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政法学院 摄影/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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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反美扶日推高潮，交大“公断会”轰动上海
作者：陈泓 二战之后，美国破坏彻底解除日本武装的决定，加紧扶植日本军国主义。1948年5月，为推进反美扶日运动，在上海学委领导下，交大举办了五四营火晚会等数次大型集会。6月1日，上海各大学校长、教授347人又联名上书美国总统杜鲁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反美扶日运动，震惊了美国，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敌视。 为了破坏即将在6月5日举行的全市反美扶日大游行，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调动了大批军警，对交大、复旦、同济等学校进行了层层包围封锁，阻止学生前往外滩游行。接着，吴国桢又决定抓住交大给予重点打击，挑起了一场针对交大学生的“神经战”。6月6日，吴国桢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指责交大学生“假爱国之名，图卖国之实”“阴谋破坏社会秩序”，声称要彻底查究“幕后操纵者”。 消息传到交大，学生们无比愤怒，中共交大总支研究决定由学生自治会就此公开复信。复信在回答了质询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5点反质询，吴国桢见到交大竟然复函，6月10日又召开记者招待会，并抛出了8点再质询。从6月6日至17日，面对吴国桢步步紧逼的七质八询，交大学生自治会针锋相对地公开反质询，一时质询反质询吸引了大量民众的关注。 斗争越来越尖锐，当局开始威胁交大要将学生自治会成员送交军事特种刑事法庭审讯。就在特刑庭准备开庭，交大学生自治会将要出庭受审之际，上级党组织指示交大总支：一、不承认特刑庭的合法性；二、再次责问吴国桢爱国何罪；三、交大自行组织“公断会”，邀请各界人士公开论断交大学生与吴国桢之间谁是谁非。这一指示让焦急中的交大党总支振奋起来，按照这个精神，学生自治会发表了严正声明，发动各界人士举行“公断会”。 6月26日晚，各界代表公断会于交通大学体育馆举行，交大学生近2000人参加。会场正中挂着“反美扶日公断会”大字横幅。在公断席上就座的有陈叔通、马寅初、许广平、史良、王造时、张志让、张絅伯、陈维稷、漆琪生、方秋苇、周一志等近30人。交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吴振东主持了大会，向大会汇报了交大反美扶日运动的情况以及吴国桢对交大发动的“神经战”，请与会者评理、公断，并说明也向吴市长、方治等发了正式请帖，吴国桢无故缺席。 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发言说：“诸位反美扶日之举，动机是爱国，行动是正义，我查遍古今中外法典，找不出诸位犯法的条文，而吴市长对学生搞神经战，还口口声声限期答复，否则将予传询，这倒是真正的犯法，法律规定市长无传询权，他是犯了威胁恐吓之罪。我来当诸位的义务律师。” 许广平女士也痛责吴国桢要传询爱国学生，是当年北洋军阀迫害她们的旧戏重演。她说：“鲁迅先生名言：‘公理自在人心’，现在反美扶日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可见是完全合乎公理的。” 公断会愈开愈热烈，真正成为审判国民党当局奴才外交的人民法庭。公断会经过4个小时的热烈讨论，形成论断：“反美扶日运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全国性爱国运动，不犯法，更绝不可能受人操纵。”最后张絅伯、马寅初以交大校友身份表示坚决和爱国的交大同学在一起：“吴国桢要你们坐牢，我们一起去！”全场欢声雷动。 第二天，《正言报》发表了《交大公断会，吴市长被缺席判决》的消息，并且报道说公断会“一致认为反美扶日运动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兴，也是媲美五四运动的爱国运动”。《大公报》对会上17位知名人士、专家教授发言的内容，作了生动的报道；并先后发表了多篇社论和专论，举行日本问题专题座谈会，和学生的反美扶日运动相呼应。此后，在全国各地的“反美扶日”运动风起云涌。 73年前的这一场轰动上海乃至全国的“公断会”，交大党组织在广大师生和社会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取得了成功，其主要经验是：一是紧密依靠上级党组织，形成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斗争策略；二是以坚定的自治会党团为骨干，以扎实的社团和班级群众为基础；三是斗争方式有理、有利、有节，特别注意争取校方和社会人士的支持。“公断会”从第二条战线上将反美扶日运动推向了高潮。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
雷经天：新中国法学教育“拓荒者”
作者：赵庆寺 修明圆 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史上，有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在建党初期便投身革命，南征北战，是屡建功勋的军事将领；他为新中国法治建设开疆拓土，秉公执法，是人民司法理论的实践者与捍卫者；他以推动法学教育进程为目标，广育英才，是新中国政法教育的探索者与开拓者。他就是华东政法大学的第三任院长——雷经天。“雷经天法治精神”已成为红色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法律学子捍卫法治尊严，守护公平正义。 敢为人先的共产党大法官 雷经天（1904—1959），原名雷荣璞，号经天，广西南宁人，在五卅运动时，经由恽代英和贺昌的介绍入党，而后参与北伐，以及南昌、广州、百色起义等革命活动。他一生三起三落，曾三次被错误开除党籍，但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雷经天先后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庭庭长、院长等职。