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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艰苦卓绝、跌宕起伏，也最壮丽辉煌的史诗篇章。毛泽东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曾经发表过关于红军长征的精彩演讲，而他在长征途中题写的七首题材奇特、构思绝美、文采奔放、意境雄阔的“长征诗词”，不受诗词格律的约束，以充沛的思想感情，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高度结合，将万里征途的艰难险阻、流血牺牲，完全凝聚在为了革命理想而英勇奋斗的信念追求中，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成为现代诗词创作的典范，也成为与红军长征精神交相辉映的千古绝唱！ 
长征胜利的转折点——黎平，《十六字令三首》有感而发。
一、《十六字令三首》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 其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 ）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934年12月1日，经过“湘江血战”，中央红军八万多人马只有三万余人突破湘江，为错误路线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红军为脱离险境，不得不攀登长征途中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自此，红军开始进入云贵高原地势。这里群峰林立，山势高险；山路接云，崎岖难行。12日，中央政治局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经过毛泽东据理力争，并得到多数人支持，才改变了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命令，转而西向贵州黎平。在第一首小令下，有毛泽东自注：“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但在红军经过的沿途，并没有关于骷髅山、八宝山的确切位置，所以这句词的关键是“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表面上写的是山势高峻，实际上是慨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的险境，已经到了九死一生、刻不容缓（离天三尺三）的处境！在这种状况下，毛泽东没有置身事外，而是坚持以事实和教训说服人们，在多数人的支持下，逐步扭转了红军的不利局面。“通道会议”只是一次临时性的“飞行会议”（李德语），到了“黎平会议”，就是中央政治局的正式会议了。这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削夺了李德的指挥权，再经过“猴场会议”（1935年元旦召开）进一步明确红军的行动方针，军心大振，一举突破乌江天险，袭占遵义，为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作者为这首小令的创作时间注明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表示三首小令不是一次写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毛泽东诗词》将这首小令排在了1935年2月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之后，显然是一种时序上的错误，因为作者也注明小令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写的。《十六字令》全诗基本上概括了从湘江血战到遵义会议召开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穿越尸山血海而凤凰涅槃、起死复生、重新奋起的过程。全诗以“山”为背景，每首的前句都以惊心动魄的动态渲染，极力烘托后句的主观意念，并以层递的艺术手法，表达了在如此危局中力挽狂澜的镇静与自信。尤其是最后一句“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大有“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雄心气势。而在这种危急关头，恰恰只有毛泽东具有那种“舍我其谁”的资历和资本，而他在中央红军中的威望，都是在井冈山斗争和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积累起来的，是经过了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正是在被“左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搞得一团糟的时刻，他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审时度势、运策帷幄，把一个人人自危的乱局、困局、危局，一下子就扭转过来，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所以，我们解读毛泽东的长征诗词，不但从字面上理解，也应该联系背景资料，并从毛泽东的战争实践和指挥艺术来进行具体研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长征诗词的创作构思。 
遵义会议后，突破娄山关，重占遵义，慨赋《忆秦娥·娄山关》
二、《忆秦娥·娄山关》一九三五年二月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935年2月9日，在扎西举行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作战方针。25日红军攻克娄山关，乘胜直下遵义，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28日，毛泽东路过娄山关时，作此词以纪其事。 这首词，以沉郁的词调抒写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场景。面对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形势严峻，处境危困，如何突破敌军的包围，是当时中央红军最大也最迫切的困难。虽然取得了娄山关大捷，但整个红军上下依然对前途表现出忡忡忧心。红军需要胜利，更需要摆脱困境，看到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奋斗有所价值、有所希望，这种情绪反映在毛泽东的词句中，也是非常突出的。