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多次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党的十九大上，二者首次作为一个整体表述被明确提出。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此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最高政治原则被频繁强调。“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二者虽概念不同，但又紧密联系。恩格斯认为，权威是实现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因素；列宁则指出，坚持集中统一领导，而不是“到处出现双重组织”，有助于使党在无产阶级心目中建立威信，二者的相辅相成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关注了党和政府的“威权”，此后他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在当今中国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的演进历程 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探索是一个漫长的历程，革命时期从缔造人民军队起步，逐步扩展到党政领域，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渐次覆盖“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领域，最终以“党是领导一切的”为结论，诠释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现实使命与理论追求。 1．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命题的初步提出 该阶段主要从1927年三湾改编至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命题最初来源于毛泽东在缔造和领导人民军队时的思考，他在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途中，逐步认识到创建一个有权威的党组织和实现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三湾改编时他首创“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要原则，实现整个部队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初步凸显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统领军队、组织战争方面的重要意义。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后，在是否设立红军军委的问题上，红四军内部出现意见分歧。作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认为党的权威不能削弱，在军队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1929年6月，他在回复林彪的一封信中，指出要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肃清军队内部的个人主义思想，因为个人主义思想“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这意味着党在军队中会逐步丧失权威。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毛泽东在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着重探讨了红四军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但是毛泽东正确的探索没有得到中央的足够重视。在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撤去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左”倾错误思想主导中央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虽然也强调党中央权威，但是没有真正把握集中统一领导的要义。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统一与分散的问题有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不许讲不同的话……如果讲了，你就是机会主义”。毛泽东认为，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中央片面地理解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要求全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反而没有树立党中央的权威。 这一时期毛泽东主要从军队建设方面探索了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首先，他认识到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由于党和红军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革命队伍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虽有革命积极性，但组织纪律性较差，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这些“不正确倾向问题”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有“极大的妨碍”，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其次，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贯彻科学的民主制度。三湾改编期间，毛泽东在军队实行的民主制度大大激发了士兵的革命热情。他指出，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这是确保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与此同时，他强调集中统一领导与极端民主是不相容的，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会“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斗争力”。最后，毛泽东初步找到一条实现集中统一领导的路径，即加强党的组织化建设。他明确指出少数服从多数是党的纪律，一旦决议获得多数人通过，就必须严格执行。他还明确了党组织会议的纪律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无论担任何种职务，都必须出席支部大会和小组会，不得无故不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探索已经萌芽，但还未深入探索两者的逻辑关联。 2．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在实践中的系统构建 该阶段主要从遵义会议至党的七大，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探索从军队扩充至党的建设，实践层面也不断深化，逐渐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维护党中央权威之间建立逻辑关联。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初步树立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权威。但是，在长征过程中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和彻底清算。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对张国焘无视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在全党内通报以警示全党，进一步树立和巩固了党中央权威。以此为鉴，毛泽东开始注重构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对党中央各机构的权威性、维护集中统一领导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规定。接着，在历时三年多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进一步从思想层面使全党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建设成一个“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随着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写入党章，选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更加强有力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实际上完成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之间的逻辑构建，即实现了政治和组织上的统一。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思想层面指出弱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源。