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然，这样的选送在某种程度上要依赖“伯乐”。原北京赴陕北插队知青马致远就遇到了这样一位“伯乐”。1974年，李家坝大队接到文件，要挑选一名表现优秀的知青到延安工农兵学院上大学。上大学一直都是马志远的梦想，但这个名额到底该给谁，大家意见不统一。论文化程度，马志远自然最合适，但其他知青也嚷着都想去，他们觉得马志远在插队期间表现并不突出，没干多少活。另外，校长李广志的女儿李香兰也很想嫁给马志远。只是，明智的校长李广志还是推荐了马志远。当然，这种选拔制的本质特点是“阶级路线”。请看原上海赴黑龙江农场知青华家琪的回忆。华家琪在填推荐表“家庭成分”一栏中颇费踌躇。按当时的说法他家庭成分属于“剥削阶级”，可那样在政审时肯定通不过；如填“工人”要是查出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经过一晚上的考虑，华家琪在家庭成分栏中填上了“职工”，然后胆战心惊地将推荐表交了上去。录取工作已近尾声，那天华家琪往场部送粪，没打听到录取的消息，回来时，“只身躺在粪车上，人的精神已到崩溃边缘。”没想到刚回到牛棚，就听到一位上海知青喊到：“家琪侬才回来啊，侬通知书到了，在连部。”一听这话华家琪像打了鸡血，一下子从粪车上跳下来，向连部狂奔。拿到哈尔滨轴承厂技工学校发出的录取通知书时，作者感到“人一下子像散了架一样瘫倒在地上。”华家琪“混”过了“家庭成分”一关，一举扭转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可算是“好事多磨”。原杭州赴黑龙江虎林县插队知青海闻就没那么幸运了。1971年，村里来了升学推荐名额，大队推荐了海闻，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到公社就被卡下来了。1972年，他又一次被推荐，又被县里卡了。1973年，邓小平短暂复出，出台了上大学要考试的政策。他赶紧自学了初三的数学，认真准备政治和语文，很顺利地参加了考试。虽然“家庭问题”依然存在，但他被评为了“县劳动模范”。作为表现好的“黑五类”子女的代表，县里同意推荐他上大学。在填志愿的时候，他专门挑了东北林学院的“道路工程系”，心想，这是到深山老林里去修路的，大概没什么人会跟自己抢。可就在那年8月20号，“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信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又改变了他的命运。尽管县里据理力争，东北林学院拒不收，因道路工程系是“保密专业”，不能要他这样的人。又过了一年，大学招生回到推荐制。大队委在讨论推荐人选时，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海闻。然而，大队党支书老李头说话了：“我们不能再推荐海闻了，推荐了也是瞎名额。” 海闻的“政治表现”没有问题，学习能力也很强，关键卡在“家庭出身”上。事实上，仅仅因“家庭出身”被卡下的有学习能力的知青何止千万。推选制的弊病很明显。知青能否上大学的权力交到了当地领导的手中；讲政治标准导致卡考生的出身和家庭背景；具体操作中为开后门留出了余地；由于缺乏严格的成绩考核，导致了生员水平的参差不齐；更不要说学员入学后的“上管改”给正常的教学秩序带来了干扰。只是，“推选制”的弊病不能由通过“推选”进入学校的“工农兵学员”负责。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国家终于认可了升学要靠学习能力这个基本观念，不少知青也发现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复习功课，参加考试了。有资料显示：1977年及1978年两次高考共录取 67.2万考生。这几年的高考无疑改变了许多知青的命运。根据祥说百态（网名）的介绍，天津赴陕北插队知青大红一直认为知识不会没用。下乡期间，他一有空就读书，不管别人的冷嘲热讽。果然，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取了著名大学，后来当上了某著名报纸的副总编。前面提到的因“家庭问题”多次推荐都未能如愿的海闻77年看到了报纸上要全面恢复高考的消息，心中的大学梦被再次点燃。他白天按规定给学生正常上课，利用晚上和周末复习。由于晚上经常停电，他买了一大包蜡烛。结果，初试时他以高分进入复试。春节前两天，他收到公社同事发来的电报：“祝贺你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当时，海闻激动心情无以言表！ 下乡安徽知青陈观洲1978年高考准考证。 原南京赴江宁县插队知青周晓虹对其高考前后的叙述更加详细。恢复高考消息传出，当地几乎所有报名的知青都立即回了南京。显然，在那里资料好找，一日三餐由父母提供，还可以找母校的教师辅导。但已成为村领导的周晓虹却因责任心无法回家，只是参加高考的意义她心知肚明。于是，她在报名的当晚召集队委会宣布，从现在起她给自己派工，只负责看管村边田头的鸡鸭，不让它们吃稻子。期间，她每天都坐在村边与稻田交界的地方，赶一阵鸡鸭，做上几道数学题。待稻子收割完毕，不用看鸡鸭了，她又给自己“派活”看场，监管从稻子收割入场脱粒到交粮入库。前后近2个月，她每天晚上6点上工，背着装满书的书包去仓库。到了仓库，她一边将一张大桌子抵在仓库门口，盯着场上的稻谷，一边铺开书本纸张，点上煤油灯，专心致志地复习迎考。考试结束后，作者还在队里劳动了两个月，一直到拿到江苏医学院医疗系的录取通知书。临走时，老乡们敲锣打鼓送了她八里路。她一路和农民走着，“除了神志还算清醒，那心里高兴得真和范进中举一般。”作者是村干部，利用“特权”在考试前给自己派了轻活，既不耽误工作还一天复习功课12小时以上。就这样，她，“革命生产两不误”，最后得到了作者自己的“范进中举”和村里农民的“敲锣打鼓”。这种返城方式何其美哉！ 以上所有案例都说明，没有知青不知道升学会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全力以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说到改变命运，原上海赴贵州遵义插队的刘秀芳有些特殊。根据草根作家（网名）的回忆，赴贵州遵义插队的刘秀芳成了何家湾小学的代课老师。