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李康将在家中接受采访。 李楚悦 摄
1946年1月19日，李白全家合摄于上海。李白烈士故居供图
李白被捕后在监狱里写给夫人裘慧英的最后一封信。 李白烈士故居供图
■记者 李楚悦 “嘀嘀嘀，嗒嘀嗒，就是‘再见’了。” 93岁的李康将举起手，指尖向下，在空气中有节奏地按动。这是她最熟悉的动作，发电报的动作，这也是她和战友们致力一生的工作。 2021年6月，国家安全部解密披露了一份绝密档案，内容是1948年中央情报部电台与上海“峰台”的联络情况。泛黄的纸页上寥寥数字，背后却是电波两头惊心动魄的一夜。 73年前，在中央情报部担任电台报务员的李康将收到来自上海“峰台”一封以“再见”结尾的电报。很久以后她才知道，那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李白发送的最后一封电报，是他以生命写就的绝笔。1948年岁末，李白被捕入狱，数月后牺牲。 73年后，李白烈士之孙李立立在大银幕上第一次看到了彩色版的《永不消逝的电波》。9月28日，李立立受邀赴京参加影片重映典礼。4K彩色修复版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亮相，并于10月6日在全国院线上映。 李立立看过许多遍《永不消逝的电波》，每看一次都离爷爷的内心世界更近一些。这是亲人的故事，也是共产党人的故事，是隐蔽战线上的战士们，为了新世界的到来，付出爱与生命的故事。 国庆前夕，记者在京沪两地寻访，尝试重新连接73年前的电波两端。在这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听见英雄的生命在历史中敲击出重音。余音回响七十载，依然让人震撼。 “等一等……再见” 北京刚刚入秋，暑气消退，风也沁爽。李康将精神矍铄，坐在沙发上捧着一摞老照片开始回忆，70多年前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往事历历在目。 “你看，这个是当时报务员们在西柏坡的合影。”李康将指着黑白照片，满脸笑意。照片上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面庞，青春洋溢，那是支年轻人组成的队伍。 李康将年过九旬，依然灵活敏锐，能亲自翻箱倒柜找老照片，说话没有半点含糊。老人现在的作息极其规律，早上6点起床晚上6点入睡。但在70多年前，夜晚才是隐蔽战线上报务员们的工作时间。 今年，她从国家安全部离休已有36年，当年的电报记录档案解密后，这位党龄65年的隐蔽战线老战士，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李康将来自革命家庭，包括她本人在内，家族中一共走出了4位革命者，她的父亲母亲都是中共优秀的情报人员。她的姨母关露是著名的左翼作家，曾先后打入汪伪特务总部76号和日本特务机关主办的刊物，开展情报工作。 上世纪40年代，十七八岁的李康将来到延安，“李伯伯”安排她学习报务。“李伯伯”指的是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著名领导人之一。 培训班持续了好几个月，窑洞里光线昏暗，李康将和其他学员们只能轮流坐到窗边，在一小片日光中学习。在中央军委三局电台实习了两三年后，李康将被派往总台，负责联络隐蔽战线上的电报业务。李康将对接的“峰台”是潘汉年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之一，李白就是这个电台的报务员。 与其他报务工作相比，联系地下情报工作者需要极度的谨慎与高效。身处危险之中的地下党员收到的报文底稿要及时销毁处理，无法查阅，发报的内容来不得半点差错。 “一定要非常准确！”说起在总台的工作要求，李康将眼里闪着光。 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发生在1948年12月29日。那天，夜幕低垂，20岁的李康将在西柏坡的电报机前坐下。每晚九、十点钟，是她开始工作的时间。时值隆冬，寒风凛冽。此刻是1949年到来前最后的黑夜，用于取暖的火炉里闪烁着炽热的光。 起初，一切平静。李康将像往常一样，在约定波段附近寻觅频率。她从未见过电台彼端的战友，但通过电波的联系，对其发报手法已非常熟悉，即便不出现在规定频率，只要在频率附近，李康将也能找到。 时间过了零点，电波那头有些异常。为了让中央电台能够一次性抄收准确，“峰台”每次发报时都很慢。但那天夜里，对方突然加快了速度，然后急促地拍出了一个“等一等”的信号。 李康将等了许久，对方拍出了“再见”，时间是凌晨1点50分。 1948年12月30日的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显示，零点到2点20分，西柏坡共抄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报告表“值班人”一栏，写着“将安”两个字。