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学术事业，大多在平和的状态下运行，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极其罕见；学者的交往和情谊也大多恬静淡雅，少有军人间同生共死的激情感受。然而，故友朱政惠教授的学术业绩和深情厚谊，能够致使我萦怀在胸，跨越十年、进而跨越时间与空间地永远追念！ 朱政惠先生生于1947年，2013年11月因病去世，年仅66岁。这个年龄，对于颇有造诣的历史学者而言，特别是对于业绩优长、已经取得终生教授资历的朱先生，应当正值在学术上创树频出、踔厉风发之时，然而溘然而逝，令历史学界至为叹惋！此前一月即2013年10月，我正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操办举行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事宜，朱先生既是本专业学术同行，又为挚友，自然是筹备本次会议时特别邀请、切盼与会的要员之一，朱先生也早早提交了长篇学术论文，表示一定会参加。然而，到临近会议开幕的2013年10月22日，我却收到朱先生的微信，较详细地说明近来被查出癌症复发而且已经十分严重的隐情，这使我惊愕异常，潸然泪下，呆坐片刻才准备书写回复的微信，似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于是谨回复不足20字的微信，一是表示震惊，二是为朱先生的康复而祈祷。又隔20天之后，11月13日中午，竟然收到了朱先生逝世的讣告，致使我泪洒书桌，整个下午心神不宁，晚间一口气写了4首悼诗，发给华东师大的学友，这曾在朱政惠教授追悼会大厅荧光屏上滚动播发，不妨录于下抄： 遥知儒雅又遭殇，戟手临轩斥上苍。 满眼泪花流不断，霎时顿觉日无光。 一书同忆少年时，河北江南名互知。 多少衷情犹未诉，今朝隔世化追思。 夜话扬州夜欲明，史坛学府道铨衡。 君今离我独仙去，无限哀思无限情！ 南开聚会盼君来，忽晓病因惊若呆。 泪洒桌书难复信，孰知隔月更添哀！ 这里自然流露出的是对朱先生逝世的极端哀痛心情，我二人学术交谊的片片断断，随机无序地涌上记忆。在朱先生逝世已然十年之际，心情依旧，谨以简述朱政惠教授的学术贡献，以及回忆朱政惠先生与我的诸多学术情谊，谨作为对于学友的深切怀思。  朱政惠教授是著名史学家吴泽先生培养的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的学术贡献。获得博学位的前前后后，发表多篇文章探讨吕振羽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卓见，评论中肯，结合中国现实的背景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成就突出。朱政惠指出：吕振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做出许多首创性业绩，吕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3年出版，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远古历史的著作。《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1936年出版，第一次系统地论定殷商是奴隶制社会，研讨中利用了甲骨文、金文、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证据相当完备。论述清晰展现了中国原始社会和殷商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显示了中国上古最早的阶级社会起自商代，同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西周进入封建社会之说。 所有这些，皆具有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创性。其他如《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简明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书，也都是同类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中首发之作，这样，揭示了吕振羽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主要奠基人之一，非常清晰和扼要地梳理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早期发展的一缕关键性线索。 在中国史学史的论著、论文中，大多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问题的研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成就令人耳熟能详，吕振羽的业绩往往被淡化。