这首词以写景为主，以景抒情，寄托了作者博大的胸怀，他不是沉耽于一时得失，而是放眼长远，以大自然的规律暗喻中国革命的艰巨、曲折、漫长，以及代价的沉重。对于毛泽东来说，娄山关大捷固然可喜，但不等于打破了敌军的包围圈，中央红军稍有不慎，仍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不仅冷静，而且忧患意识更其强烈，遂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自我警示，不敢稍有懈怠。 关于这首词，作者曾经两次说明：1958年12月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1962年5月，作者又就“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词意解释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毛泽东实事求是地说明了长征诗词的一个共性特点，那就是整个长征的历程都不是轻松愉快的，而是生死拼搏，是斩关夺隘，是赴汤蹈火，是以无数流血牺牲的代价，闯出一条革命胜利的道路。但在当时，遵义会议虽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作军事指挥，但在指挥权问题上没有明确毛泽东的责任，致使毛泽东的指挥不够顺畅，执行命令不够坚决等等。果然，3月6日在苟坝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时，因为多数人表决不赞同毛泽东“不打攻坚战”的意见，不欢而散。毛泽东冷静下来以后，连夜提马灯与周恩来秉烛交谈，最终说服了大家，才得以“以运动战调动敌人，争取战略主动”。在毛泽东的指挥下，16日“三渡赤水”，将敌人全部吸引至黔川一带地区。21日红军以突然动作“四渡赤水”，南下乌江，直逼贵阳，逼迫蒋介石调出滇军以后，红军又大踏步西进，在云南抢渡金沙江，终于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全部甩在身后，显示出挥洒自如、绝妙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经典战例，受到各国军事家们的交口赞颂。而这首《忆秦娥》，也为“四渡赤水”点染了气势如虹、雄浑悲壮的史诗文化的色彩，成为毛泽东思想彪炳千秋、光耀人间的辉煌篇章。 
红军突破泸定桥，翻越大雪山，赋《七律·长征》以言志。
三、《七律·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此诗作于1935年10月，当时正是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张国焘的裹挟企图，只带出一部分红军独力北上，正处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最困难时期，是毛泽东对斯诺坦陈的“一生中最黑暗时期”。而毛泽东却在这个时刻写下了这首赞颂红军长征胜利的诗篇，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统帅的自信与远见。在对待红军长征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张国焘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看法。张国焘执意反对党中央“北上”方针，将北上污蔑为“右倾逃跑机会主义路线”，断言“中央红军长征失败了”。相反，张国焘的“南下”错误路线并不代表红军长征的主体意志和团结精神，他没有资格评价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他不过是为红军长征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用他的错误来证明毛泽东思想的英明，毛泽东思想才是红军长征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障。 这首诗，只用了56个字，就完整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全过程，其字面上所承载的巨大信息量，甚至达到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程度。首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以直白的语言，先声点染红军长征是“师出有名”，是为了北上抗日，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以及中华民族危亡的长征。于是，长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下诗句只是撷取了沿途的几个特征鲜明的地理名称和战斗场景，提炼升华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格外突出了红军将士们英勇不屈的形象，突出了长征对整个革命队伍在困境中经受锤炼、百炼成钢的特殊作用。最后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一句，则浓缩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的种种意外，毛泽东依然坚信党和红军是团结的，决不会容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的行径。毛泽东亲自对追来的四方面军部队说：南下没有出路。用不了一年，你们还会回来的！果不其然，一年之后，三大主力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毛泽东的预见更使诗意与现实相互交融，不仅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曲折、跌宕、起伏，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欣慰和自豪。因为这首诗不是事后所赋，而是正在长征途中的马背上的思索，他其实对长征的认识早已经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体现出他的远见卓识和对社会现实与历史规律的精准把握，体现出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自成体系和运用自如！ 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秘密采访陕北苏区，与毛泽东竟夜长谈，写下大量采访笔记。斯诺将采访笔记整理成书稿，题名《红星照耀中国》。不久，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了这部书，立即轰动世界，被称为“现代新闻的杰作之一”。该书第五编题为《长征》，是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作为结束语的。斯诺写道：“我把毛泽东主席关于这一六千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这是毛泽东诗词最早发表、并在国内外广泛传播的第一首长征诗词。 关于长征，斯诺是这样总结的：“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西行漫记》第180页）很显然，斯诺这些话都是毛泽东告诉他的，而毛泽东此前在瓦窑堡会议上就已经庄严宣告：“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中央红军坚持北上，到达哈达铺，马背吟成《念奴娇·昆仑》。