其后她同土生土长的小学教师何田生确定了恋爱关系，最后嫁给了他，并生育了一对女儿。当时知青们都在陆续招工进城，她也感到了失落和惆怅。77年恢复高考，作为何家湾唯一一名上海知青，刘秀芳考上了遵义师范学校，何田生却名落孙山。师范学校毕业后，刘秀芳被分配在县城的一所中学任教。半年后，她向相关部分提出申请，主动调回了离何家湾十二里路远的公社联办中学任教。就这样，她无怨无悔地过着田园生活。对刘秀芳来说，由于自己的选择，读书并未使她回到上海，尽管有过“失落和惆怅”，她还是主动留在了“第二故乡”，因为爱情？因为小家？因为儿女？不管因为什么，投身“党的教育事业”让她感到“很快乐”，“很有意义”。 尽管恢复了高考，也并不都意味着所有知青都可以凭能力顺利入学，原安徽合肥赴祁门县插队知青左愉与妻子吴来的高考所经历的曲折和艰难就是个说明。左愉和吴来是“老高中”，1965 年到祁门县横联公社石川大队牌楼生产队插队务农。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自1970 年国家恢复“招工”、“招生”后，他们几乎每年都在努力，总是铩羽而归。1977年10月，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制度，不啻是平地一声惊雷！几近熄灭的希望之火又燃烧起来。他们认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获得高考的资格。但县主管部门公开的答复是，根据文件精神，仅允许老三届参加考试。而他们不在“老三届”之列。1978年6月13日晚，电台里广播了“国家招生工作会议”精神，他们听得格外仔细，重新点燃了希望。6月23日下午去县招生办，表达报名的意愿，恳请“恩准”。答复仍然是“研究、请示”。他们在吴来的姨妈处获悉，地委魏心一书记刚刚从省里回来，可以为他们转交“陈情信”。魏心一书记把事情“捅”到了省委，最终由新任省委苐二书记顾卓新、苐三书记赵守一批准才过了关。1978年秋，他们双双考入合肥工业大学。改革开放的春风加上清官的鼎力挽救了左愉和吴来，他们二人终于有机会脱离困境投身科学。尽管有曲折，他们也还算幸运。 与刘秀芳、左愉和吴来相比，原北京赴延安地区延川县插队知青庞沄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经历了多次“选送”及“高考”的少数中的少数，可以放在本文最后作为一种概括和总结。来到农村后庞沄一直兢兢业业，安心务农。直到1972年开始推荐招收工农兵大学生，“读书无用论”被推翻，也唤醒了庞沄以及周围伙伴上学求知的欲望，他甚至发现另一个清华发小聚集的知青点已掀起了学习数理化的风气，甚至还比赛背诵唐诗宋词。 1973年邓小平复出，文革以来第一次要通过文化考试招收大学生。看来还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1973年招生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给了县里一个名额，他第一次参加了高考。 庞沄在村里干活不惜力，群众关系很好，且即将入党。“政审”这一关很容易就通过了。考试更难不住他，在县里报考北大哲学系成绩前三名中，他第一（平均分85）。但是，“白卷先生”张铁生的反潮流将形势一举扭转。“我们县里考分也不重要了，仅仅作为推荐上的参考。”作者落榜后回村继续当了两年农民。连续两年的招生尽管涉及人并不多，却让所剩知青有兵败如山倒的感觉，“已经没有任何人还有扎根农村大有作为的想法了”。 1975年邓小平整顿落实知青政策，庞沄于当年10月底困退回到北京。 1977年，国家废除了推荐制，恢复了高考。庞沄因对自己的工作很有成就感，对高考改变命运并无太多的负重感。因此，他虽然参加了1977年高考，虽说超过了那年的最低录取线，却因志愿填报过高而再次落榜。看到周围的发小一个个走进了知识的殿堂，他有些自责。1978年高考来临时，发小的一句话触动了他：“参加了高考上成上不成都不会后悔，可不参加高考有可能后悔一辈子。”于是，他上紧了“发条”，把所有业余时间都利用了起来，并把主攻方向对准了自己的强项化学。他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的力学师资班，原因一是他已有了充分的备考经验，二是父亲就是教力学出身，机械又对男生有天然的亲和力，三是当年华国锋提出要要建十个钢铁基地，需要大量的人才。不久后高考成绩出来了，他的成绩总分408.5分，其中物理和化学都拿到99的高分，已过了清华招生的录取线。就这样，从对高考不甚投入，到知己知彼，全力攻关，作者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前途的取向和设定。结果是，作者无悬念地考入了重点院校北京钢铁学院力学师资班。结束了四年的学习后，作者留校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工作期间创建了振动实验室，拿到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高考改变了庞沄，也改变了他的命运。庞沄通过高考融入了改革开放大潮。 在知青历史上，从1970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有七届“工农兵学员”入学深造，其中不少知青；77年开始“拨乱反正”，恢复高考 ，知青中又有一些人进入高校。这成了知青一条“正大光明”的返城之路。当然，有幸上学的还是极少数，但他们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亲身体验，对广大知青以及全社会的启示和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 [作者简介] 丘保华，上海赴黑龙江农场下乡知青。研究生学历，英语副教授。自198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共出版译著、传记、教材等八种（部），并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杂文、翻译、学术论文近百万字。近几年在《华夏知青》、《知青》、“南加知青”等杂志、公众号发表多篇有关知青研究文章，2019年初加入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