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主编主持座谈会)  我于永兴兄认识于2011年年底，那时我刚回上海定居，受所在知青团队（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6团上海知青联谊会）委托，入当时在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旗下的《黑土情》编辑部工作。在编辑部的年会上见到了永兴兄，但交往不多，凭面相觉得他应该是个老实人。2012年底原编辑部人员因故分道扬镳，许多人去了新成立的《知青》会刊编辑部。我因刚受团队委托来《黑土情》不久，不好意思就此离去，便成了当时编辑部中少数几位“一仆二主”的人员，即在两个编辑部均参与工作。据说当时永兴兄亦受到《知青》的邀请，去那里参与主持新刊物的编辑工作，但他考虑到分道后《黑土情》这边人手奇缺，需要有引领及培养新手之人，便婉言回绝了，担当起了执行主编。我也因此与他有了许多的接触，有了深入了解的机会。“执行”者，顾名思义，即有干活的责任却往往没有决策的权力，我知道他其实干得很不痛快，往往精心组织好的稿件，排版、校对已经全部搞好，常常会有一夜之间被局部甚至大部推翻的情况产生；原本三个月出一期的季刊因某人的好大喜功而改为了两月一期的双月刊，工作量一下子大大增加；更困难的是，刊物印刷的费用常出现拖欠，造成排版印刷方的不满，弄得永兴狼狈不堪，但他默默承担下来了，真的是忍辱负重，像一头辛勤耕耘的老黄牛，毫无怨言。看他这么辛苦，每期组稿时，我总是第一时间将稿件送上；每到清样出来需要校对时，我也尽可能地抽空前去远在普陀叶家宅路的排版地（后来搬到了兰溪路）参与校对工作，为的就是尽力配合好他的工作，减轻他的负担，因此他对我也十分的认可和信任。虽然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也不是一味地迁就，他也常常抵制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和命令。记得有一次会议上他代表编辑们直接回绝某人的议题，让荒唐的议题未能在会议上进行（好像是与知青刊物本身毫无联系的有关转碁因的问题）。 2016年我因胆囊结石开刀，术后不久又接替了《知青》常务主编的工作，无论是身体还是工作的负担，都无法将“一仆二主”的身份继续担负下去，当然还有不必言传的因素，便于2017年主动辞去了《黑土情》的工作。因此，我也与永兴兄少了接触，但他仍然记挂着我。2018年11月，某知青团队借座位于刚刚建成的广富林郊野公园旁的农家乐举行时局讲座，永兴兄觉得机会难得，便邀我同去参加，我便欣然前去。中午在农家乐吃午饭，每人收100元。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青团队本无经费嘛。永兴兄却很感内疚：把我请来了却要自己掏钱，实在是很过意不去的事。从这件小事上，更让我感到他的善良和忠厚。 此后，除了电话微信联系外，我们很少再有碰面的机会。再后来听说因为正直之因他被撤了执行主编的职，而《黑土情》也名存实亡。再就是得知他被《老辰光》网聘为专刊的主编，我与他的再次见面就是在参加《老辰光》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专辑《岁月当歌》首发仪式座谈会上，这是他主编的第二本专刊，我投了两篇稿，专刊刊用了其中的一篇。那天是他主持的会议，我发了言。今年2月，他主编的《老辰光》网第三本专集《青春印记》出版，我又应邀参会，还是他主持会议，我发了言。主编专刊也是件责任重大的事，既要照顾各方面的感受，又要符合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防止来自左的右的干扰，投来的稿件需要认真审查，进行必要的取舍和修改，永兴兄很好地把握了其中的尺度，费了很大的心思，才使得专刊顺利出版，获得了主办方和广大知青的认可，起到了很好的效应。 今年6月10日，《老辰光》网在电影博物馆北侧的修女楼举行题为“缅怀与回顾”的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知青“上山下乡”55周年和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50周年纪念活动，我受邀与会。刚进会场就看到了早早来到的永兴兄，他热情地打招呼，安排我们坐下。会后又一起在电影博物馆前拍下了集体照。不料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合影。呜呼，这是多么悲哀之事！ 今天是永兴兄出殡的日子，我因身体原因，也因见不了那样悲切的场面，拍控制不了心情，故没有赴现场送他最后一程，就以此文作最后的泣别吧！ 永兴兄，请走好！  作者（右）与谢永兴老师6月10日走进座谈会现场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