1937年，延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黄克功枪杀刘茜”案，时任抗大第6队队长战功赫赫的黄克功，因对陕北公学学员刘茜逼婚不成将其枪杀。面对军民对处置黄克功存在“戴罪立功”与“杀人偿命”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雷经天顶住舆论压力，坚持依法审理，最终对其判以死刑，维护了公平正义，树立了边区的司法权威。这一案件在中国法治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毛主席也在给雷经天的亲笔信中表示支持其做法，后来民主战士李公朴也将此案评价为“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好的法律的榜样”。 今年5月21日，由华东政法大学出品、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创排的原创大型话剧《雷经天》便以中国法治史上著名的“黄克功案”为主要线索，讲述了雷经天“从泥土里找到法”的法治实践案例。回溯雷经天老院长在案件审理中对“情”与“法”的抉择，这种敢为人先的“舍情尚法”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法治的信仰与坚守。 矢志不渝的法学教育探索者 新中国成立后，雷经天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在他领导下，中南分院两年里共审理重大案件6000多起。1956年6月，经中央政治局批准，雷经天出任华东政法学院第三任院长，后又兼任院党委书记。在建校初期的艰苦环境中，雷经天开始了致力于推进新中国政法教育与法学研究事业的进程，着手培养国家急需的法学专业人才。 雷经天十分重视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质量，面对当时中国法学教育还处于空白状态的情景，雷经天为做好学校教改试点工作，亲自领导全院职工制定科研工作规划。为促进教学质量提高，他提出“领导深入下层，首先抓教学”，要求干部深入教研室与课堂，具体抓好教学工作。为密切干群关系，雷经天提出要建立“负责同志接见群众的制度”，规定每个星期四下午，由院领导轮流接见来访师生。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进一步提升了华政的治校办学水平。 雷经天立足国情，提出“由于我国马列主义法学是完全新建立的，过去没有基础，首先就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同时又明确“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苏联是不一样的”，在推动法治建设中我们“既要吸收苏联研究的最新成就，同时也（要）总结本国革命法制实践的经验”，这些观点为新中国的法治教育事业指明了方向。 雷经天还为学生开设司法实践讲座，基于亲身工作经历，为学生讲授了一堂堂生动的“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的特点”课。他教导学生司法干部要具备“廉、明、公、正、果、毅、详、慎”的品质，处理案件要以“一切为了人民的方便”为准则。1956年，为响应司法部关于支援各地法律学校建设的号召，雷经天在学校自身师资紧缺的情况下依然抽调出57名骨干教师，助力各地的法治教育事业发展。 在厉行法治、奉法强国的今天，传承法治先驱与创业者的初心，才能守护公平正义，承担育人使命，引领社会主义法治不断迈向良法善治的新境界，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长征路。 （本文第一、第二作者分别是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交大“山茶社”不做温室里的花朵
作者：李厚锐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加紧了对大学校园的高压管控。这是黎明前最黑暗最艰苦的时期，交通大学党组织也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党组织借助各种进步学生社团联系广大青年，以党员引领社团、以社团凝聚青年，通过这种方式将青年学生紧紧团结在党组织周围。 彼时的交大校园活跃着一批进步学生社团，如山茶社、今天社、知行社、愚公社等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许多青年人在这些社团接受政治启蒙和思想洗礼，积极投身各种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转变为追求进步的革命志士。 “山茶社”与进步青年 在当时交大众多学生社团中，“山茶社”是其中的佼佼者。该社团以学习民间歌舞为特色，积极团结广大学生，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之所以取名“山茶社”，意在表明该社成员不愿做温室里的花朵，而要做扎根于泥土之中红艳的山茶花。“山茶社”的经典活动是“大家唱、大家跳”活动。“大家唱”的歌曲主要有民族歌曲、抗战歌曲、苏联歌曲等，这些歌充满了团结力量和革命志向；“大家跳”的形式则以跳秧歌舞和集体舞为主，展示出青年人向往美好未来的热情。 对于“山茶社”成员而言，唱歌跳舞绝不是纯粹的文艺娱乐活动，而是通过进步歌曲及舞蹈的传唱演绎，让青年人在学唱学跳过程中得到思想熏陶与政治启蒙。一些青年学生参加“山茶社”组织的各种歌舞活动，或许初衷“主要为了好玩”，但渐渐开始将自己的人生发展与革命道路联系在一起。 交通大学1947级化学系魏瑚回忆，进入交大之前，自己是个“只知埋头读书的小女生”，平时没怎么接触过政治，然而两年之后的1949年3月，她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就是自己加入了“山茶社”。彼时的交大校园，各种时政评论和学生运动方兴未艾。在学歌排舞间隙，学生们也会坐着一起讨论时事政治，交流对时局变化的见解与看法。青年人在这里一起关心国家命运、关注民族危机，引吭高歌，热血澎湃。 在“山茶社”开展社团活动时，交大党组织和党员骨干也积极参与，以此传播革命理念和进步思想，带动许多不问世事的文人学子转变为胸怀家国的进步青年，引领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人，从这里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黄旭华与“山茶社” 交大“山茶社”最著名的成员当属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1945年，黄旭华进入交大读书。