谋占领的战略重地。日军早已为攻占上海作了长期的谋划，企图把占领上海与占领华中地区的作战相连。 而这一次，日本失算了。此时的中国再也不是用一纸条约割地赔款求和、任人宰割的中国。中共中央于七七事变次日即通电全国：“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最后如此写道：“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 日军没想到，根据《淞沪停战协定》不准在上海驻军的中国，竟然想在上海“先发制敌”；他们更想不到的是，8月9日在日军谋求布局上海战役时，南京的最高国防会议上，多了三位红军将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此次会议为了再次谈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事宜，国共两党“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地步”。几天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难当头，国共两党谈而不决的局面旋即转变。国共两党坐到了一张桌上！中国人——团结起来了。 上海各行各业各界 “决心抗战到底”的总动员 1937年7月下旬，在上海贵州路中国饭店的一个房间里，因国共谈判途经上海的周恩来秘密会见了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人刘晓和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周恩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使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上海或会发生意外事件，思想上要有足够的准备。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有利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 淞沪抗战爆发后，繁华似锦的上海瞬间沦为烽火战场，但在硝烟弥漫中，上海民众在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成立文化、教育、职业、学生、工人等各界抗日救亡协会，全民族抗战的热潮澎湃而来。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是最早成立的群众救亡团体，宋庆龄、蔡元培、何香凝等83人为理事，共产党员是活跃其中的骨干。该协会由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漫画界救亡协会和战时文艺协会等76个团体会员组成，是上海文化界及全市各抗日救亡团体的中心。上海教育界救亡协会举办8个难民收容所，创办10所里弄小学，组织3个里弄互助会，普及抗日教育。科学工作者组织大众科学社，成立战时服务团，普及大众所需要的防空、防毒知识以及其他与战争有关的科普常识。上海工人界成立国民战时服务团、沪南青年救亡团、纱厂工友救亡协会、印刷界战时服务团、人力车夫工人救亡协会、法商电气公司工人星期服务团等十几个救亡团体，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职业界救亡协会是群众基础最广泛的群众救亡团体，下有洋行华员联谊会、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上海职业妇女会等28个团体，积极推动各行业职工与工商业主一起，投身于支援前线、募捐慰问等抗日救亡工作。 爱国进步人士何香凝、史良等发起组织“上海战时壁报工作团”，一时间图文并茂的“战时壁报”遍布全市大街小巷，这些壁报及时报道了战地消息、战事评论、中外要闻等，每天的读者达几万人。在上海学生的积极配合下，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6周年纪念日这天，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及留日救亡同学会、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同学们举行纪念大会，青年学生们在集会上热血沸腾，纷纷表达抗日的决心。全市人民响应上海市各界救亡协会的倡议，在中午12时整就地宣誓抗日。学生们在路口维持秩序，带领过往的行人朗读“效忠国家，决心抗战到底”的誓词。何香凝、许广平、史良等还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积极奔走，做了大量的战事后援工作，真正践行了“惟我妇女虽不能枕戈待旦，冲锋杀敌，而对于疆场上之战士，亦应尽力帮助，故饥者我当为之食，寒者我当为之衣，伤病者我当为之医治”。 不分男女老少，“一切为了前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高于一切，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深入人心，上海民众积极投身于募捐、慰劳和对日经济绝交等援助活动中。 “一分钱慰劳将士爱国捐”“节约献金”成为行动口号，上海人民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贱贵，都热烈响应，踊跃捐献，连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都捐出了自己的活命钱，大量慰问品源源不断送至前线。从7月底至9月10日上海发起爱国捐活动，总计募集150余万元。9月中旬，天气渐冷，上海抗敌后援会及各界救亡协会组织上海40万市民连夜为前线将士赶制20万件棉背心，70万包内含肥皂、牙刷、牙膏、清凉油、红药水、急救包等日用品的慰劳袋，也在短期内完成，送至前线将士手中。 上海妇女为前线战士赶制冬衣 学生们积极响应抗敌后援会发动的救国捐款、征募军用物资、慰劳、运输、救护等支援前线的活动。