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在我们都喜欢文艺。造反派们整天喧嚣打闹的时候,我们参加了铁路一中当时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艺演出队。 一九六八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六团来齐接收知识青年。我们俩按当时“走资派”子女的身份,要求去神圣的屯垦戍边第一线是不够资格的。“善长文艺”的经历成全了我们,被破格录用了。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做为齐齐哈尔市第一批知青来到了当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十六团(一九七六年改制为九三农场局跃进农场)。不久又同时被抽调到团文艺宣传队。 宣传队很快的组建起来了。二十几名队员中除了几名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下乡的老知青,绝大部分是来自齐齐哈尔,哈尔滨和上海的知青。当时队员的热情很高,很快的编写赶排了一套反映兵团劳动生活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当时带有很强的“文革”大背景的色彩。但无论怎么说,毕竟反映了现实的生活,为此深受广大老职工和知青们的欢迎。连队的食堂,麦场,田间,地头都是我们的舞台,我们的演出赢得了老职工和知青们的笑声和掌声。 赵明身高一米六七,在女孩子中也数高个头了。她体态丰满,身材匀称,为人娴静朴实,性格温柔,待人诚恳热忱,一点高干子女的架子也没有。她能歌善舞,对文艺很有灵性。对新的节目,她接受,领悟得比别人都快。她经常承担的是歌舞和表演唱的节目。表演时非常的投入,用舞姿翩翩形容她的表演,一点也不为过。记得有一女二男的三人舞叫《亚非拉美齐战斗》,那种刚柔并济带有异族风格的舞蹈,时过四十年仍经常栩栩如生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我们经常在团部的安排下到基层的十几个连队演出,有时也应邀去友邻单位,兄弟农场,军队农场演出。那时的交通工具有限,到各连队演出,都是由连队派车接送。这些车包括:马车,牛车,好的是带拖车的胶轮拖拉机。农忙时车辆紧张,经常十几里,二十多里的路程用步“量”着去。而一些乐器,道具也是人扛与肩背。那时年轻,革命豪情在胸,虽然很累倒也乐在其中。有时到距团部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友邻单位演出,就得团部派车了。那时团里仅有十几台解放牌卡车和两台南京嘎斯卡车。二十几人站在车厢里没有防护栏。夏天还好,车一开起来,凉风习习,反倒能消除酷日照晒的暑气。冬天就遭罪了:车一开起来,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冻得大家只好在车厢板上跺脚蹦跳。当时安全乘车的意识也不高,许多队员站累了,就手扶车厢板坐在车厢的四周的厢板上。有时路况不好,把大家颠得东倒西歪满车厢的直滚。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一阵的哄笑喊叫也就过去了。岂不知这也为以后的不幸埋下了祸根。 不知不觉我们下乡的第一个春节就要到了。许多知青可以获准请假回家过团圆年,而宣传队却要在春节期间到各连队慰问演出。于是我们这些队员生平第一次没有和亲人团聚的春节就这样在兵团渡过了。 春节过后,宣传队宣布解散,为队员们补放几天假,待返团后各自回原单位。 三月八日,我和赵明,还有另外几名战友一同返团。三月初的北大荒仍然是冰天雪地。上午天有些阴冷。