“将”就是李康将，“安”是那天的实习报务员王永安。 此后，西柏坡再也没有收到过“峰台”的消息。 “电台重于一切” 李康将那天夜里收到的“再见”，是李白在电波中留下的绝笔。 1000多公里之外，上海黄渡路，李白在凌晨被捕，“峰台”被破。 如今走进黄渡路107弄，静谧的弄堂里树木葱郁。烈士故居在一幢古朴狭窄的小楼里，木质楼梯通向三楼阁楼，就在那里，共产党员李白，战斗至最后一刻。 李立立听家人回忆过那个“再见”的场景，也在文字、电影、舞剧……各类形式的作品中见过那个场景，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仍觉得模糊。 爷爷为何要成为这样的人，他当时做了怎样的选择，他是在怎样的一种勇气与信念中，发出那句“等一等……再见”，他尝试解读了许多年。 1937年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白受组织派遣来到上海。当时环境的危险程度他是知道的，但他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危，而是把党的工作放在了第一位。李立立震撼于李白当年的选择。 在日寇与汪伪军警特务严密监控的险恶环境中，李白克服重重困难，于第二年初春设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这部至关重要的电台，架起了上海与党中央的电波通信桥梁。 “知重负重。”李立立说。他觉得今天的话语依然能解读爷爷当年的选择，那是共产党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一个普通人走向英雄时闪耀的光。 1910年，李白出生于湖南浏阳，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是红四军通信连的指导员。 当时，电台是极为重要的信息来源。1931年，中央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还是初创。凭借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缴获的那部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的无线电台，无线电通信队为后来的反“围剿”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从“半部电台”开始，红军逐步建立了无线电队，办起了无线电训练班。 1931年，李白在瑞金红军通讯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从此，电台成为李白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李白结业后被分配至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委，1934年10月，跟随红军部队长征。艰苦的征途中，他曾向所有无线电队员发出“电台重于一切”的号召。 后来的岁月里，这一信念成为李白所有选择的理由。 1930年代，上海滩风声鹤唳，危险重叠交错。如果想要放弃，或者保全自己，李白有太多机会选择。选择逃避、离开，哪怕是稍许顾及自己的安危。 但他一次都没有。 被捕前夕，李白正在向党中央发送国民党军队在长江的布防情况。他选择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一个新政权的诞生甘冒所有的险。 李立立听奶奶说，在当时，危险的来临已有征兆。国民党利用电台测讯车，日夜监听测查。为了快速确定准确位置，当时已经开始了分区停电。直至1948年12月30日凌晨，军警特务闯入家中，李白仍在电台前工作。 那是1948年最后的黑夜，黎明前夕。73年后，夏末的上海日光明亮，碧空如洗，繁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李立立收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函，修复版《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于10月6日在全国院线上映。 2021年，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里，经4K彩色修复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最快售罄。原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在1958年出品，是新中国第一部讲述党的隐蔽战线英雄人物的经典影片。 9月28日上午，李立立参加了修复版《永不消逝的电波》首映礼。