在校期间，他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和腐败，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感到深深忧虑。不久，黄旭华选择加入进步社团“山茶社”。 在这里，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个人才干得到了极大的成长历练。一方面，黄旭华的文艺天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组织编演了大量蕴含进步思想的文艺剧目，吸引了众多交大学子的热烈响应与积极参与，他也因为自己的卓越努力成长为“山茶社”的骨干。另一方面，“山茶社”逐步成为传播党的理论重要阵地，是党组织培养进步青年和发展党员的平台。黄旭华也是在这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思想觉悟不断提高，逐步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6年，黄旭华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在交大学生去往南京请愿的“护校”运动中，他积极组织动员青年学生参加行动，并在途中指挥大家唱起《国际歌》《马赛曲》。1948年的冬天，黄旭华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于1949年3月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那时起，他对党立下铮铮誓言：“党需要我冲锋陷阵时，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党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时，我就一滴一滴地流！”黄旭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隐姓埋名30年，用默默无闻、无怨无悔的毕生奋斗，将理想信念熔铸于强国强军的伟大事业中。 “山茶社”是交通大学校史上很有名的进步学生社团，在上海学运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茶花年年开，精神代代传。2021年5月，“山茶社”纪念碑在交大徐汇校区落成，鼓舞和激励着新时代的交大人担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惧风雨、不畏险阻，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副研究员）
隐蔽战线的同济力量
作者：运迪 自1907年创校起，同济大学师生就心系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积极参与救国救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形成胸怀天下、同舟共济的优良传统。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限制和镇压，一批同济学子是在隐蔽战线中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贡献力量的。 少年同济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923年考入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年更名为同济大学）的金世杰牺牲时年仅23岁，是同济少年烈士中坚持真理的典范。在校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五卅”运动，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他南下广州继续坚持革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中为了掩护战友，惨遭敌人杀害。 又如1927年9月考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的殷夫，曾翻译裴多非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先后4次被捕入狱，拒绝担任国民党要职的哥哥的庇护，放弃优渥的生活，矢志不渝地坚守理想，193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仅21岁。 白色恐怖时期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20世纪30年代，同济红色校史上有两位从山东青岛一同考入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郑氏叔侄，他们两人1937年毕业后回山东探亲时正赶上“八一三”事变，于是一起参加了中共青岛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抗日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完成战斗任务。 叔叔郑文道回到上海加入抗日游击队，在战斗中经受考验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安排他加入中央特科，负责与在“满铁上海事务所”工作的日籍共产党员中西功联络，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最终他为了保护革命同志，严守党的秘密，被捕后跳窗牺牲。 侄子郑香山在1935年全国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后，动员并带领同学们一起登上了赴南京请愿的列车。行进途中，同济等校学生乘坐的火车司机借机溜走，想通过停下火车阻止学生前行。郑香山自告奋勇坐到驾驶位，驾驶着列车继续前行。随后他在参与了青岛游击队后，经西安赴陕北，参加八路军，在山东沂蒙山区参加抗战斗争，1939年在日军扫荡中身负重伤、英勇牺牲。 西迁途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937年，同济校园在“八一三”事变中多次遭到轰炸，校园完全被毁。