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5周年，1992年的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在1989年已明确表示退出政治舞台的邓小平为何要南巡讲话？导致他南巡讲话的起因又是什么呢？

“皇甫平”事件是导火索

说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就不得不提在这之前发生的“皇甫平”事件。90年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极端恶劣，东欧剧变，苏联在解体的边缘，国内有些人认为，东欧事件是“改革引起”的，所以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与此同时，一些人在未通知校长的情况下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三次党建研讨班，被人称为“反和平演变班”。

为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当时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与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呼吁继续坚持改革，他们与当时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进行了一场关于“改革”的论战。5月，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当时经济特区被这些人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同年10月，一位中央领导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开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可见，当时在党内关于改革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进行了10多年的改革开放随时有中断的危险。

最初一度不准报道

1992年1月，邓小平在社会上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还在继续的背景下，开始了南巡讲话。当时，陈锡添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惟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他被告知：“此事绝密，不得外传。”陈严守“保密”守则，可到了第三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唯一知情的记者了。1月21日，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法新社说他“正在视察”。这些消息全都发自香港，说是来自深圳政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发表上述措辞严厉的重要讲话，十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

此时，关于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是否报道，陈锡添去请示市委宣传部，他被告知“暂时不报道”。谁都知道兹事体大，不敢做主。他在《深圳特区报》里的那些同事全都按捺不住，有人说干脆自作主张，有人说这会招致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这时候有人想到“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这办法似乎不算违背“此事绝密”的规则。有人私下跑到当地党的领导人那里说了这个计划，得到一个回答：“市委也是这个意思。”就这样，《深圳特区报》在以后十四天里发表八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邓的南巡讲话终于得到部分公开。

当时中央高层反应不一

由于不清楚邓小平南巡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当时党内没有人想过早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事情马上发生了变化。2月28日，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八天、邓小平南巡的第四十天，中南海采取了行动，将邓小平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要求属下各级党委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了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开学了。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他在讲话中称“‘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大家全都心知肚明，这话不是乔石说的，而是邓小平说的。但乔石却是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邓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一个，当邓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他一直在大力支持邓小平。总书记江泽民也是一个，他把一群文人召到中南海，对他们说，即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邓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就把他的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3月底，中南海加快了行动节奏，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写通讯。3月24日，《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了。《东方风来满眼春》把邓小平的一个深谋远虑的行动彻底公开在普通中国人面前了。六天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北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陈的文章。邓小平南巡终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

之后邓小平南巡讲话成为中国改革的行动指南、现代化的核心，以及中共十四大的主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