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毛泽东（最后排左二）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时与同学的合影。
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作者：牛志远
1913年春天，毛泽东尚未满20岁，是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他留着寸头、眼睛大大的、双颊鼓鼓的，刚刚被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录取。次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以下简称一师）。于是，他来到长沙城南的妙高峰下，叩开了一师的大门。
2023年11月7日上午，《环球人物》记者踏入了伟人的母校。古朴的建筑在光影之中重叠，时间倒回到20世纪初期。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国难深重、有志之士急切寻求救国道路之际，时任校长孔昭绶大力推行民主教育，杨昌济等一大批学识渊博的老师聚集在这里，传道授业、培育人才。 风云际会中，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纷纷前来求学。由于他们的到来，这里书声琅琅、朝气蓬勃。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的5年半，大约花了160块钱，约有1/3都是用在订阅报纸和购买书籍上。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毛泽东研究专家颜蒹葭说：“毛泽东在一师时注重修学储能，寻求救济时危的真理，他从书中获取了很多知识，并善于思考，对时局已经十分了解。”  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有一位很敬佩的老师是杨昌济。他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提到：“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这本书上作了大量批注。
杨昌济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为了锻炼身体、磨炼意志，他废止朝食，主张静坐，还常年洗冷水浴。这种做法也影响着毛泽东等许多学生。 清晨的一师常能见到这样的画面：毛泽东站在水井旁，舀出井水往身上淋，不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平日里，毛泽东除了洗冷水浴，他还和蔡和森等同学利用假期到橘子洲头、岳麓山一带游泳、爬山、露宿。 毛泽东曾回忆当时的情形：“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于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 杨昌济常以“自闭桃园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自勉，他的学生众多，但他对毛泽东这株“大木”格外青眼有加。 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1914年，毛泽东进入一师求学，被编入第八班。（本刊记者 牛志远 / 摄）
对这个资质俊秀的学生，杨昌济提供了许多生活上的帮助。 1918年上半年，杨昌济受到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出任文科教授。同年8月，毛泽东一行人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了北京。 这个异乡来的年轻人第一次来到偌大的北京城，没有依靠，也没有落脚之地。杨昌济便收留他暂住在自己家，还为他介绍工作。 正是因为有了杨昌济的引荐，毛泽东才在蔡元培的批准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在这里，他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参加了学术团体，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相爱，并结成了革命伴侣。从此以后，杨昌济不仅是毛泽东的恩师，也成为他的岳父。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杨昌济，谈到这段时期，他说：“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1919年4月，毛泽东带着新的思想和经验回到长沙，不久便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大报刊的新闻里。 1920年，杨昌济逝世前，记挂着毛泽东，他给好友章士钊的信中介绍了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学、品、行”，赞扬毛泽东和蔡和森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毛泽东除了爱读书，还爱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便是指社会这本“教材”。颜蒹葭告诉记者，当时的一师十分重视学生们的实践。 对此，毛泽东表示赞同。1917年7月，毛泽东邀请从一师毕业后在楚怡小学教书的好友萧子升一起游学。早年，他们就已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相识。先后进入一师读书后，更因欣赏彼此的才华而结为好友。 因为萧子升的性子软，毛泽东还给萧子升取了个绰号叫“萧菩萨”。性子虽软，但萧子升也是位进步青年。两人一拍即合，再叫上另外一位名叫萧蔚然的同学，各自拿上一把旧雨伞、一个装有换洗衣物和笔墨的小包袱，按照老师方维夏规划的游学路线，就从长沙出发了。 湖南方言中，把游学叫做“打秋风”，指的是穷书生靠作诗、写字，送给沿途乡里的财东，换得几个钱赶路。萧子升在《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一书中回忆出发时的样子，诙谐地称之为：“乞丐出发了。” 他们有时会在野外露宿，毛泽东风趣地指着身边的一棵老树说，“这就是我们的衣柜”，并顺手将包袱、衣服挂于树枝。睡前，萧子升要去河边洗脚，毛泽东笑着打趣说：“你还要保持那绅士的习惯啦！你现在可是一个要饭的绅士呢！” 
·1917年，毛泽东与萧子升、萧蔚然三人一起游学的路线图。
他们的“打秋风”之旅从7月中旬开始，到8月16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行程900余里，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一路上，他们靠写对联、写招牌赚了一些生活费，还结识了农民、财主、老翰林等形形色色的人。 沿途，毛泽东不断了解风土人情和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写下了许多笔记。回到校园，师生们传阅笔记后，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游学的经历大大激发了毛泽东等进步青年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热情。”颜蒹葭说。  1915年秋，一份《征友启事》出现在长沙各校，一位名为“二十八画生”的青年诚心求友，他用刚劲的字体写道：“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这份《征友启事》正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彼时，长沙各个学府的有志青年中最有名的当数蔡和森。13岁时，蔡和森为了谋生到辣酱店当学徒，这份经历让他看到了底层人民的艰苦生活，立志救国救民。他与毛泽东相识在一师，两人都饱读诗书，又有相同的志向，很快便成为亲密的朋友。 除了蔡和森，毛泽东还结交了许多青年：一师的罗学瓒、张昆弟；周南女校的蔡畅、向警予；长郡中学的罗章龙……他们逐渐汇聚起来，形成一个“朋友圈”。聚在一起时，他们约定不谈琐事，而是探讨“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 
·1918年，蔡和森（左）创办新民学会，向警予是学会的第一位女会员。1920年，向警予与蔡和森结为革命伴侣。
这群青年下定决心要“抱团进步”，他们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家简朴的农舍里，宣布成立了新民学会。最初有20余位基本会员，包括被称为“岳麓三杰”的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习得一手好字、擅作好诗的萧子升、萧三兄弟；还有年纪稍长的秀才何叔衡等。后来，人数前后达78人，还有向警予等20位女会员。 会员们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情高涨，蔡和森先到北京联络赴法事宜。不久，毛泽东也去往北京，为大家联系预备班、筹措路费。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 此时的蔡和森对毛泽东评价已极高，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沈宜甲在《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这篇文章中写道：“他云毛主席为了不起的人物，是‘坐定如山，意坚如铁’，言不及私，只为天下大事。” 很快，赴法青年们迎来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抉择。蔡和森明确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萧子升则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革命。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都没有形成压倒性优势。 于是，蔡和森、萧子升分别写信，将各自主张告诉国内的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 这两封信，毛泽东都是在11月收到的。深思熟虑后，他于12月1日写了4000字的回信，客观、公正且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的字）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第二年，毛泽东在去往上海的路上，巧遇了萧子升，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萧子升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1000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毛泽东并没有说服萧子升。于是，他们站在信仰的岔路口分道扬镳，各自踏上了不同的路。 一些人分道扬镳，一些人则继续并肩前行。1921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及其湖南支部先后成立。新民学会有近半数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相识在风华正茂的年纪，从同窗好友到革命战友，蹚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出路。 我们无法身临那个时代，但或可通过一首词与这些激情燃烧的青年共情。1925年，32岁的毛泽东途经长沙，站在橘子洲头时感慨万千，挥笔写下《沁园春·长沙》：“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之后的故事，是悲壮又绚丽的英雄故事。1928年，向警予遭到叛徒出卖而牺牲。1931年，赴香港指导广东革命工作的蔡和森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得知这个消息，毛泽东沉默了许久，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1935年，毛泽东眼里“能当大局”的“叔翁”何叔衡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而活着的人，仍然坚定地走在革命的征程中，义无反顾地奔向革命的战场，为了民族的新生，他们不怕牺牲，他们前仆后继，他们终告成功！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