他认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一直没有得到肃清，这是导致某些地区“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的原因，因此要加强党性教育，使全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第二，正式确立“四个服从”的党的政治纪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第三，初步构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除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外，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以下简称“‘九·一’决定”），表明毛泽东着手解决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问题，在党政军民等领域进行制度化探讨。第四，实现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具象化。1943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核心”的概念，维护“一个核心”作为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先决条件被明确提出。这些贡献标志着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的形成。 3．“工、农、商、学、兵、政、党”诸领域的多维度展开 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由局部执政转向全面执政，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探索在内容上不断深化，在范围上进一步扩充，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覆盖“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领域，毛泽东对该主题的探索已经进入全面完善阶段。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许多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过去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已不能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在时局转换的关键时刻，为克服党和军队中的分散主义，毛泽东加强制度设计，把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新中国成立后，在全面执政条件下如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新课题。他关注的领域从侧重军队系统、党的系统又扩充至政府系统，从1950年起建立大行政区政府和省政府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报告的制度。1953年，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破坏了党的团结，损害了党中央的权威，妨碍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及时地对他们的非组织行为进行制止并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团结教育。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20世纪60年代前后，毛泽东开创了建立中央领导小组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新模式，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范围扩展到“工、农、商、学、兵、政、党”等诸多领域。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毛泽东深化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的设计。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并出台《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等，奠定了加强党的领导的主要制度基础，这些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制度一直影响至今。其次，强化管党治党以实现集中统一领导。1950年中纪委发布工作细则，对违反党纪党规行为进行预防。针对“高饶事件”，毛泽东着眼于增强党的团结，1954年2月中央出台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主题为“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对全党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如何带头做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出了具体意见。最后，形成了社会主义时期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内涵最为集中的表达——“党领导一切”。毛泽东最初是在抗战时期提出“党领导一切”，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赋予其新的内涵。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指出对于大政方针以及部署，政府机构与党组有建议之权，中央有最后决定权，这个通知把党的“一元化”领导概括为“党领导一切”。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党领导一切”给出极为经典的概括：“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制度的完善、管党治党意识的增强以及内涵的不断扩充，表明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不是在书斋里构建的，而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中国革命的残酷性、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巨性是客观环境，党内成分的复杂性和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山头主义等现象是主观环境，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正是对复杂的主客观环境的回应。需要指出的是，该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蕴含着丰富内涵，要平衡好集—分关系，向党中央和领导核心对标看齐，并落实好具体要求。 1．平衡好集—分关系 恩格斯说，权威一方面体现为强加意志，另一方面又以服从为前提。如果过分讲究集中，则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服从，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权威；如果过分强调分权，完全没有强加的意志威慑，会失去权威的原本意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难点就在于处理集—分关系，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中蕴含着集—分平衡的精妙要义。 在党的建设方面，处理集—分关系的核心是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毛泽东一直在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他指出：“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他还指出：“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表述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方面，毛泽东非常重视民主。他认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绝不是搞“一言堂”，民主是对人民群众意见的尊重。党中央只有真正代表民意，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才能树立党的权威。毛泽东提倡的民主是党领导下的民主，而非极端民主化或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必须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讲集中。“集中”是指对正确意见的整合，可以实现党的意志统一与行动一致，党内就是要讲服从、讲权威，党内的集中是根据“四个服从”原则建立起来的。 在国家治理模式方面，集—分关系的实质是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体制，实行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随着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中国政治体制初步成型，取消了大区制，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但毛泽东感觉到取消大区制后，地方的自主权不足，难以激发地方活力。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成为50年代中期毛泽东探索的主题，《论十大关系》便是其重要成果之一。他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中央与地方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对于应当统一至中央的权力，必须统一；对于地方的权力和独立性不能强求统一的，绝不可与地方争权。毛泽东提倡中央与地方要“商量办事”，党中央在没有和地方商量之前，不应贸然下命令、做决策。这是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治理之道，有效避免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的发展。 