但据实而言，吕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学术意义决不亚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二书皆遵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皆利用甲骨文、考古资料，皆具首创的历史见解，而吕振羽提出殷商为奴隶制社会，纠正郭沫若将时代描述为原始社会末期的误说，郭沫若后来接受了吕振羽的见解。由此可见，吕振羽研讨古史，学习和遵循了郭沫若的研究理路，上述两书的书名都从郭著之书名演化扩充而来，但不盲从郭沫若的所有观点，其杰出的史识不可小觑。二人前承后继，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是当代史学史研究中不应分开别论的重要史学家。揭出这种机理的朱政惠教授，正是这项学术功臣之一。  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 有助于我们对国际上前沿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研究和借鉴。这种借鉴, 还包括对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的考察。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水准, 根本上不会超过中国, 隔靴挠痒的弊端也很多。但应该承认, 由于这些学者看问题的角度往往与我们不一样, 或者理念有差异, 他们的有些成果可能处于相当前沿的水准, 有些成果也会因视角独特而令人印象深刻。这对我们的研究是重要的补充和参考。” （《关于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安徽史学》2007年第一期）。  朱政惠先生自己很早就进行了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同时进行学科理论的探讨和官方推进此项研究的呼吁。1996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的以海外中国学为名称的研究机构之一，这主要得自朱先生本人的学术成就、呼吁倡导和组织工作，学校领导的支持当然是重要条件，而华东师大史学史专业同仁的密切襄助尤为关键。从此，朱先生殚精竭虑地部署学科发展计划,培养学生,编辑资料，著书立说,举办研讨会议，加强国际学术联系，使华东师范大学迅速成为这一领域的学术重镇，启发和参与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创立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学术平台。这个论坛，随后扩展为上海市政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合作举办，规模巨大，机制完善，其联系范围和积极影响，真正扩展到整个世界。这是十分重大的创树，值得在中国学术史上以浓墨重笔大书一页。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研究联结国际学界，已经形成澎湃潮流，在全国学术部门和高等学府各有不同专业、不同方向的治学体现。正如朱政惠先生所做出的精辟分析，中国学在不同单位有不同方向的选择，如北京大学侧重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凭借其外语研究优势, 做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状况的大量译介工作，清华大学认为主要应在中国学术思想在海外传播和发展的研究等等，“所以, 事实上的海外中国学学科建设, 已经分解到各相关学科来落实和推进。抓得早的, 已经硕果累累; 抓得晚的, 也崭露头角。” 朱先生给华东师大“海外中国学”的定位，“主要背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 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发展壮大。由此, 我们又把它称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分支。”（以上见朱政惠：《关于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安徽史学》2007年第一期）这是极其允当、极其明智、极有学术意义的论定，符合华东师大已有的学术优势，抓住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即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术方法和学科理念研究海外中国学，有助于揭示历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机制和规律。 论说至此，这里简要介绍南开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的理念与努力。2004年，笔者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期间，与《求是学刊》历史学编辑商议策划一个新的栏目，即“中外史学及其比较研究”，预定首次亮相发表我与孙卫国博士两人的文章。