四、《念奴娇·昆仑》一九三五年十月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前人所谓‘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说的是飞雪。这里借用一句，说的是雪山。夏日登岷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说，当年孙行者过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灭了火，所以变白了。）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这首词在时间上几乎与《七律·长征》同时创作。但细心品读，还是能够感觉出两首词的些微差别。《七律·长征》似乎不是即兴之作，而是反复吟咏所得，这是需要时间的。而《念奴娇·昆仑》则是登临岷山休息时，有感而发，一口气吟成，虽然以后稍有修改，但大体上没有改变作者的现场感触和创作激情。这是一首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色彩的诗词作品。同时，两首词都提及“岷山”，但前一首词创作的具体地点远不及后一首词明确，这也说明前一首词吟成时间比较长，真正成诗的时间应该是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的目标，这意味着毛泽东放下了最大的心事担忧，他终于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找到了落脚点。在这个时刻，毛泽东不免诗意涌动，不仅将《七律·长征》斧凿而成，甚至在行军休息的空隙，吟得《念奴娇·昆仑》。 这首词留给人们的最大意外就是，长征尚未结束，而且毛泽东正在紧张地指挥部队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国民党军布置在固原、平凉一带的封锁线，以期到达陕北根据地的时候——他突发奇想，以远望昆仑山为题，由岷山而昆仑山，再放眼世界，一抒“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展现了毛泽东志向的高远，眼界的高深，胸襟的高阔，信仰的高尚。甚至由评说大自然的“千秋功罪”，推己及人，超越眼下的种种困难，豪迈地宣示为实现“太平世界”而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追求。在毛泽东的眼里，既然“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那么毛泽东就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这把“倚天宝剑”，把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根本上铲除，还人类社会一个“太平世界”。全词似乎没有写到长征，但毛泽东的全部身心精神完全沉浸在长征的运筹帷幄之中，难有片刻闲暇。就在这首词赋成的同时，毛泽东还在榜罗镇陕甘支队干部会议上，作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主要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等等。不仅是眼前的军事指挥，还有全党的领导工作，以及到达陕北根据地之后的所有工作，事无巨细，莫不未雨绸缪，筹划到位。由此可以知道，这首词其实就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兴之所至，信手拈来，偶尔得之。同时，也反映出来毛泽东思想的无所不至，博大精深，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展望到胜利的前景，保持着必胜的信念。 毛泽东在两首词中都提到了“岷山”，而且在《忆秦娥·娄山关》的批注中也提到了“岷山”。查看有关资料，原来红军长征路线基本上是沿岷山东缘北上的，而且在这一带地区，发生了许多与红军长征有关的故事，所以毛泽东1958年12月有这样的感慨：“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只有坚持北上，只有“过了岷山”，就是红军长征的胜利。这个胜利不仅是“把党的领导中心放到北方”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宣告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成为中国革命新局面到来的伟大历史开端。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毛主席宣告胜利完成长征壮举，并赋《清平乐·六盘山》抒怀。
五、《清平乐·六盘山》一九三五年十月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在固原县青石咀直接指挥陕甘支队以“两侧迂回兜击、正面突破”的战术，围歼敌军两个骑兵连，一举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而后率部队越过六盘山主峰，继续向东前进。在六盘山主峰，毛泽东再次登高望远，赋词抒怀，写下此词。从词句诵读看，全词不事雕磨，直白而赋，一口吟成，抒发了作者的指挥从意，战斗顺利，缴获颇丰的顺畅心情；又是触景生情，直抒胸臆，表达了经过长征，锻炼了部队，使全党全军有了更加坚强的领导，充满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和信心。 词中有“不到长城非好汉”之句，这句词不仅仅是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决心，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一年前，中日两军在喜峰口长城展开了一场血战，二十九路军打出了中国人民拼死抵抗的勇气和血性，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红军也要仿效二十九路军，到长城去抗击日本侵略军。但是由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二十九路军势孤无援，黯然撤退，致使日军气焰更其嚣张，加快了吞并中国的步伐。