在学校被迫内迁途中，同济学子们仍然不忘救国初心，一边坚持读书，一边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迁校金华时期，同济学生创办抗日救亡刊物《合流》。 1940年下半年，同济来到“第二故乡”四川李庄继续坚持办学。1944年冬，日本侵略者踏入贵州独山，四川危急。同济700多名师生踊跃报名参军，当时报名和参军人数名列全国高校第一。最后经过体检，364名师生加入暂驻泸州的203师，其中包括刚从国外归来的杨宝林教授。 抗战胜利后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抗战胜利后，同济迁返上海，重新开启在国民党管辖区的爱国学生运动，继续在隐蔽战线践行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革命精神。同济师生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的内战，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上海学联派出包括同济学生代表在内的37名学生赴南京请愿，由此“三反”运动汇成了全国性学生运动的高潮。1947年底，同济新发展党员已达40多名，逐渐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 上海学委批准将同济的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并委派乔石到同济担任党总支书记。他以同济为根据地，动员上海青年学生投身反美反蒋和抗日斗争，组织同济大学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48年初，围绕学生自治会改选问题，校方根据国民党的授意无理开除三批学生。在以乔石为书记的中共同济地下党总支领导下，1月29日，以同济学生为首的上海进步青年学生在中共领导下，高举“反迫害、争民主”的旗帜，展开了一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民主权利的伟大斗争，为迎接上海解放做出贡献，在中国学生爱国运动史册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上海解放后，1949年12月28日，中共同济支部公开，党支部贴出特刊，公布全体党员名单，并邀请全体同济人参加党支部公开大会。至此，同济成为上海学界第一个公开的党支部，学校的红色力量由隐蔽走向公开，给重获新生的同济大学注入光明的力量，翻开了党领导下学校发展全新的光荣篇章。 （作者系同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副教授）
交大学子自驾火车晋京请愿
作者：叶璐 欧七斤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以来，国民党在军事战线上屡屡受挫，加紧对内掠夺压迫，造成交大经费问题日益加剧，加上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因派系矛盾排斥异己，对交大经济上的克扣更为严重。1946年秋，教育部强令交大停办航海、轮机两科，1947年初又不准设立水利、纺织、化工3个工程系，甚至殃及开办30年的管理学院。 学校反复向教育部交涉无果。1947年5月13日，在中共交大党组织的领导下，交通大学95%以上、近3000名学生发起声势浩大的护校运动，自行开火车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抗议，迫使政府当局勉强同意了师生们的各项要求。护校成功与党组织的努力密不可分。 党组织通过公开合法的学生社团，最广泛地发动全校师生参与。 党组织通过学生自治会党团向学生自治会成员做工作。自治会迅即召开系科代表大会，成立了由周盼吾、周寿昌、张公纬、丁永康、胡国定、丁仰炎等学生组成的护校委员会。 护校委员会相继组织护校座谈会、前往教育部交涉等，但护校要求均遭到朱家骅的蛮横回绝。“全校集体到南京请愿去”“为交大的生存而斗争”等愤怒的呼声响彻全校学生大会的会场。党组织决定顺势而进，深入动员，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请愿队伍，开展护校斗争。 5月13日清晨5时左右，学生们开始集合，分别登上57辆卡车。学生中的队伍总指挥以及各大队、中队、小队队长均佩戴鲜明的袖标，俨然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 党组织采用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利用合法手段，因势利导，坚持斗争。 护校队伍正要开出校门时，市长吴国桢等人慌忙赶来，双臂横拦在车队前，企图阻止。面对这种突发情况，几位纠察队的学生机灵地一边高呼“保护市长”，一边将吴国桢拽至路旁，请愿车队迅速开出校门。 请愿车队到达北火车站后，站内火车均已停开。于是学生组成小分队，沿各条路轨寻找机车和车皮，一列由机械系学生傅家邦、丁仰炎等驾驶的火车驶进月台，随后又找到27节闷罐车车厢。下午6时半，请愿团总指挥组织学生上车。请愿车车头上贴着地下党员穆汉祥书写的笔力雄健的“交大万岁”，车厢上贴着“国立交通大学晋京请愿专车”的红色大字。途经麦根路大扬旗路口，前方一段铁轨被拆除，但铁路工人留下了铁轨和拆卸工具，土木系学生立即把路轨重新铺好，列车继续前进。行驶一段路后，发现前面铁轨又被拆除，拆下的铁轨也被搬走。土木系学生毫不气馁，将列车后面的一段铁轨拆下抬到列车之前，补上被拆除的铁轨，列车又继续向西开进。 晚上7时40分左右，全副武装的青年军202师一个营的士兵布阵在列车两旁，试图阻止学生前进。学生们奋起抵抗，还力劝士兵不要干预。靠近真如车站时，已是午夜时分。此时，国民党当局又将前面一大段弯道铁轨拆除。但青年军已在路口严密布阵，学生们斗志不减，毫不畏惧，护校委员会主席团派人通知各个车厢做好应付军警抓人的准备。 党组织坚决贯彻上级组织的部署安排，着眼大局，千方百计为学生安全着想。 在此关键时刻，中共上海学委副书记吴学谦、国立大学区委委员浦作赶到现场，秘密找到国立大学区委委员吴增亮，传达了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钱瑛的指示：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当前形势不可硬拼，宜争取及时妥善解决，胜利返校，避开敌人的血腥镇压，保护群众积极性。 拂晓，主席团成员拿到朱家骅亲笔签署的书面答复，周寿昌当即向全体学生宣读，由周盼吾表达主席团的意见：“这次护校已经取得基本胜利，我们回校继续罢课，再派代表到南京谈判，直到完全胜利为止。”