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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上海解放75周年。在上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青少年时代便见证风云激荡、参加革命工作，他们既参与“战上海”，又投身“建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们和千千万万人共同努力，红旗漫卷大上海，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遗爱般般在，勿忘缔造难。在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推出“上海解放口述史”栏目，即日起陆续刊发多篇亲历者口述实录，与读者共同重温红色记忆，追寻信仰足迹，奋进伟大征程。 讲述人：吕其明，男，1930年生，“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  10年，9年，75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把94岁人生划分为三个阶段。1930年到1940年，是生命最初的10年；1940年，他在父亲吕惠生影响下参加了新四军，成为一名文艺兵，直到1949年脱下军装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9年军旅生涯画上句点；此后，他为电影作曲事业奋斗长达75年，至今没有停下创作的步伐。 对吕其明来说，上海曾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词。1949年5月26日，青年吕其明在背包上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随华东军区文工团第一次步入上海街市，从此与这里结缘七十载。 “从一名19岁的文艺兵，到现在已过鲐背之年的电影作曲家，是上海养育了我，上海的党组织培养了我，我喝着黄浦江的水，内心充满了对党和上海人民无限的感激之情。”在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了吕其明。他说，这是自己最想说的话。 以下是他的口述。 
20世纪40年代吕其明在华东军区文工团时的留影（资料照片）
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相继结束后，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跟随陈毅司令员顺利渡江。接着，我们来到江苏丹阳，为进入上海做最后准备。 当时陈老总做了一场入城纪律报告。他讲了很多，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要严守“铁的纪律”等，并对上海的情况作了介绍和分析。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陈老总讲的“上海是一个大染缸，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乐园”。他提到上海有一个公园，公园门口有这么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能入内”。听完后，我们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上海对于全国的重要性，同时看到了解放上海的艰巨性。为什么说艰巨？陈老总讲，部队不能开炮，不能炸毁上海的建筑文物，要在“瓷器店里捉老鼠”。最终，上海战役胜利结束，7000多位指战员为解放上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5年前，在庆祝上海解放50周年的时候，上海交响乐团陈光宪团长和陈燮阳指挥邀约我写一部交响乐。当时我反复思考，最想讴歌的还是解放上海时牺牲的烈士们。这些烈士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上海的新生，有的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我们活着的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绝对不能忘记他们。所以我写出了《龙华祭》，希望以此纪念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7000多位指战员。  再说回我们进上海的经过。1949年5月26日，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随部队进入上海。那时战斗到了尾声，上海很多地方已经被解放了。部队坚持不扰民，不入宅；辎重、伙房不入市区，不受馈赠，这才出现了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的场景。我们文工团员没有露宿街头，在老北站的大厅里睡了一夜。那时候条件艰苦，老北站没有椅子凳子，我们就在一条条板条拼接起来的条凳上过了一宿。 第二天，上海宣布解放。我们早晨从北站出发，穿着布鞋、背着背包，精神焕发、整整齐齐地走在上海的马路上。那时华东军区文工团有6把小提琴，我的背包上就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我们这个团还有一个电影队、一个军乐队，所以还有大喇叭这类乐器。上海市民看到我们这群年轻的男男女女以及各种乐器，都感到非常惊奇。我们打量着这座城市，也觉得很新奇。 我们从北站一直走到位于陕西北路的驻地，那是一个被没收的特务机关，然后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当时文工团的职责是演出，我们在闸北的一个剧场演了好几场，我主要就是拉小提琴伴奏。 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会的成员。很快，军管会要求我们到工厂去做群众工作。我曾经到过两个厂，一个是上钢一厂，另一个是国棉十九厂。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因为当时国民党破坏得厉害，很多工厂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分散到各个工厂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1982年，吕其明凭电影《城南旧事》配乐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资料照片）
不久后，我的人生又迎来一个转折点。当时华东军区文工团分为一团和二团。1949年11月，领导作出决定，派二团继续南下到福建工作。我属于一团，就这样留在了上海。同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很多私营电影厂，这些人后来都流散到社会上，所以领导决定要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大量地吸收演员和技术人员。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一团也在这时集体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作为政治骨干参与电影工作。 那时候，我被分配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脱下心爱的军装，心情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我内心很舍不得离开部队。部队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我在部队成长，是部队培养了我，使我受到极大的锻炼和艺术熏陶，给我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 另一方面，我又感觉到上影厂是一个新的天地。我们在文工团的时候好比是小米加步枪，但是电影厂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大企业，是一个现代化的生产系统。我当时有种兴奋感和恐惧感交织的心理，新鲜之余，觉得自己对电影一窍不通，对于今后的工作很没底。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很多文工团员都有同感。文工团里有演员，有搞美术的、搞电影放映的，有搞音乐的、搞表演的，到了电影厂以后就分到了各个部门。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开展新的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严峻的考验。 1951年，我被调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作曲。面对一个交响乐队，这更是从未有过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提高业务能力。后来，我写《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写《红旗颂》，都是因压力而更加迫切要求提高自己的能力。同时，我也认识到，越是来源于真实生活、越是根植于民族土壤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  一晃75年过去了。这75年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上海度过。回想起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整座城市被国民党严重毁坏，百废待兴。而如今，上海已经成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我是这一巨大奇迹的见证者、亲历者。从个人角度来说，从一名19岁的文艺兵，到现在已过鲐背之年的电影作曲家，是上海养育了我，上海的党组织培养了我，我喝着黄浦江的水，内心充满了对党和上海人民无限的感激之情。这是在纪念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我最想说的话。 稿件来源：上观新闻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