论文尚在写作之际，我于2004年12月21日从日本向孙卫国发出电子邮件提出： ……南开史学史建设，因人员队伍不大，必须形成鲜明特色。东亚各国史学比较研究，是好的方向。同时，杨先生开辟的本专业资料、信息建设工作，也需要接续下来，两项工作做好，即足立于专业的显著地位。似应尽快以此精神向硕、博研究生宣讲，鼓励有志者往此方向努力。特别要鼓励学习日语或韩语作为二外，事不宜迟。望借研究室活动时机，郑重提出希望。你看如何？暂不多及，时时联系。 预祝圣诞快乐！ 《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在新设栏目中刊出乔治忠《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之“正统论”观念的异同》、孙卫国《〈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此后，我们在中外史学比较方面的论文逐年积累，成果日益丰硕。我对于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中的学术理念，是不局限于具体史书编写现象上的异同罗列，而应当直接触及核心的史学源起、史学理念、史学机制、史学发展等比较宏观性问题。通过中西史学和多篇中日史学比较论文的探索，我提出若干具备理论层次的新观点，例如：不是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会原发性的产生史学，事实上只有西方古希腊、古罗马与东方的中国，产生了原发性并且延续发展的两大史学脉系，其他国家后来的史学皆为从外部传入的次生性史学；史学的产生需要三大条件，即社会文化具有大体可用的文字和历法，社会发生了激发人们试图记载的重大事件，社会上具备如实记载史事的理念。最后的这一条件，决定了历史学不可能处处原发性萌生；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记史求真与治史致用之间的矛盾，这两种宗旨的矛盾在主要方面不是对抗性的，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成为对等的主体，二者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十分繁盛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矛盾运动，往往涵括了记史求真与治史致用的矛盾。如此论断，已经紧紧贴近于讲清历史学产生、发展的运行机制，清晰展示出中外史学源流的共性和各具特点。 由此可知：中外史学比较的思路，比海外中国学研究更能解决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最大任务，就是揭示历史学发展的规律，特别是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规律。而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则能够提供极为丰富的国际性史学资料和学术信息，这是中外史学比较无法企及的功能。二者可以相得益彰，理应重视其结合与互补的作用。 三、朱政惠先生与我的学术情谊 朱先生与我相知甚早而相见很迟，2000年春，刚刚成立的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北师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朱先生和我都是委员，会议间朱先生热情主动地与我交谈，如同如久违的挚友。我们说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的《100个博士的少年情》一书，其中有朱先生的文章《亲爱的母校，你信么？》，回忆中学时期的学习生活与几位教师，充满一定要为母校争光的豪情；有我的文章《从重理到学文》，叙述中学时期极端偏重理科，而最终却研治历史学的经历。 100个博士的回忆录，属于史学史专业者只有我们二人，因此早就互相关注。我说：“我们最先互相了解了少年时期的情怀”，但朱先生似有不同看法，他更正说：“我们从少年之时就相知、相识。”这话语说得温暖、亲切而且愉快。本次在北师大的会议为时暂短，很快就匆匆告别了。 2005年早春，我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未归期间，收到朱先生的电子邮件：“……致春节问候。又，我们这里年底将开一个关于史学研究的国际会议，其中的主要议题是关于海外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欧美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已经邀请，唯日韩学者未定，也不十分熟悉。先生正在日本访问，熟悉之，望指点一、二，当邀请一起与会……我们5月也有个关于海外中国学的会议，两个主题：一是美国早期中国学的问题；一是如何深入开展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港澳台和海外皆有学者与会，如果先生来得及，也很希望与会。” 我于春节之当日（2005年2月9日）回复，年底前的学术会议一定参加，5月份的会议或恐来不及撰写论文的准备。