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陈望道、母亲蔡慕晖和我
 1952年，毛泽东主席任命父亲为复旦大学的校长 ◆ 陈振新 我的父亲陈望道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任命的复旦大学校长，在校长的岗位上整整工作了25年，为复旦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的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复旦人都尊称他为“望老”。我与他一起生活了28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复旦大学工作，又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12年。他不但是一位好父亲，更是一位爱生如子、爱校如家的好老师和好校长。 1 影响一生 我是上世纪40年代末上海解放后，才从义乌乡间回到我父母亲身边的。来到上海后父母亲即带我去市区北四川路商店购买衣服，把我一个乡下的孩子打扮得与城里孩子一样漂亮。当时我们住在复旦大学的第一宿舍17号，父母亲为了照顾我，还专门为我在他们睡的房间放了一张小床。在父母亲的身边，我读完了小学和中学。 我当时就读于复旦校区的国权路腾飞小学。在去学校前，父亲跟我说，我们想把你的名字改一下，你原来叫“陈振兴”，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处处都是新面貌，就叫“陈振新”吧，改一个字。从那时起我就沿用“陈振新”这个名字到现在，但义乌亲戚仍然叫我“陈振兴”。 在我就读腾飞小学时，由于浙江义乌的家乡话与上海话相差很大，我既听不懂老师上课所讲的内容，也无法与同学交流，加之乡间教育与上海大城市教育之间的悬殊差异，我当时的学习压力很大，且男孩子多顽皮，不爱读书，所以学习成绩也不好。父亲在接到腾飞小学送来的成绩报告单后，仅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了“新从乡间来沪，语言生活尚且生疏，稍久当有进步”这么几句话，然后微笑着摸摸我的头，叫我带给老师。父亲当时的和蔼可亲，对我的信任和鼓励，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初中升高中后，我已是一个大小伙子，父亲完全可以不管了，但是当他看到我高一的成绩报告单时，因为班主任老师在评语栏内写了“要注意遵守作息制度，看书不要太晚”一句话，他又在我的成绩报告单家长栏内写了这么一句话：“看书时不要不注意身体健康”。因为父亲的一句话，此后我极注意锻炼身体，在高中三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晨练的习惯。 父母不但关心我身体的健康也十分关注我思想上的成长。在我读初中和高中时，班主任老师都对我很好很严格，在他们的教育下我初中即加入了共青团，从初中到高中的几年时间 里我一直都是为同学们服务的班干部、团干部，而且在高中时第一次提出了要求入党的申请。事后我才得知，父母亲利用开家长会的机会，曾对班主任提出希望他们关注我各方面表现的要求。 在我就读小学和中学的这段时间，母亲是复旦外文系的教授、校工会副主席、复旦托儿所的负责人，父亲不但是复旦的校长，还兼有华东行政委员会高等教育局局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辞海》第二任总主编等十多项职务，父母亲工作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们不但提供了一般父母都会给予子女的衣食住行，还念念不忘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而在教育和培养上，仍能给予及时的鼓励、引导和严格的要求。在复旦校区，从小和我一起玩大的朋友，每当提起这些，都为我有这样一位好父亲而感到高兴。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复旦大学工作（那个年代，大学毕业后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为此父亲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现在工作了，我们很高兴，但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一般复旦老师犯错、可以原谅的事，你也不能做。我清楚地知道，父亲是复旦的一校之长，我作为复旦的一位普通老师，父亲对我要求更严格，是完全应该的。 2 爱生如子 在复旦大学，我作为一名基层的普通老师，在身为校长的父亲领导下工作了十二年，其间亲闻、亲历了复旦人广为流传的老校长爱生如子的感人故事。 1919年父亲从日本留学回国，应经亨颐校长邀请去浙江一师任教，父亲说，自己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然而反动当局已视改革为洪水猛兽，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学校准备镇压。父亲挺身而出站到学生中间：“你们不要怕，老师同你们在一起！”从那刻起，学生就成了父亲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袒护、引导他们，成了他终身之责。 父亲于1920年任教于复旦大学国文部，1926年出任国文部主任，1929年创建了中文和新闻两个系科并出任中文系首任系主任。 1923年父亲受党所托去“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兼课，实际上“外国语学社”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所在地，父亲在这里亲自为他们讲解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青年指明前进方向，引领他们走上革命之路。