蒋介石代表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必欲剪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而后快，所以置亡国灭种的危险于不顾，也要追击围剿红军。而红军不但要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还要应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这就使得六盘山的胜利具有了特殊意义，正如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所说：“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词中又有“何时缚住苍龙”。所谓“苍龙”，古人有多种解释，其中《吕氏春秋》有“乘鸞輅，驾苍龙”，即八尺以上青色骏马为“苍龙”。这里的“缚住苍龙”就是驯服的意思。毛泽东1958年12月批注：“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当时，我党对蒋介石的政策是“反蒋抗日”，是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但毛泽东也知道，单凭着红军现在的实力很难与蒋介石相抗衡，必须有一套实用的办法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所以要有“长缨”在手。这个“长缨”，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不仅如此，词中还有“望断南飞雁”、“红旗漫卷西风”等句，令人遐思。为什么会“望断南飞雁”？是因为党中央已经离开中央苏区整整一年，心头还在悬望苏区人民和留守部队的安危。红军主力刚刚撤出中央苏区，当地人民即遭到国民党的疯狂报复和血腥屠杀，“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仅仅在瑞金临近的几个县，三个月之间就屠杀了80余万人，制造了许多“无人区”，其灭绝人性的残暴程度，堪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而毛泽东又怎么能忘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的苏区人民？他只能借助“南飞大雁”，向那里的人民遥寄思念。至于“红旗漫卷西风”，则是对张国焘裹挟南下的红军部队寄予希望，坚信四方面军部队一定会冲破张国焘的蒙蔽和阻挠，再次北上与中央红军实现胜利大会师。 毛泽东这首词，字数不多，但同样蕴含丰富，耐人寻味，尤其是文字驾驭的功夫，更是平淡平凡，字字珠玑，毫无文人骚客那种无病呻吟、艰涩难懂、堆砌成瘾的酸腐气习，让人口诵心惟、心领神会，一开自然朴实的诗词风气，真正是走向人民、走向战场、走向解放的一代革命诗词。 六、《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到达保安吴起镇，这里已经是陕北根据地边缘地带。为了不把尾随的国民党追兵带进根据地，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率领陕甘支队一举击溃尾追的国民党骑兵二千余人。这场著名的“切尾巴”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作此《六言诗》盛赞彭德怀。但是，彭德怀没有居功自傲，他后来在《自述》中写道：“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以夸奖：‘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我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将原诗退还毛主席了。”（注：原文如此） 彭德怀是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28年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后来又受命留守井冈山，受到毛泽东的极大信任。中央红军成立后，他是主要军事指挥员之一，参加了四次反围剿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强烈反对和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瞎指挥”，痛骂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重回领导岗位，执行毛泽东的作战计划。当林彪对毛泽东的指挥产生动摇情绪，要求彭德怀取而代之，彭德怀不仅当场回绝，还在会理会议上直面批评林彪。特别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对彭德怀进行拉拢利诱，彭德怀不为所动，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坚决斗争。即使在党中央孤军北上的时候，彭德怀依然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一路冲关破隘、所向披靡，成为毛泽东最为倚重的红军将领。 红军过了草地，屡次受到国民党骑兵的袭扰，如何打击骑兵便成为红军作战的重要内容。彭德怀不仅在陕甘支队组建了红军骑兵部队，还专门演练了围歼骑兵的战术。当彭德怀接到“切尾巴”作战命令，立即组织部队依托有利地形，预设阵地，干脆利落地击溃了来势汹汹的敌人骑兵部队。两天后，毛泽东在吴起镇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敌人对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并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毛泽东对彭德怀所取得的吴起镇战斗胜利的盛誉，彭德怀当之无愧！ 
毛主席自瓦窑堡率红军东征，途遇大雪，慨然而题《沁园春·雪》。