因此，处理好民主和集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做到集—分平衡，实现自由与纪律的统一，既反对党内极端民主，也反对绝对集中，这是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中蕴含的辩证思维，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原则的独有内涵。 2．向党中央和领导核心对标看齐 维护党中央权威包含两个要素前提：一是强有力的党中央，二是人民群众拥戴的领导核心。对标这两个要素，就是向党中央看齐、向领导核心看齐，便能够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要素之一是“更强的更有能力的党中央”。毛泽东把党中央定义为全党团结的“唯一中心”，提出要形成“更强的更有能力的党中央”。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在选举新中央领导机关问题上提出希望：“七大要选出比过去二十三年更强的更有能力的中央。”党的七大完成了这一目标，毛泽东认为其贡献之一就是“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使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毛泽东认为，强有力的党中央在于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遵义会议，党中央在制定革命路线时经常犯右或“左”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如果党中央权威丧失殆尽，自然就无法形成高效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邓小平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指出：“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这个“成熟的领导”在党的七大得到了正式确认。 要素之二是“领导核心”。如果说坚强有力的党中央是确保实现党的领导的主心骨，那么领导核心则是实现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1943年10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领导核心”。他指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领导核心的作用体现在对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上。在1943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职责。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他对于书记处讨论的决议拥有“最后决定权”。领导核心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原则在中国的新发展。那么，正确的领导核心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品质？1960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谈到如何衡量政治领袖这一问题，实际上对领导核心的基本素质给予了解答。毛泽东认为，“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他必须代表人民的愿望，必须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样的领导核心才具有“威信”，具有威信的领袖是树立党中央权威的前提。 “更强的更有能力的党中央”和“领导核心”是党中央权威具象化的表达，要实现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是向这两个要素对标、看齐。毛泽东在党内最早提出“看齐”意识。在1942年2月中央党校的演说中，他谈到反对宗派主义时指出，要“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看齐要求更加明确化。他希望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党中央权威和领导核心二者相辅相成，领导核心是党中央具有高度权威的关键要素，党中央权威促进了领导核心的形成。当看齐意识内化为党的思想意识时，抽象的权威便转化为集中统一领导的生动实践。 3．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要求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毛泽东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基本要求。第一，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认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应该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从横向看，党的一元化领导表现为党组织在同级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总结的，党的领导涉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从纵向看，党的一元化领导就是在党内要做到“四个服从”，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毛泽东认为，党的领导必须是“正确”的领导，这对于党中央权威的生成至关重要。他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表明党中央权威是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毛泽东还认为，“正确”的领导应能够正确预见前途和趋向。回顾党的历程，他指出，在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在党内占主导地位时期，党中央没能科学地预见中国革命的前途，因而革命不断受挫。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是没有领导，而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 第二，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实现中央政令畅通是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总方针的具体落实。一是统一政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避免政出多门。地方各级党委要保证同级政府对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不折不扣地执行，确保完成中央和上级的任务。二是要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抗战时期曾出现过中央指示不一致的言论，对革命造成了极大危害。毛泽东深感宣传口径统一的极端重要性，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统一宣传口径问题，要求凡是分局委员及师以上负责人具有全国及全党意义的文章，发表之前必须先报告中央，“各地不应再直接对外广播，应统一于延安新华社”。三是坚决执行党中央决定。对于中央代表机关的决议、决定或指示，无论各级党委、军队政治部还是民众团体、党员，都要无条件执行。如果有意见，应当一面执行，一面提出意见。在执行过程中，任何党员不得歪曲或篡改党的政策，对于党的政策合乎自己就执行、不合乎就不执行或打折扣执行的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 第三，严明政治纪律。毛泽东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政治上要做到光明磊落。他认为，共产党人隐蔽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非常可耻的事情，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对待重大政治问题上更应该要表达自己赞成或反对的态度，绝不可玩弄阴谋手段。他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及时报告和反映重要政治活动和意见，不得避开组织和中央散布个人或者小集团的意见。毛泽东把避开组织散播意见的行为称为党内“非法活动”，要求必须加以禁止。在组织上，领导干部决不允许把自己领导的地区或部门变成独立王国，要始终认识到个人从属于组织，不得凌驾于组织之上。 三、毛泽东论弱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主要表现 毛泽东之所以探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问题，是因为现实中党内存在着弱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毛泽东的分析可以用“四个主义”来概括，即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山头主义、分散主义。毛泽东常常将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联系在一起，它们是整风运动前党内弱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主要表现。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形势迫切需要加强中央权力的集中以便统一作战部署，抗战时期遗留的山头主义是主要表现。新中国成立后，山头主义基本消解，但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弱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新形态，即“分散主义”。