他们组成募捐队，走上街头，深入里弄、商店进行群众性征募。到9月10日，除募得大笔捐款和发行救国公债外，各界民众还捐献食品、日用品、望远镜、防护面罩、通信器材、车辆等各类军需物资近200个品种。这些物资由各团体组织的车辆运输队冒着战地硝烟，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阵地。9月中旬，全市发动为抗敌将士赶制御寒衣物活动，学协提出募集10万双手套，全市学生动员起来后，仅用10天就完成了任务。 10月18日，在有800余名青年学生参加的“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上，郭沫若慨然指出：“鲁迅的伟大精神是反抗社会一切恶势力，反抗到底，死不妥协。所以目前的民族革命战争，正是鲁迅精神的最具体的表现。”圣约翰大学和圣玛丽亚女校等教会学校的学生联合发动救国公债推销活动和国际宣传运动，呼吁全世界学生们联合起来，抵制日货，抗议日本帝国主义。  在战地救护和战地服务中，抗敌后援会的9个急救队冒险奔赴前线救护伤兵，从9月16日至30日共救护伤兵4000余人。上海国医界战地救护队奔赴战事激烈的罗店、大场等地，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全力救护受伤官兵。上海各行业工人战地服务团有100多个，仅上海纱厂工人救亡协会就发动1000多名工人参加战地服务，500多名青年工人参加抗日军队。其中到第十八军罗卓英部开展战地救护工作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平均年龄还不足19岁。 文艺战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以新闻出版、歌咏戏剧、广播演讲等方式开展的上海救亡宣传和抗战文化，“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另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战线上战斗。  “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大公报》派范长江等著名记者担任战地特派员，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战况。在《卢沟桥畔》中，范长江细致生动描述前线将士英勇战斗情形：“他们从不对敌方的精利武器表示恐惧，重重的子弹带缠绕着他们的上身，手枪、步枪、手榴弹、大刀、大衣、杂粮袋等等，挂满了他们身上……”战地记者们用双脚丈量大地，用手中的笔和心中的无畏，始终坚守在推动抗战、捍卫国土的最前线，鼓舞和感召更多的中国人奋起抗争。 七七事变后，上海的中国剧作家协会经过紧张的创作、排练，隆重推出了3幕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8月7日在南市蓬莱大戏院正式上演，近百名艺人参加演出，“保卫祖国”“保卫卢沟桥”口号一时间传遍上海，激励人们投身抗战洪流中，演出一直持续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火燃烧。袁牧之、陈波儿、贺绿汀等人组成的战时移动演剧团，受到将士们的热烈欢迎，被称为“文化战斗的游击队”。上海200多位戏剧、电影界人士共组成13个救亡演剧队，除两个留沪外，其余11队陆续离沪，深入内地乡村城镇，演出《同心合力打东洋》《为自由和平而战》《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在各地播下抗日救亡的火种。国民歌咏救亡协会组织演唱会，《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回荡在街头巷尾，这响彻云霄的歌声激发着民众的抗日救亡斗志。  难民所里群情激奋的“起来”强音 战争使上海及周边地区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沦为难民，涌向租界的难民最多时总数达70余万人，收容救济工作非常艰巨。上海市救济会、市慈联会、上海国际救济会等众多组织先后建立几百所难民收容所，单慈联会就先后设立了50多处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约50万人次。在沪国际友人饶家驹被称为“中国难民之友”，他四处奔走，陆续设立收容所130多所，收容难民10万以上，在战时上海至少保护了30万难民。 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非常重视难民工作，专门成立中共难民工作委员会。在收容所，共产党员们教难民识字唱歌，宣传抗日救亡常识，培养抗日救亡生力军，成为难民所的骨干力量。 中共难民工作委员会根据难民的不同文化程度，成立不同识字班、文化班，统一编写使用通俗易懂的教材，进行抗日宣传教育，提高难民的文化知识和民族意识。如《东洋兵》《中国人》《中国飞机》《中国小孩》为儿童初级读本，《难民》《可恶的日本兵》为妇女读本等。在难民所内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召开时事座谈会、报告演讲会，伴随着难民所中到处响起的《义勇军进行曲》《抗战敌歌》《打回老家去》的激昂歌声，并肩战斗、誓死抗敌的决心也喷涌而出。 经过持续两年的难民教育，党组织领导的难民收容所，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革命学校，先后有200多人加入共产党，将1000多人输送至皖南新四军，其中党员80余人；近50名党员被派至宝山、吴淞等敌人占领下的市郊工作，开展抗日武装斗争；40多名党员被派到工厂企业，开展基层抗日工作，成为基层的骨干力量。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上海人民凝聚起的风起云涌、万众一心的抗日救亡热潮，向全世界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恰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