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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邓先生在微信里还说到张化，他们是同学，插队的时候，他们在同一个公社，很熟。每次老同学聊天说到知青上山下乡的日子，总会提起她写的那篇研究文章。 一九八六年，张化发表了《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论文。学界曾把这篇论文称为研究知青的“奠基之作”。 十多年前，我采访过张化女士。那时，她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 邓先生说，你还采访过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念的人。 我记得采访的时候问她，你写知青这一代人，其实就是在写自己吧。 张化说，有过下乡插队的亲身经历，可以很快进入状态，个人的亲身体验，对于把握研究主题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研究这一历史事件，需要考察的领域远远超出个人经历，研究视角是宏观的，评价应该是客观而全面的。 那次采访之后，就联系不到她了。直到前不久，才从邓先生这里听说她二〇一四年确诊患病多年的消息。 谨以这篇专访旧作，悼念张化女士。  二〇一二年三月下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张化研究员接受记者专访。她说，那段特殊的经历，影响着知青的人生，而知青这一代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 记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已经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了。现在该怎么理解这段历史？ 张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跨越了二十多个年头。这一事件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做法的出现，最初是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在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劳动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制度，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而城镇可以容纳的就业人数，又取决于计划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这样，就业问题非常突出。对于计划内无法安置的劳动力，便号召上山下乡予以解决。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文章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当时农村正在进行农业合作化，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提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他发出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就明确提出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 一九五七年四月，人民日报发了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提出：“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团中央开始号召并组织青年到边疆参加建设。以后，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以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方式得到推行。 这一阶段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文革”中形成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有区别的。 “文革”发动后，知青上山下乡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当时由于社会严重混乱，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停课闹革命”，工矿企业也“踢开党委闹革命”,很多单位瘫痪了。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连续三年，全国有上千万中、小学毕业生积压在学校，分配不出去。学生到处串连，参加武斗和夺权，成为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
到一九六八年，毛泽东想要扭转混乱局面，开始号召“复课闹革命”。为了解决这批学生也就是一般称为“老三届”学生的出路问题，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主席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出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知青上山下乡由此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记者：你的知青生涯是怎样的？这种经历对你的人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张化：一九六八年我刚十六岁，当时说是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初一都没有上完，就被卷到“革命”浪潮中了。这一年年底，我和同学下放到江苏高淳县插队落户。从我们插队的生产队到镇上路很远，要步行几个小时，还要翻过一座山。我插队的那一户有九个女生。平常我们跟男同学一样，下水田插秧、割稻，收获季节把一百斤左右的稻谷挑到镇上去卖。 干这些农活，对于在城市长大的青年来讲，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原来生活在城市，不了解农村和农民。在乡下劳动、生活，远离了城市的喧闹和武斗，开始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接触和了解。中国的农村、农民有什么特点？从这时起，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逐渐产生了和当时宣传不一样的想法，而且，培养起吃苦耐劳的精神，这对今后的人生是有长远影响的。 记者：你在一九八六年发表了《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论文。学界曾把这篇论文称为研究知青的“奠基之作”。你写知青这一代人，其实就是在写自己吧。 张化：呵呵，这篇论文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算是国内比较早的。不过，研究历史和文艺创作不同，研究者个人的亲身体验，对于把握研究对象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长达二十多年的历史事件，需要考察的领域远远超出个人的插队经历，研究视角是宏观的，评价应该是客观而全面的，这和“写自己”的文艺创作完全不一样。当然，有过下乡插队的亲身经历，一旦进入研究过程，可以很快进入情况，写初稿时有较强的内在冲动，征求意见时也很容易与各方面沟通。我从接到任务到写出成稿，大概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写得还算顺利，这大概与有知青经历有关。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评价知青上山下乡？张化：我曾与很多不同年代下乡的知青朋友聊起当年，有苦涩也有回味，令人感慨不已。知青下乡插队，或者到边疆参加建设，用自己美好的青春，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青年在艰苦的地方劳动和生活，虽说是一种磨练，在实践中会有一些收获，但从人的一生来讲，毕竟耽误了在校学习的最好时机。特别是“文革”这场运动，使一大批人丧失了受到正规文化教育的机会，耽误了一代人。从国家来讲，它加剧了“文革”中的教育中断，出现了“人才断层”的问题，拉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这是难以弥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个悲剧。在当年下乡、支边的知青中，有很多人至今还留在当地，没有回到城市，在工作、生活上面临各种困难。由于各方面的情况，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是历史问题，还是比较敏感的现实问题。 记者：那么，当今该如何看待“‘知青一代’走上历史舞台”这种观点？张化：从年龄上说，这一代人也到“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考上大学，当了干部，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但是，从人数上讲，在广阔天地度过青春岁月，后来又成为精英的，毕竟是极少数。在领导干部中，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没有这种经历的人相比较，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会有一些差别。那段特殊的经历，影响着知青的人生，而知青这一代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  (责任编辑 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