毛泽东对“四个主义”的分析，揭示了弱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形式，并深入考察了形成这四种形态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1．宗派主义 1942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宗派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不仅党外存在，而且党内也存在。无论党内还是党外的宗派主义，都对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销蚀和离心作用。毛泽东指出，党内宗派主义有以下三个表现：第一，“闹独立性”。“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也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第二，在个人和集体关系问题上，主张个人第一。这些人不能很好地处理个人与党的关系，只关心个人利益而不关心党的利益，不是追求人民利益至上，而是把自己的名誉、地位、风头放在重要方面。第三，在选人用人上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在关系上拉拉扯扯，容易把非无产阶级的庸俗作风搬到党内，无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他们对党中央权威的破坏，轻则表现为同乡、同学或同组联合成小集团共同排斥其他群体，重则表现为闹独立、反集中，甚至公开违抗党的决议，在政治上成为反党派别。从社会根源看，宗派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反映。 2．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也是弱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表现，毛泽东经常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联系在一起分析。毛泽东指出：“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谓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主观主义易导致理论和实践脱节，“离开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搬用教条公式，死记书本上的理论，在抽象空洞的理论内打圈子”。毛泽东把“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看作主观主义的集中表现，尤其后者在理论形态上更完备，在党内存在时间更长，后果更为严重。一旦主观主义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必然会危及党的权威。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主观主义在党内取得了主导地位。他们“夸大局部，否认经验，自以为是，于是造成工作中的错误，损害党损害革命”。毛泽东早就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而是阶级斗争的行动，革命的成败直接关乎全党和人民群众对党中央权威的认同度。毛泽东非常痛恨主观主义，他认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工人阶级、人民甚至是民族的大敌，更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这里的“党性”包含了全党对党中央权威的认同和对集中统一领导原则的遵守。 3．山头主义 山头主义出现在延安整风运动基本消除宗派主义之后，是解放战争时期影响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主要表现。在延安整风运动基本完成之时，毛泽东认为山头主义成为党内存在的“最主要的具体的问题”。一开始毛泽东认为山头的存在是中国社会和革命的产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加上传统中国农业和交通不发达，革命的地域性造成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地方的革命党和军队自然容易形成各个集团与山头。然而，地域的分割显然不利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认为，山头主义的产生还因为“思想教育的缺乏”。他指出，在革命队伍中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思想教育的不到位妨碍了党内的合作，影响党、政、军、民的关系。虽然山头是客观形成的，一度在中国革命时期也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不应该永久存在，因为和宗派主义一样，它会影响党的集中统一，妨碍全党变成一个整体，所以必须消灭它。与此同时，毛泽东指出，消灭山头主义需要时机成熟。“只有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电讯能够通到各地，开会也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 4．分散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分散主义”是弱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主要表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学习苏联建立起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反对权力分散，自上而下建立起同级党委领导政府的体系，同时注重激发地方活力，发挥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积极性。但是，有的地方过度强调积极性，导致中央权威未能完全渗透到地方，集中统一领导原则没有得到彻底贯彻。“分散主义”成为弱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新形态，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所以，毛泽东也常常将“分散主义”与“独立主义”和“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分散主义削弱了民主集中制。为此，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了八句要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指出，这八句要诀“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1962年初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就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分散主义问题，从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毛泽东认为，虽然不同时期弱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不同表现，但是这四种主义具有共性：在政治上自由散漫，重要事件不请示中央或者上级，对于上级党组织形成的决定不能够全面执行，而是借故推脱，或者阳奉阴违；在组织上自成系统，反对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反抗中央，不服从多数通过的决议，背地里进行秘密活动拉帮结派；在思想上，其基本的道德原则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凡事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毛泽东对“四个主义”的深刻分析为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提供了可能。 四、毛泽东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路径的探索 毛泽东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路径的探索，有党性方面的教育，有体制机制层面的设计，还有管党治党的举措。这些探索富有成效，为新时代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有益借鉴。 1．加强党性教育 加强党性教育是因为党内存在思想认识方面的不足。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都采取了联合政策，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有浸染、侵蚀共产党人的危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教育不够，会导致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三个不足”表明，党内在思想认识上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存在偏差。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系统加强党性教育的要求，以纠正党内在维护党中央权威上的思想认识偏差。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启了大规模的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该运动参与人员之广、时间跨度之大、学习力度之强在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这场运动最终发展成延安整风运动。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党性教育运动为党的七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在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四个服从”被写入党章，并延续至今，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当分散主义成为影响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新表现形式后，毛泽东继续坚持从党性教育入手。