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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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尘不染——献给恩师苏白

时间:2023-05-18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刘一闻 点击:
苏白与刘一闻 苏白 ◆刘一闻 十年前,在苏白老师去世三十周年之际,我编集了一本《苏白朱迹》。此后多年,我一直还怀有一个念想,那就是把他给我的书信全部都整理出来,让更多的读者来了解老师的艺品和人品。 面对着老师写给我的这些多达10万字的一摞摞信札
苏白与刘一闻
苏白

      ◆刘一闻

      十年前,在苏白老师去世三十周年之际,我编集了一本《苏白朱迹》。此后多年,我一直还怀有一个念想,那就是把他给我的书信全部都整理出来,让更多的读者来了解老师的艺品和人品。

      面对着老师写给我的这些多达10万字的一摞摞信札,我的心情既沉痛苦涩又充满温馨,往日幕幕瞬间如昨,仿佛又出现在眼前……

      一见如故,毫无保留晒“家底”

      我是通过国华舅的介绍得识苏白老师的。最初的那一情形,我在《苏白朱迹》后记“英心不朽——献给恩师苏白(代跋)”中已多有涉及。

      当时,由于求师心切,我先是给苏老师两次去信,以明示自己当时的渴学心情。未久,果然收到了他的回信。不曾想,在这一封1971年年底寄自青岛的来信中,苏老师居然像一个彼此早已熟悉的同道知己与我作亲切叙谈。他除了叙述自己过往所见所藏的印学资料,竟然还把箧中幸存珍贵印谱的有限“家底”,毫无保留地晒出,这让我感到意外。尤其是面对一个完全陌生从未谋面的青年人,甚至言明以后可以将这些印谱陆续借给我看,更使我暖意融融。他在信尾还说“以后请你来信不必呼我大人,直呼同志即可,实在你觉得不太好,称先生或老师即行了,好不好?”

      读完这封信之后,我的内心好久不能平静,从此之后,我的每一次去信,便都以老师相称。也正是这封信,开启了师生间长达13年的珍贵情谊。

      随着交往频繁,间尔,为了表示对老师的敬意,我不时会捎带些上海出品的食物去青岛。想来毕竟老师的身体向来孱弱,再加上师母操持一家养育四个孩子的辛劳,生活本不宽裕。然而老师却说“不要带吃的东西,情谊应在金石篆刻方面加深”。

      当时我尚在工厂从事三班倒的重体力活,当他知道以后,几次提醒我要注意身体保健,并且对我当时常犯胃病和可能引起的原因,附上需要及时治疗的建议和具体措施。

      老师更关注的,依旧是我的学习现状。他在1972年8月27日的一封来信中说道:“你说秋凉后要看点文学史历史书,是的,你可以找找鲁迅先生写给颜黎民的那封信,是适合青年们学习的。刻印和其他方面知识是一样的,尤其是艺术。艺术本身是反映生活的,而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是时代文化和个人精神方面的表现。(这方面以后可读读先伯献老的‘平乐亭侯印考’论说)特别是文学艺术这方面的东西要多涉猎些,对刻印很有帮助,如书法知识和实践,这是直接对篆刻有影响的。”

      老师的每一次来信,都使我感受此中的温暖。当年10月,我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决意去青岛看望倾慕已久的苏白老师。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当我下了客轮直奔观海二路,十分急切地找到53号门牌,接着快步登上石阶来到老师那窄小的居室时,老师一家已在屋里等我。此时,我和老师四目相对双手紧握了许久,彼此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推心置腹,犹如父母一般亲切

      1973年,老师先后给我写了16封信。从这时起,针对我的现状,老师进一步跟我讲述一些创作方面的理论知识。他看我像似有点开窍之后,甚至还把印章创作比将京剧艺术的韵律之美。老师写道:“旧京剧中,程砚秋‘锁麟囊’的唱腔气息,可以从舞台上一直传到三楼座位的最末一排。那时并没有扩音器,但是池座前的一、两排听起来并不震耳,这就是功夫和本事。据行家讲,这是丹田之气通过鼻腔和脑腔的共鸣来发声的,所谓近不呱噪远而清亮,整个场子板眼相随柔和动听。”

      老师的此番话语不啻金科玉律,总能在我身处迷茫创作徘徊时,及时地给我指明方向。

      话说回来。最初我跟苏白老师的接近,其实是瞒着家母的,原因正在于老人家十分在乎苏师的往日经历,她担心老师的右派分子之身,会耽误我日后的前途。故而,后来便生发了佯称家中信箱无锁容易丢失、让老师把信件改寄到我当时单位、以避母亲耳目的权宜之计。

      不曾料到的是,未久,老师竟然觉察了我的这一隐隐之情。他在1月28日的来信中如此写道:“你的心情和你对母亲孝敬及其中的苦衷,我深深地理解和同情的。但隔这么远,又见不到你的母亲。通过这件事你应该更加体贴母亲。她的这种深刻的母爱,是希望在你健康成长的过程中,避免不该有的麻烦。她因疼爱你关心你而难以表达出来的心情,当然你比我理解的更深。我也一时无法跟你母亲谈谈的,我想将来总有机会去上海,去看望她老人家的。”

