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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发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从那时到1978年，共推动了全国各地的近两千万中学生先后奔赴农村边疆，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高潮。而在这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中的1972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对知青运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就是毛泽东主席给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的一封回信。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五十周年了。 五十年来，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成为了历史。然而，五十年前的这件事情对那时的广大知青来说，始终存在记忆中，难以忘怀。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以及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也温暖于怀，发人深思。回首往事，领袖对知青的关怀，铭记在心。 以下是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全文：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信是李庆霖1972年12月20日写的，是寄给王海容由她收转的。辗转数月，终于交到毛泽东主席手中。毛泽东读到这封信后当即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 他让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到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向他了解知青下乡状况和写信给毛泽东主席的经过，还让他拿出信的底稿。李庆霖说没有底稿。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 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毛主席回信的原件当时就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了)，另几页是李庆霖给毛主席信的打印件，注明是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学习讨论的，这份文件一共只打印了12份。 5月10日，李庆霖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里们闻讯来到居仁巷15号的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挂在屋梁上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存入仓后街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那以后一直没取出。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 中共莆田地委组织20人赴下属四个县调查证实，知青安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说的还要严重！ 6月10日，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 在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的第二天——1973年4月29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同年6月22日至8月7日在北京的前门饭店召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周总理亲自起草的关于印发“毛主席复信”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中发(1973)21号文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报经毛主席圈阅后传达到全体上山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 1973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又下发经过毛主席圈阅的30号文件，《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 中央抽调大批国家机关干部分赴13个省调查，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使下乡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一定解决。各地严厉打击迫害女知青案件，对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从1973年到1976年中央财政拨付安置经费总数达到33亿元。对插队方式也作了改进，从以往的分散插队发展到适当集中，同时建立知青点。介绍推广了以厂队挂钩建知青点的“株洲经验”。明确了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从1974年到1977年知青的返城人数高达438万人，相当同期下乡总人数的57%。 毛泽东主席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小老百姓寄钱，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殊荣，生动体现了伟大领袖体恤民情的人格魅力。毛主席对一个普通知青的关怀，对知青家长所反映的问题的高度重视，对知青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的敏锐洞察力、明察秋毫，展示了伟人即使在晚年、在病中、在中南海住宅，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各级特别是基层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温暖、抚慰了广大知青的心，给了各地知青家长莫大的安慰。“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也是从老人家的个人稿费收入中支出，不是公费。这些都是毛泽东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共产党领袖的光辉品质和风范，值得后人敬仰、称颂。以周恩来总理为主的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调查，实事求是，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是保证上山下乡运动及时纠偏、调整政策的有力举措，是知青运动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节点，重要阶段。它改变了许多知青的境遇和地位，生存状况甚至改变了命运，在知青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充满感激之情，同时也安抚了知青的家长。 不少知青回忆，尽管对于上山下乡运动按照毛主席指示是“各地农村的同志都要欢迎他们去”，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都有对知青下乡以后如何安置、如何使用、如何培养的政策措施，但是在具体执行方面，有些基层干部对知识青年关心培养不够，执行知青政策有偏差，有错误，不到位，甚至以权谋私开后门的情况都有存在。比如知青在同等出工出力情况下被低定工分、被少发口粮，住房条件差得不到修缮、看病医疗缺钱需要依靠父母家中寄钱，在上调工矿或者读书等方面，一些知青因种种原因受到不公正待遇，女知青受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受歧视等现象。 而毛主席的回信和国务院会议精神给各地农村吹来一阵清风。在一些地方，由县干部亲自带队，带领各级干部，分头下乡传达中央精神，并对知青工作进行专项调查摸底了解，在各地召开专项座谈会，听取广大知青的意见。对于知青们提出的问题，进行核实，要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内，解决知青们反映的实际问题，改善他们在农村的工作、生活条件。这些举措，得到了当地群众和广大知青的肯定和赞扬，对于维护和提高党和政府的威望，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晚年的李庆霖） 五十年过去，知青一代已经进入老年社会，绝大部分已经退出了工农业生产建设的主战场，但是知青年代的经历，领袖这封回信所引起的影响力和震撼力，使他们终身难忘。 在上山下乡高潮过去五十多年的日子里，回首往事，重温伟人的这一封信的内容，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如何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关心底层人民疾苦，调查研究，倾听百姓的呼声，改进干部作风，实事求是，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是有教育意义启示作用的。人们不应忘记这件事带给许多知青人生旅途上的改变，理解它的重要意义。 （文中部分资料来源刘晓航、章友德等人文章） 2023年5月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