因为到4月，我在日本的访学到期，方能整装回国。 朱先生设定在一年内举办两次“海外中国学”国际学术会议，反映了一种急切推动学术发展的心理，以及朝气蓬勃的学术奋进精神。但施行起来困难多多，提出此等设想，已经是2005年1——2月间，而通知和邀请国内学者，要在三、四个月写出新内容、新思路、新视野的学术论文，决非易事，即便是会议筹备时间上，实际上也感觉比较仓促。我是2005年10月首次参加朱先生举办的海外中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紧紧接续北师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合办的学术研讨会，双方会议的筹备人已经商定：安徽师大会议10月28日结束，与会人如果愿意，即可从芜湖乘傍晚的火车直到上海，次日即10月29日为华东师大学术会议的开幕日。此等安排，可补充华东师大自行邀请参会学者数量的不足。这意味着原拟5月的会议可能并未举行，同时会议也已经不限于研讨“海外中国学”，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史的论文内容则占相当大的比例。 本次会议为两年后朱先生主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提供了宝贵经验，例如不再强调以“海外中国学”作为学者参会的论文内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讨甚至各种历史学内容均可包容；做到对于可邀请学者范围的心中有数，形成海外史学界与国内史学史专业内可以相互呼应的学术圈；闭幕式采取以圆桌会议形式办理，气氛比较宽松，安排发言人但不限于事先所安排等等。 2007年11月初，华东师大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可称为令人大开眼界的隆盛之会，会议邀请到美国（五人）、日本（二人）、荷兰（四人）、西班牙、加拿大、德国、希腊、波兰、意大利各国的著名史学家，另加中国台湾（三人）、香港、澳门的学者，阵容雄伟，其中如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伊格尔斯、美国斯坦福大学海登·怀特、日本佐藤正幸、荷兰莱顿大学施耐德（后转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等等，是国际上名气极高的学者，有着很大的学术影响。会议在朱政惠及同事胡逢祥教授等操办下，规格高端，程序周密，节奏优越，可圈可点。11月3日至4日上午进行了紧密、深如度的学术研讨，4日下午则安排参观上海博物馆，这适应该博物馆周日开馆时间长的规定，而给与会者一个会期中间的修整。 我与朱政惠先生的情谊，是建立于学术上惺惺相惜和学术上坦诚沟通的基础上，也不完全排除吃饭进餐、象征性送礼品纪念之类的私人来往，朱先生曾在预先未曾通知我的情况下，以出租车接我到他家里吃饭。作为“陪客”的胡逢祥教授告诉我：朱先生轻易不请客到家中，凡极少见破例请到家中用餐者，都是视为“贵客”中的“贵客”。而最重要的一次“请客”是在2012年，这一年中秋节与国庆节两天内前后接连，朱先生以电子邮件向学界50多人发出“请柬”，其中包括年轻学子与自己的学生。打开附件，乃是Ps图片3组，美酒珍馐，琳琅满目，另有各色精良月饼，丰盛得无可伦比。虽是一批图片，风趣幽默，而给人以温馨的关怀，丝毫不亚于真实的宴会。 感动之余，我随即写七律诗回赠： 小憩中秋独在乡，荧屏一页系八方。 朱君“请柬”瞬间至，陈列珍馐永日香。 莫虑世间诚信短，当知学界友情长。 莘莘君子相存问，电信胜于明月光！ 因此，学者间的请客吃饭，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术情谊的建立与发展。 津沪两地，相距千里，学术会议之外，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我与朱先生会面时机本不甚多。华东师大举办会议期间，朱先生往往忙前忙后，日常学术工作及各种事务，安排得满满，难得闲暇。至2006年8月，在扬州大学举行的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会议时，终于有了一次彻夜长谈的机会。 8月22日晚，约谈于朱先生的住处，直到午夜24时，意犹未尽。这时我因与瞿林东先生约好午夜会谈，只好请假暂停，朱先生嘱言：无论到什么时间，还要回来，他在住处等待。于是，这一夜直谈到东方发白。话题围绕史学史学科的研究与建设，涉及了各个大学与研究单位以及相关学者。我讲述自己的观察体会，认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虽然列为国家二级学科，但全国状况仍然薄弱，兴旺程度比不上中国古代史内一个断代方向。这除了历史学旧传统的积淀造成沉重包袱之外，还因为多数大学与研究机构领导者对本专业太不重视，其间列举了种种实例。当前北师大、华东师大与南开大学的史学史专业学人，应当精诚团结，同心尽力，共同推进本学的发展，摈弃一切可能发生的误会。瞿林东先生主持教育部下达北师大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中心，放眼全国，顶住校内的某些压力，以立项经费支援各个高校的本专业发展，厥功甚巨！我们二处应当积极配合瞿先生的工作，给以极可能的协作。