1923年秋天，受党委派，父亲又前往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三分之二上大师生都参加了示威游行。1929年父亲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他的名字一次次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在1931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个年代，复旦左派与右派学生对峙厉害，中文系的一位左派学生，为了召集左派学生紧急聚会私自敲响了校钟。根据学校的规定，学生是不能私自敲响校钟的，因此校长决定开除这位学生，但要时任系主任的副署，父亲为了保护这位左派学生没有签字，结果学生没有被开除。但是此事很快传到国民党中央，蒋介石下文点名要对陈望道等人采取措施，父亲被逼不得不在地下党的掩护下离开了复旦。 当时在复旦，父亲是一位身着长衫的穷教授，但在学生眼中被誉为“青年导师”。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许多革命青年逃来上海没有去处，如夏征农（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等，就在父亲的安排下进了复旦中文系就读。 1931年父亲离开复旦后蛰居于上海寓所，悉心整理多年来讲课用教材并在自己与汪馥泉、施复亮等人合办的大江书铺里出版了《修辞学发凡》一书。1933年去安徽大学任教，1935年父亲又带着他的学生夏征农、祝秀侠、杨潮去了广西桂林师专任教。1940年他才辗转香港回到了抗战期间迁校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1942年他出任新闻系主任，为了解决学生没有实习场所的问题，1944年他冒着酷暑到处募捐，1945年终于筹建了一座新闻馆，新闻系的学生可以在收音室直接收听延安的广播，被师生称为“夏坝的延安”。 1946年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在1947年5月30日的晚上，因为国民党进行大搜捕，复旦新闻系的左派学生何晓沧，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躲到了系主任望道先生的家中。父亲让何晓沧睡在楼下客厅旁一个小房间里，自己则坐在客厅看书保护这位学生。到了凌晨，警车呼啸国民党开始抓人，父亲急忙把这位学生叫醒（这位同学因为感冒发烧睡得正熟），让他睡到楼上卧室里去。警察敲门进来查看并吼叫盘问有没有陌生人来过，父亲镇定回答：没有。这位学生没被警察抓走，其实在上海，父亲还设法营救过多名进步学生，其中学生杨贵昌就曾写过回忆文章《深切怀念我的救命恩师陈望道》，描述他的被捕和被营救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父亲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复旦大学的校长。在校务委员会上，父亲多次要求后勤部门的领导关心学生的饮食，关心教学楼教室的照明，以及图书馆和宿舍的照明，并且说，如果学生在复旦四年都搞坏了身体，成了近视眼，我们不但对不起学生，更对不起送他们来复旦读书的家长。如果学校里有学生犯了事，公安局要抓人时，父亲知道后总是跟学校保卫科的人说：“你们一定要慎重，要调查清楚。一旦抓错，这个学生一辈子就完了，千万马虎不得。”父亲对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3 爱校如家 1949年7月，父亲受命出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因为主任委员张志让另有安排去了北京，实际上从1949年开始父亲就全面主持复旦的工作。1952年毛泽东主席正式任命父亲为复旦大学校长，这样，从1949年至1977年，父亲在校长的岗位上整整27年。我在复旦三十几年，亲身经历了父亲“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一办校务、二办教务、三搞科学研究，以及还必须有一个良好学风、校风的办学理念的实践。身为校长的他爱校如家。 父亲主持工作后的1950年，根据市里的统一安排进行了第一次的院系调整。1952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复旦的法学院、商学院和农学院全部调出，而华东地区的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大厦大学、上海学院、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以及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18所大专院校的有关文、理科系则并入复旦大学，复旦的文理科一下子大大加强。如何把院系调整后形成的复旦大学，办成一所为人民所需要的新大学，这个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父亲陈望道的肩上。 面对由十八所大专院校文理科形成的复旦大学，因各校有各校的传统和校风，教授们也个性迥异，要把这样多样化的文化背景融合到一起，实在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一个有资历有声望的校长，实在难以振臂一呼凝聚人心。身为校长的父亲坚守“以人为本”信念，在办新复旦的过程中，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因院系调整调入复旦的外校名教授，亲自找复旦老教授谈话，让贤给调入的教授出任教务长、系主任。在1952年秋季的开学典礼上，还作了一次长篇的演讲。