双山火车站距团部十八里。运气好时碰到返团的车可以搭乘,没有就只好步行了。庆幸的是我们碰到了团部车队李师傅开着一辆南京嘎斯卡车去师部拉面,答应捎上我们,先拉面再返回团部。 上车后,有几个人站在车厢前部靠近驾驶楼的护栏前,我带着一个知青家里捎来的大包,就面向左侧坐在了包上。赵明则坐在左侧的车厢板上,我们俩对面而坐,不时的还唠几句嗑儿。也许是刚才找车,跑路,爬上车厢一阵的忙活,或是终于坐在车上可以松口气了。赵明好象感觉到有点热,本来还是两手把着车厢板,看这阵子车行驶得很稳,就把两手从车厢板上松开去解系在脸上的棉帽子。而就在此时,车子一阵的猛烈颠簸,由于猝不及防,我从坐着的大包上被颠了个仰面朝天,躺在了车厢板上。前面的几个人中也有被颠得坐在车厢板上的。一阵慌乱过后,我刚挣扎着爬起来,卡车又突然来个急刹车,于此同时不知是谁大喊着:“有人摔下去了!”这时我才发现本来坐在对面的赵明不见了。我的心一下子就紧了,急得不顾一切地大叫:“赵明!赵明!”这时有人指着后面的公路,惊恐的说不出话。大家顺着手指方向看去:据卡车好几十米远的沙石路面上躺着一个人,身上的黄色兵团战士服依稀可辨。大家跳下车一窝蜂般向后面奔去。跑到跟前全傻眼了。只见赵明仰面躺在地上,嘴和鼻孔里鲜血在咕咕地流,扶起她一看,脑后肿起块鸡蛋大小的包。她此时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已经不能说话。那顶黄军帽甩出好远。 在慌乱中大家把赵明抬到驾驶楼,李师傅匆匆开着车直接奔向师部医院。我当时是抱着赵明坐在驾驶室里的,眼里流着泪也想不起去来擦,心中一片空白。事后得知,李师傅是为了躲迎面而来的车辆,把车向路边靠时,车轮压在路边一个尚冻得坚硬的沙堆,加之当时车速较快,才造成了车辆的颠簸。 师部医院接诊后,实施紧急处理的同时,李师傅和同时返回的队员马郁华立即回到团部向领导报告了事件的经过。由于赵明的伤势严重,初步诊断为严重的脑震荡造成颅内出血。必须实施开颅手术。可是当时师部的医疗水平有限,经研究速派人去几十里外的嫩江县解放军医院请军医来院支援。同时与团部联系,组织人员献血。团部闻讯组织好几十名知青与老职工赶到医院。一些得知情况的原宣传队的队友来不及找车,为了走近路,就横穿老莱河滩的塔头墩(夏天雨季时是一片沼泽湿地),淌着没膝的雪壳子奔来看望战友。 由于事先不知赵明的血型,几十名自愿献血者中只有五人符合赵明的O 型血。当时九连知青,也是赵明铁路一中的校友吴立人验血时,医护人员一个劲地说:这小伙子的血好,并要抽取500CC 。吴立人爽快的说:要多少,你就抽多少!但却被站在旁边的九连副指导员制止了。她说都是小青年,抽的多了怕对身体有影响,还是多几个人分担吧。这样五个人各抽取了300CC。 第二天进行手术。虽然院方做了最大的努力,但却无回天之力。一直昏迷不醒的赵明被抬上手术台,却在手术还没有结束时就停止了呼吸。我当时是一直护理赵明到最后的唯一一名知青,只是在对她进行手术时,却被隔在手术室的门外。事后得知,赵明是因颅内大面积的出血,压迫脑部神经致死的。赵明逝世前后,许多令人悲伤痛心的情景,至今刻骨铭心。赵明不幸受伤和夭折的消息,团部也很快告之了她的亲属。当时赵明的父亲正在被隔离审查。他是在两个“造反派”的押解下来到师部的。在我们见到赵伯前,跟来的“造反派”把我们几个同时从齐市返团的知青叫到一旁,告诉我们不要与赵伯接触,也不许乱说。他们的举动让我顿生一股厌恶之感。 当显得苍老许多的赵伯(当时也就五十出头)被那两个人押解着来到停放赵明遗体的太平间时,早已在此等候的许多知青一齐拥向赵伯,我更是不屑于那两人的警告,抱住赵伯痛哭失声。 赵伯这位老革命,“文革”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担任了多年的局长,在广大的职工家属中口碑非常之好。闻讯赶来悼念赵明的许多知青因为多是赵明的同学或校友。因此他们的父辈大都是铁路员工即都是赵伯的属下。