七、《沁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原指高原，即秦晋高原。）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报告时，提出新的作战任务：“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同日致电张闻天说：“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这是红军“东征”的最初构想。到12月底举行的瓦窑堡会议上，将红军东征作为战略方针确定了下来，并为此展开各项具体准备工作。1936年2月20日，红军突破黄河，至5月2日回师陕北，历时75天，实现了扩大红军部队，扩展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战略目的。这首词是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途中，经过清涧袁家沟时，天降大雪，漫天皆白，思潮奔涌，有感而作。 毛泽东的诗词，总是触景生情，以景带情，情景交融，最大限度地发挥景物对情感的渲染作用，赋予景物以鲜活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毛泽东对雪有着一种特殊的喜爱，不仅逢雪必赋，而且不吝赞美之词。作为一种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毛泽东为什么对雪情有独钟？其实，不要说是南方人见到大雪的机会少，就是经常能见到雪的北方人，一夜之间，大雪封门，覆盖原野，那种不期而遇的惊喜之情，自是情不自禁。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所能表达出来的无任欣喜。相比此前的《念奴娇·昆仑》中的“飞起玉龙三百万”，那不过是想象中的景色，而眼前如此真实骨感的大雪更是使诗人身临其境，冷暖自知。毛泽东的眼光当然不会局限在农家的院落，也不会只看到视力可及的山川土塬，而是穿越了雪花狂舞、银鳞漫卷的大地，犹如升腾九天，俯瞰着大雪覆盖的半个中国，满腹诗意，喷薄而出。于是，一篇意境高妙、意味隽永、意趣超凡、意向广博的咏雪诗词，就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诞生了。 毛泽东这首词，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文人指责为“封建帝王思想”，这是他们只能从词句字面曲解原意，根本不懂得毛泽东其实是有所指的。毛泽东这首词的上阕是以景抒情，下阕就是借史言志。无论是借景，还是抒情、言志，都离不开毛泽东所面对的现实——红军东征。红军东征，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延续，也是整个红军长征历史的一部分。正如毛泽东1935年12月29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东进和长征都是为着抗日”。虽然东征与长征都是为着北上抗日，但是，两者相比却有着极大地不同。长征的过程基本上都是“战略退却”的态势，是在没有根据地的状况下，被敌军围追堵截，处处被动挨打。到了东征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巩固的根据地，有了明确的战略方针，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导权，师出有名，第一次采取了“战略进攻”的态势，这对全党全军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有力地争取了受到张国焘错误路线蒙蔽的红军指战员。所以，东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军事行动，而是红军长征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转折。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毛泽东在下阕所表达的词意。 毛泽东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当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的历史观就完全跳脱了沿袭了数千年的、陈陈相因的哲学思想的桎梏，升华到一个全新的哲学境界。在毛泽东看来，诸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等，这些封建帝王之所以标榜史册，确实是有其过人的历史功绩。然而，他们那些功绩，与现在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尽管毛泽东在词中是以第一人称抒情咏志、指点江山，但这决不是他个人在与那些封建帝王们一决高下。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他就是与中国共产党、与全体红军以及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联系在一起的，这与封建帝王们所代表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对于这一点，斯诺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就非常敏锐地认识到了。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在一个正在创建全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伟大历史变迁面前，毛泽东完全有资格评点历代封建帝王的功过，也完全有资格自豪地宣示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到来，并为创造新世界的英雄们大声喝彩，尽情讴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9月23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时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毛泽东“长征诗词”正是这种“理想信念”的表现。长征诗词不仅是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创新，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样闪现出耀目的思想光芒，她是从长征的艰苦斗争中提炼升华而出的，却以高度集中的笔力极致地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与诗词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相比，人们更多地感受到毛泽东思想那种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大无畏精神和讴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思想境界。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红军才在穷途末路、几至灭顶的危难中，一步一步地走出了困境，迎来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作者：宇宏 上海地方志副编审）
作者简介：宇宏，66届毕业生。1968年赴内蒙古插队落户， 1978年高考因耳聋未予录取。1985年新华业大汉语言文学毕业。1988年参加上海地方志编修工作，2010年退休前为上海地方志高级职称。现为上海市（离）退休高级专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