他不但讲了新复旦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更对全校师生员工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这次讲演无疑是一次大动员，一篇“战前”的宣言，大大调动了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在办新复旦的过程中，为办校务，父亲提出了“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的办校方针，并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学校的一切重大事宜由校委会讨论决定后，再由正副校长、正副教务长、政治辅导处主任和总务长组成的行政办公会议通过后予以执行。为办教务，父亲提出了集体办学的思路，在全校各系成立了学科教学研究组（简称教研组），全校教师都被编入各系的学科教研组内。教研组在系主任的领导下工作，负责编制教学大纲、编教材和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每年开学后父亲都十分注重正常教学秩序的执行，常去各教学楼了解教师上课和学生听课的情况。 一天，父亲巡视到一个教室门口，听到上课铃声已响，同学们安静地等待上课却不见上课教师的身影，过了好几分钟一位青年教师才急急忙忙地赶来了。父亲当即严肃地批评了这位老师：“对老师来说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怎么可以因为老师迟到而浪费了几十位学生的宝贵时间！”此事一经传开复旦再也没有教师敢上课迟到了。 对于复旦这样一所综合性大学而言，校务办了，教务办了，还必须搞科学研究，父亲说，如果不搞科学研究，教学质量也一定上不去。为此，学校专门成立了科学研究处（简称科研处），同时鼓励各系也成立自己的科学研究组（简称科研组）。在父亲这一思想指导下，复旦大学从1954年开始，在每年校庆的同时举行科学报告讨论会。 父亲认为，校务办了，教务办了，科学研究也开展了，还有一个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为此，复旦大学在1961、1962和1963年的三年时间里，曾先后多次讨论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题。尤其是1963年3月26日，父亲更是主持召开了一次在复旦校史上堪称空前的、专门讨论学风的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父亲一系列有前瞻性的正确决策指引下，复旦一跃成为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重点大学，父亲为复旦大学的崛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复旦的校园内，复旦的师生员工随时都可以见到自己的老校长身影，他因此与复旦员工广结朋友。一天，我因为实验室需要增配钥匙去学校后勤部门，想不到一位师傅一眼就认出了我，问我：“你是不是陈校长的孩子？”我说：“是啊，你怎么会认识我？”师傅说：“我来复旦前曾经去你们家配过钥匙，那时你还小啊。”我问：“那你又是怎么到复旦来的呢？”师傅说：“那就要谢谢陈校长了。我本来是在马路边摆摊帮人配钥匙的，一天陈校长看到说，你年纪大了，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要到外面帮人配钥匙，太辛苦了，我们学校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你愿不愿意到复旦来工作？就这样，我进了复旦。”闲聊中，师傅已帮我把钥匙配好了。1977年10月29日父亲离世，参加葬礼的有2500人之多，从照片可见，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很多都是复旦最基层的员工。 父亲在复旦近半个世纪，爱校如家，凡学校的事他都尽心尽力去办。1950年复旦校名用的是毛泽东主席写给周谷城信封上的“复旦大学”四个字，父亲认为还是请毛主席亲自为复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信，又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托人请毛主席为复旦校名题词。现在的“复旦大学”四字就是毛主席亲自为复旦题写的校名。另外，院系调整中，上海市教育局根据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大学新闻系，身为校长的他专程赴北京找到教育部，又找到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主席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得以保留下来，成了全国高校中唯一一个薪火不断的院系。 还有两件事，老复旦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一是父亲资助建校门的故事。1965年为庆祝复旦建校60周年，学校决定建邯郸路220号新校门，需要2万多元，学校却只有1万元的投入。为此父亲拿出了自己多年积攒的一万多元稿酬资助建了新校门。二是解决了复旦划归市区户口的问题。现在复旦大学属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地区，而在上世纪60年代，复旦却是被划在上海郊区的。在那个年代，国家供应十分困难，而复旦因为未划归市区，不论粮油还是副食品供应都比市区要差。身为一校之长的父亲，为此多次向市有关部门反映复旦员工生活的实际困难情况，希望能尽快解决，并提出了将复旦划归市区的要求。直至父亲病危弥留之际，市有关领导去医院探望，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再次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仍然想为复旦说句话，请一定解决好把复旦划归市区的问题。”在他去世后不久，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近半个世纪，今年是他老人家诞辰133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