这类话语引起朱先生的沉思，随之认可了我的分析，表示一定向同事转达，力促本学科全国同仁的同心同德。后来2013年朱先生逝世时，我的悼诗“夜话扬州夜欲明，史坛学府道铨衡”句，即为对当时扬州长谈内容的感慨。 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是个极其团结的整体，多位学术精深的学者，能够做到同心同德，可以说朱政惠与胡逢祥二位教授在团体中具有核心性的作用。这里没有太多的奥妙，第一，二位都具有学术精神至上的理念，第二，是对待问题、处理问题出于公心，宽厚包容。我在中国史学史之研究中，主要关注中国古代的传统史学。而2010年5月下旬，因华东师大史学史专业学者参与整理的《王国维全集》出版，胡逢祥教授主导举办此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提前筹备时就邀我参加，说明会议最后将要参观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我决定撰写一篇分析“二重证据法”的文章，孰知一看资料，立刻发现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大有问题，首先就是严重违反了学术思维的逻辑。随后追究，其学术宗旨、主要论点以及导致的后果，都是错误和荒唐的，于是撰成《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提交给会议筹备组。文章全面否定“二重证据法”，指出其错误的本质，无疑是违反此次会议的主导基调。胡逢祥教授对我文章没有丝毫嗔怪，视为正常的学术独见，而安排在会议闭幕式时最后发言，虽然引起激烈争论，但没有影响此前会议的进程。我对这种宽容、包容和巧妙部署，十分感动、感激和佩服。会议闭幕，朱先生意犹未尽，令我购买晚间列车返津，自驾车带我到上海世纪广场一游。那时，朱先生虽然曾经做过手术，但仍体魄伟岸、气宇轩昂、精力充沛，他自己对身体状况信心百倍，笑谈曰“不就是那几个小小癌细胞么！有什么了不得。”我作为友人，也为朱先生的健康而由衷的高兴。我回到天津后，收到朱先生电子邮件，发来照片，我也将拍摄朱先生健步前行的照片回赠，并且题词四句：“‘世纪’同游处，感怀情谊长。前瞻尤健步，更有大风光！”这反映了当时极为乐观的情绪。 上海市拟于2012年11月举办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筹备期间的7月，朱先生就急切与我联系： 我于7月21日当天就回复说： 然而，上海的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因故推迟到2013年3月，在朱先生鼎力推荐及斡旋下，我还是参加了这次盛会，见识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波澜壮阔局势，进一步领略了中国在全世界越来越扩展的积极影响。这个机会很难得，全靠朱政惠先生尽心尽力地提携并且亲自参与组织工作。 回思多年来与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先生、胡逢祥教授等等的情谊，实际上多是对方对我的惠顾和襄助，朱、胡二位请我参加学术会议、做学术讲座多次，已经难以胜计。只有一次，是我主动地给朱先生主编的《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一书撰写书评，这是一本多人提供论文的合集，围绕同一个主题。2013年9月5日成稿后，发给朱先生阅看，朱先生回邮件说： 朱先生对我写的书评赞扬有加，并不是因为我对该书作出了褒扬，而是对其中个别文章予以了严肃、凌厉的批评。朱先生回复邮件强调“我们不是要赞扬，而是希望这样的学术批评”，充分显露了一种学术上的赤诚之心。朱先生肩负繁多的社会活动与繁重的学术及教学工作，还有随时出现的学界应酬性事务。2012年6月一次在天津会面，我正色埋怨朱先生为了这个总共半天、每人发言不足3分钟的应酬性会议，两天间往返天津与上海，异常劳顿，太不注意身体。而这种毫无学术含量的会议，根本没有必要参与。但朱先生总觉得一些人的盛情邀请，难以推托，这是太顾及情面、太为他人着想了，简直到了奋不顾身、舍己为人的程度。据许多华东师大同仁回忆，朱先生在治学上也是一副拼战的姿态，同样奋不顾身。这种治学精神和厚道品格，众口皆碑，人人赞叹，但现在反思起来，也十分沉重。 2013年11月13日，朱政惠先生因旧病复发逝世，我们失去一位学术界高尚、厚道、学问渊博的兄长，失去一位可以推心置腹交谈诸事的同仁，内心的哀痛无法言状，前引四首悼诗尚不足以表达哀思之万一。2014年11月，华东师大举办朱政惠教授逝世一周年纪念座谈会，本不请外地学者参加，但我闻讯后决意前往，奔赴上海。 于是，我在纪念座谈会发言，在华东师范大学报发表怀思朱政惠先生的专文，并且献上七律一首，表达对朱先生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怀念。近十年后的今天，对朱先生的怀念与崇敬一如既往，那就将2014年对朱先生的怀思之诗再次抄录，作为本篇追思怀念之文的结束语。 立志高标建业成， 学联海外识恢宏。 纯真治史开新域， 儒雅修身树令名。 可待时宜增伟绩， 奈何天不佑精英。 溘然长逝人哀惋， 论著辉煌已永生！ （晓歌 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