学生们热烈鼓掌，凯旋返校。随后，师生代表赴京谈判，教育部重新承诺了朱家骅签署的要求，并当即拨付了一笔经费。至此，交大护校运动胜利结束。 护校运动是党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充分体现了交大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组织能力，通过学生自治会、护校委员会和各个社团、班级中的党员，在政治、组织和策略上开展工作，还显示出党领导下群众运动的强大威力，形成了全校师生员工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此次运动在交大的历史上，在上海和全国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本文第一、第二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研究员）
与党同龄的百岁老人，光荣在党80年
作者：卢杨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年，有这样一位百岁老人，他就是与党同龄、与党同行的丁西山。 他是百年大党的一份子，也是百年征程的见证人。他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硝烟弥漫、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解放以后，他与学校师生一起，积极参与建校初始的各项工作，始终坚守“党对学校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基本方针，联系群众，关心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参与学校西南分院的建设，克服困难、默默奉献，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挥洒热血、贡献力量；百岁高龄之际，他依旧心系教育，希望年轻人永远跟党走，为祖国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丁西三，1921年出生，中共党员，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1952年华东化工学院建校时的8位党委委员之一，第一届至第四届党委常委。1952年10月起，曾任华东化工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办公室主任、马列主义教研组组长、化工机械系党总支书记、四川分院党委副书记等职。1983年12月离休。 1941年，20岁的丁西山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43年春天，丁西山进入了抗日部队，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斗争。斗争是艰难的，也是残酷的，“有一次战斗，敌人离我们十多里路，我们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吃完晚饭集中出发，一宿走四五十里路，走到宿营地，战士累得一倒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敌人的部队两三个钟点就赶上来了……我这个人很幸运，才能存活下来。”丁西山回忆说。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始终坚韧不拔，越是艰难越向前，靠着坚定的革命信仰走过那段峥嵘岁月。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也就是在这一年，华东化工学院（即华东理工大学前身）在上海成立。作为建校时的8位党委委员之一，丁西三全程参与了建校。“那个时候，学校师生很少，院校管理的经验几乎没有。但是，我们始终坚守‘党对学校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基本方针。”当时的丁西山，作为党员干部，与群众紧紧走在一起，主动解决老师们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此同时，他还积极进修学习，认真承担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授课任务，在不断学习中开展各项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为贯彻国家战略决策，华东化工学院内迁部分专业，选址四川自贡，创建华东化工学院西南分院。丁西三参与了西南分院的建设，主要负责后勤和物资调配工作。“当时为了节约建设房屋的经费，我们主动要求和群众住在一起，两家人住一间房。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乐趣也有很多。那个时候，同志间不分你我，相处非常融洽。”丁西三回忆道。 在四川分校建设过程中，老一辈华理人将顽强拼搏、开拓创新、艰苦创业精神带到了分校，形成了“黄坡岭精神”。丁西三与当时参与分院建设的所有干部、教职工一起，克服各种困难，远离家乡，“抛妻、离子、别母”，十几年如一日，与当地人民一道，默默无闻地奋战在大西南，用辛勤与汗水、智慧与才华、满腔的热情和无悔的年华，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洒热血、作奉献。 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丁西山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发展历程。他说，“要紧跟党，紧跟党的政策路线，要注意发展、创新，没有发展创新不行。”“要大胆地闯，没有闯劲不行，所以在干事业方面要敢闯。”如今100岁的丁西山，始终心系教育，他深情地寄语青年学子：“希望年轻人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永远跟党走，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好。” 与党同龄，与党同行，永远跟党走——这位有着80年党龄的百岁老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忠诚，对初心使命的践行。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