      这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文字。明明是我在耍小伎俩玩小聪明,明明是我对不住老师,却还要让老师来跟我诠释其中道理,并言促我对母亲多尽孝心。

      若干时日之后,当自己在业界崭露头角并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知晓度之后,面对家母,我决定再番重涉此事真相。当我如实地告知这些成绩的取得,全赖苏师的悉心栽培之恩时,家母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她流着热泪对我说:“这是我所遇到的真正的君子,是我们亏待老师啊。”

      日常繁重体力劳动所致,我的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并且流露出对当时工作厌倦的情绪和试图变换岗位的想法。所以,老师在好几次信里,都提到了相关的话题。

      “关于你现在的工作谈谈我的意见,供你参考。首先把现在担任的工作干好,再要与同志们的团结搞好,关系处理好。业余时间把自己的专长爱好搞好,广泛联系艺术界的师友。待自己有了一定成绩,再由艺术单位的领导提出来,到那时,你再提出来要求调动就好办些了。否则现在的工作做不好,本单位领导印象不好,同志间关系也不好,加上各方面意见挺大,你想要求调动工作根本办不到。”

      由此可见,除了读书创作外,老师对我的关心已经完全沁入了我的心脾深处和整个精神世界。每走一步的时候,都会出现老师的亲切形象。正是老师的不时教诲,才让我能够逐步健康成长起来。只痛惜,多年之后我在工作岗位上的根本转型,老师永远也无法得知了。

      在艺术创作上,老师始终如一地鞭策激励着我,并多番提到邓散木太师的高明。他在4月中旬的一封信中说:“邓先生见闻甚是广博,他的印看起来好像杜撰,其实他是有传统根据的,并且还有自创的。”

      1974年年底,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并将此事向老师作了报告。老师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即刻兴奋地回信给我:“首先让我热烈祝贺你光荣加入共青团,这仅仅是第一步,离党的要求距离还很远,希望你不断努力,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会促动艺术上的突飞猛进。”

      1976年五月上旬,我被商借到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部工作。我暗自在想,这样的话,在专业话题上,我可以跟老师挨得更近了。

      也就在这一年的7月20日,老师开始不再称我“一闻同志”而直呼“一闻老棣”,使我顿觉更加亲切。顺便说一句的是,我的“一闻”之更名,是在一年前由献公的挚友,中山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先生为我所起,这个名字从1975年初冬开始,一直沿用到今天。

      还有件事值得一说。当年10月间,身居广州的马国权先生正在编写《印人传》,他通过钱君匋先生欲向苏师约稿。老师在得知这一信息后与我说:“我仅仅是个刻印的,岂可入印人传呢?传者传也,我的印岂能值得传之人世呢?那会贻笑印坛时贤的。”

      以老师的创作水准和当时在山东一地的影响论之,能入编《印人传》本无可厚非。在这个直关声誉、众人争先恐后唯独自己落下的事实真相面前,体现在老师身上的泰然若素的谦谦君子之风,的确使人肃然起敬。

      76年年底我成婚了,老师除了祝贺,同时还给内子士泓写了一封信:“你们成家之后,一定要更加孝顺母亲。人一旦结婚成家,既是自己的亲人,又都是革命同志,所以要更亲密地团结。……一闻的为人正直和待人接物我是了解的,我尤其看重他一贯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这在当今青年人当中并不多见。我深信他的这些长处会继续保持下去的,但同时也要克服个性过强的缺点。”这些犹如自家长辈的谆谆之言,真可说是让人受用一生。

      古道热肠,一心只为他人着想

      1977年是老师来信最多的一年,总计有26封。

      比起往常,老师的身体似乎好些,精神上也较前乐观。

      5月前,我和士泓一起坐船去青岛探望久别的老师和师母,一共呆了5天。回到上海不到一周,便接到了老师的来信:“……你俩回沪那天,师母在即将开船时流泪了,一路念叨你们来得时间太短促了。青岛的不少海鲜都由外贸掌握,需要托人才能买到。请人买的大对虾,是你们走的当天下午才匆匆送到的,真是前脚落后脚,那时你俩已在船上了。更让师母不好过的是,上海人喜欢的核桃、小枣东西太少,花生就两斤。”老师甚至还说:“让我难过的是(这次)我们没能一块出去玩玩,这可能因为你俩担心我身体不好怕我累着。另一方面还是考虑我的经济不富裕怕我花钱吧?我想着两方面原因都会有的。”事后我了解到,老师为接待我们的到来,还真的向别人借了钱。之后,每当我想起那次令人难忘且充满家庭氛围的欢愉之旅,心里总不由得阵阵抽紧,并老是轻松不起来。