我们这些晚辈对赵伯一直都有一种敬仰之情。赵伯一迈进太平间,看见赵明躺在冰冷的石板床上,强抑着悲痛,用他那低沉浑厚的嗓音呼唤着:“赵明!赵明!……”他的一声声唤顿时引起了我们一片嚎啕声。这时赵伯停住脚步,面向大家说:咱们一起唱首毛主席语录歌吧。说完他带头唱起来:“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一片歌声在哽咽中响起。 接着他又把在赵明随身的提包里翻出的一枚毛主席像章举起来,让在场的知青们看,像章的背面有两个字:“革命”。赵伯说:“这是赵明这次回家时我刻好字送给她的,可是她还没有带上就……”,赵伯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久久的凝视着心爱的女儿,喃喃地说着:她一月五日刚刚过了生日,才满十八岁……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却在两个“监护者”的拥持下匆匆离去。 团部定于在三月十日给赵明下葬。原宣传队的队友们提出要开一个小型的追悼会,当时团部有关领导未置可否。宣传队队员陈新光(后来成了我丈夫)已经写好了悼词。但后来却被告之追悼会不能开了。为此队员们意见很大,一直到今天,队友们说起此事还耿耿于怀。 给赵明打制棺材时,当时不知团里哪位管事的发的话:简单一点就行了。结果打制的一副白茬棺材,板子薄薄的,在抬的时候,甚至有点要散架子的感觉。当赵明遗体入殓后,用卡车拉向墓地的途中,我们许多知青都把身体紧紧倚在棺材两侧,生怕车的颠簸把棺材弄散了。 在墓地,除了原宣传队的队员外,团部只有几个一般的干部,再加上事先派来刨土挖坑的知青。赵伯仍是在“监护者”的“陪伴”下为女儿送行。当一块块冻得坚硬的土块抛向墓坑中的棺木时,我真耽心那不结实的棺材被砸裂。下落的土块碰到棺木时发出的“咚咚”声,就像一下一下地砸在我心上,让人心碎,让人悲愤,让人难忘 。。。。。。 赵明离开了我们,但战友,同学之情并没有离去。每年的清明,几个与赵明生前感情深的战友都会去看望她。给她的坟铲草,培土。此后知青陆续的返城,宣传队的战友越来越少,但每年仍旧照去不误。几年后,我们几个仍在的战友又重新给赵明坟前立了一个新墓碑。换掉了草草立下的字迹已经不清的旧墓碑。在以后我在农场成了家,原来的队友只剩我与我的爱人了。每年清明也只有我们夫妇去看望我的好妹妹,我亲爱的战友与同学。 每当清明时节,正是江南莺飞草长,柳绿桃红之即。而此时的北国却仍是春寒料峭。只有朝阳处才有星星点点的小草拱出了新芽,放眼望去,大地仍是一片萧索。每当此时,我都会对爱人说:赵明是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来到这片土地的,刚刚十个月,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就匆匆离我们而去,把她的躯体融化在了这片土地上。我爱人沉思了许久才对我说:你常说,赵明最喜欢的一支曲子叫《云雀》,你看那枝头不正落着一只云雀吗?那云雀在枝头跳跃,好像赵明在跳舞,那云雀在枝头啾鸣,好像赵明在唱歌。赵明在春天来到这里,用她的歌和舞为人们呼唤春天,又在春天离开我们,把她的躯体献给了这片土地,但用她的灵魂继续歌唱着,呼唤着春天。倾诉着她那无尽的绵绵情思。 作者简介:曾繁敏 ,毕业于齐齐哈尔,1968年5月9日 随齐齐哈尔第一批知青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六团(跃进农场),先后担任过团宣传队队员、工程连战士、团部商店服务员、团部中学音乐教师等。1979年11月返城 , 后大部分时间从事职业教育工作,在齐齐哈尔铁路司机学校任学生科副科长。2005年5月退休。 (研究会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