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明确指出“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 加强党性教育是党员自觉形成维护党中央权威政治品质的主要途径，通过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确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切实清除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不良影响。 2．注重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建立了报告制度，以强化党中央权威。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以下简称《报告制度》），该制度规定，各中央局及分局必须每两个月向中央及中央主席作综合报告，各野战军及军区领导除了要及时报告请示作战方针之外，每月还需向中央作一次战绩、耗损以及实力报告。后来又出台了《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以下简称《补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向下级发出的政策指示及答复须发给中央。如果说《报告制度》解决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那么《补充指示》实际上实现了“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衔接，中央权威得以向基层渗透。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对各级政府向党的组织报告制度作了新要求，各大区政府、各省市政府对于政府的工作，“一般应和同级党委向中央作报告的同时，也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工作报告”，并对报告形式也做了具体要求。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党的领导制度，实现集中统一领导。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规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应在集体领导的基础上进行，明确要求从中央局到地委，“一切重要问题均需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毛泽东强调党委制是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运作形式，二者不可偏废。对党委制的规定有效防止了个人包办，开启了党的集体领导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指出，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3．完善机构设置 首先，坚持把党的委员会作为“统一的领导机构”成为一条重要原则。“九·一”决定指出，“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作为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及中央分局由党中央确定。毛泽东指出，要在党的领导下实施党政分工，党委不要包办政权系统工作，但也决不是党政分开，党必须对政权系统实施领导，这种领导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其次，建立自上而下的组织化管理体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要求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下设各级党的委员会，形成了至少包括区党委、地委、县委、市委、分区委、支部等不同层级的党的组织机构，这种机构设置的层级化能够有效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再次，中央组建领导小组，加强集中统一领导。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文教小组。毛泽东作出批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这是毛泽东加强中央权威、实现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一招，确保了党中央对大政方针的落实和对重要部署的领导。最后，完善监督机构，强化政治监督。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有效贯彻“党的决议与政府法令，以实现全党的统一与集中”，中共中央要求成立中央和地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加强党的政治纪律性、巩固党中央权威起了重要作用。在“高饶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党的监督机制做了调整。他指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替代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八大党章还对上下级监查委员会的关系做了规定。监察机关的健全对反对党内不良倾向的斗争意义重大。 4．促进党内团结 团结既意味着权威的生成，也昭示着集中统一领导的实现。毛泽东指出，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他强调，全党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通过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中间分子、带动落后分子。党内团结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任何困难险阻的先决条件。那么，什么是团结？毛泽东指出：“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做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毛泽东注重管党治党，实现党内团结，进而确保实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一方面，毛泽东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谨言慎行，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党内团结的事不做。一个有力的党中央应该时刻保持团结，如果中央委员犯错了，在没有经得中央委员会或者政治局决定要公开前，不得向党内外任何人泄露。“各委员不得破坏其他委员的威信”，只有中央委员有威信了，党中央才具有权威。另一方面，毛泽东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增强党内团结的方法。他指出，批评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正确的批评能够有效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全党实现团结；不正确的批评会使党走向分裂，有损党中央权威。正确的批评是在组织范围内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开展的，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批评。开展正确批评以求团结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对于性质较轻或者虽然比较严重但是经过教育之后能够加以改正的党员，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予他们改正的机会，不可以任意夸大他们个别的、局部的或暂时的缺点；第二种情形，对于那些多次说服教育无效、仍顽固对抗中央的人，决不能姑息迁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总之，毛泽东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的奠基者、实践的先行者，他的探索对管党治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要任务，也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重要任务。198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央要有权威”，“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出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党的十九大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写入党章。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情、国情、党情呈现出新特点、新变化，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需要“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更需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思想，深入开展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促进党内团结为根本目标，注重党性教育，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做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原则。 （作者系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