      老师生来就是一个古道热肠、一心为他人着想的人。兴许也就是从那段时间起,经由老师介绍来沪的各路友人几乎不断。但凡这一切,说到底,都是老师在倾心倾力地为别人谋事办事,老师唯一为自己所做的,那就是让我留意及时购买当时跟业界有关的最新出版物,关注并用心搜求各类古今印谱和印作信息。大约也在那几年,老师开始不时地为沪上诸师友刻制印章,如今想来,潘学固、单晓天、赵冷月、任政、周慧珺、张森、颜梅华、童衍方、张迪平、吴建贤、方传鑫、徐志伟、黄焕忠及李亚辉、陈新沪等一些同道,都拥有老师的印章之作,甚至连我的发小如李林广和贺庚渝也都沾了光。

      当年深秋,老师告知我他的印谱已在广交会订货,数量三十套,一套四本约200页,定价30元,此中扣除管理费净得16元一套,因此要我急速为他准备相关材料。听了这个消息我也异常兴奋,心想这次老师可以开始打翻身仗了。之后,我便开始张罗购买印泥、筹备纸张,并着手托人刻制印框以待制作印笺。此时虽说很是忙碌,但也乐在其中。

      老师分别在11月16日、25日和12月1日的来信中说:“如果明年春交会再定一批货,我的近年经济便可宽裕些了,也可到上海看看众师友了。”“近年来我在青五家之口生活拮据,自己长期在家养病以及(二女)海娣下乡,加上孩子们花费也不少,因此连年来借贷借款太多,目前还欠债三百多元。在热心朋友的怂恿之下,我不得已将自己的部分印拓交外贸公司出售。幸而今年广交会日本订我三十套印谱,如能年底交出则可稍见缓和。如果明年能再交出一批印谱,就能换回四百五十元钱,这样我在经济上基本可翻身了(但愿如此)。”同时告知,“近日,我即著手忙于钤拓之事,如能早日完成,取回钱之后必当及时归还,再次感谢你们的鼎力相助。”

      这是几段令人难以忘却的内心告白。彼时彼地,老师的创作动因,除了在艺术上不懈追求以图精神寄托病体宽慰以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说是勉力为了赡养家小以求生活安和,即便如此,也时常捉襟见肘般地让人酸楚不已。

      神驰左右,一座永放光辉的灯塔

      1980年,新年伊始,他就急不可待地告诉我“孩子们在单位都评上先进”的喜人消息,看来,孩辈们的健康成长,正是他兴奋无比的触动点呢。同时,老师也给我讲述了此次到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师大讲课,受到广大师生热烈欢迎的盛况。回来后虽觉体力有限,却又马不停蹄地给山东书协写作篆刻的章法和刀法一文,老师果然是个闲不住的人啊。

      那年春夏间,老师的身体大体康复,便和同事一起,完成了一次半月之久的毕生之旅。其路线大致是先至福州石雕厂,再过杭州西泠印社,然后抵达上海与众师友欢聚,终于实现了多年以来的愿望。

      那次聚会,我还特意安排了潘学固先生和方去疾先生参加。特别是去疾先生,早在“文革”之前,老师就与他鱼雁往还,然未曾一面,至“文革”时,更是无缘相见。正因为此,至少在现代篆刻史上,他俩的见面意义,便可说是不同一般。

      1983年,他在1月份的简短来信中,非但不忘为友人的事操心,还一个劲儿地促我购买《书法研究》第二期和《朵云》杂志第三期。他在短笺上告知我“手抖得很几不成书”。从歪歪斜斜的笔迹看,确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征兆。

      2月下旬,当我得知老师在上海书画出版社所举办的“首次全国篆刻评比”中荣获一等奖的喜讯后,当即就把《新民晚报》所刊信息寄到青岛。老师在数日后的回信中平静地说:“此次能获一等奖,全赖师友们的奖掖……作为自己来说更当努力。”

      4月9日,老师来信说自己“今日钡餐透视,仍是粘膜脱垂及胃窦炎”,并说“食品糕点万勿捎来,我已吃腻”。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不忘“《西泠艺丛》有散老印迹,请务必设法购一本为要。”

      至20日,老师继续来信——“我的工资又调了一级,基本工资是93元,连同其他加在一起,每月拿一百多元,再加上点稿费。所以你不必挂念我的生活,今后千万别再捎带任何东西给我了。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们好好保健自己身体,还是陆放翁两句诗说得对,‘遇事始知闻道晚,抱疴方悔养身疏’。”难道,这就是老师的临终遗言吗?

      自4月28日老师落款为“英心于病床上”的来信之后,此后将近一个月,再也没见到老师的来信。直至5月26日当天,我终于得到了青岛方面的不幸消息,顿时泪如雨下……

      转眼间,尽管此段历史已经过了半世纪,我承认,在跟随老师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印章具体创作形态上,我并未作模式传承,但是,在完善审美理念和由此生发的系统认识上,恩师就是一座永放光辉的灯塔,永远照亮我不断地匍匐向前。

      老师生前曾刻过一方“一尘不染”的印章,让人们记忆犹新。此刻我想,这难道不正是他的心灵写照么。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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