在中国，“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几代人都熟知的故事，无论是电影还是舞剧都获得了观众的认可。这个来自真实历史的故事磅礴伟大，也细腻动人。它不仅是荡气回肠的革命先驱的斗争故事，也是充满柔情的爱情故事。 爱与信念 李立立从小跟着奶奶裘慧英长大。奶奶说，结婚后爷爷曾经给她重新起了名字叫“慧忠”，这是爱人对她的专属称呼。这个“忠”字，既是承诺夫妻之间忠于彼此，更是他们二人并肩战斗，永远忠于党的意思。 1939年春天，局势愈发紧张，单枪匹马的李白面临更多挑战。为了协助李白工作，组织找到了在上海一家绸厂做工的裘慧英，安排她与李白假扮夫妻，以家庭作掩护开展工作。 裘慧英1917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一个农民家庭，不满12岁就来到上海谋生，辗转在几个绸厂做工。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她与绸厂的工人姐妹一起参加由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救国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苏州河畔，裘慧英第一次见到延安来的李白。那时他穿着长衫、戴着金丝边眼镜，全然不是工人打扮。搞工运出身的裘慧英心有疑虑，悄悄去问上级：“这个人没有半点工人的样子，看起来不像我们的同志，是不是搞错了？” 上级笑着告诉她不必起疑，要是能看出来是我们的同志，还怎么搞地下工作。并且要求裘慧英也去买几身旗袍，要彻底装扮，才能不让人认出来。 从此，裘慧英成了“李太太”，与化名李静安的李白一起工作、共同生活。李立立记得，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有一句台词：“相信这个老红军一定能把这个新兵带好。”“老红军”指的是爷爷，“新兵”则是刚刚投入隐蔽战线工作的奶奶。李立立琢磨过这句台词，读到了更多深意。起初，裘慧英并不适应地下情报工作，一心想要参加新四军去前线战斗。爷爷做过政委，做思想工作很厉害，不断耐心地开导、帮助奶奶。 爱情在革命中萌生。1940年，经组织批准，李白与裘慧英正式结为夫妻。 渐渐地，裘慧英成长为一名隐蔽战线上的优秀战士。有一次，电报机上有个零件坏了，组织上派了同志到家里维修。邻居撞见随口问了一句，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工人打扮的朋友来你们家？裘慧英冷静地解释，家里电灯坏了，找师傅来修。李白夸她应对有方，同时，原本只掌握收发报技术的李白，决定自学机务知识，以后可以自己维修。 隐蔽工作艰难且危险，风暴藏于平静之下。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以裘慧英为原型的女主人公兰芬，有一个经典的造型是穿着旗袍，摇着蒲扇，那是上世纪上海里弄生活中颇具烟火气的场景，现实中也确有一段故事。 夏日，穿着旗袍的裘慧英在弄堂口乘凉，迎面走来一位组织上的同志，两人只是眼神交汇了一瞬，没有打招呼。裘慧英不确定对方有没有认出自己，在白色恐怖之下，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李白嘱咐她不要再到弄堂口乘凉了。 许多年以后，裘慧英与那位当年的战友重逢。谈起那次相遇，战友感慨，我怎么会没有认出你呢，为了避免暴露，后来每次回家我都要绕好大一圈路啊。 即便是在这样紧迫压抑的环境中，生活俭朴的李白依然乐观。李立立听奶奶提起过，爷爷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的眼睛吃过了”。中秋节，李白领着裘慧英去街上的商店逛一圈，指着橱窗里的月饼说，这是豆沙的，这是莲蓉的，我们饱了眼福就等于吃过了，这个节就过得很好了。 但1942年，李白夫妇没能过好节。中秋节前夜，日军闯入李白家中，将夫妇二人逮捕，分别关押，刑讯逼供。日本宪兵分别向二人谎称对方已经说了，你也不必坚持。酷刑之下，这对革命伉俪在对彼此的爱与信任中，在对信仰的忠诚与坚守下，坚不吐实。 1个月后，敌人不得不放了裘慧英，将李白秘密转移到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务总部关押。直至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李白才得以获释。这次被捕的经历，李白瞒着湖南老家的亲人，只说是自己重病一场，不便见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被调往浙江的李白夫妇回到上海，儿子李恒胜出生，那是一家三口珍贵又短暂的平静生活。那时，李白曾给在湖南老家的父亲写过一封家书。信中表达了胜利的喜悦，期盼要加紧国内团结、早日实现建立新中国的梦想，归家的日子也不远了。 但他归家的许诺再也没能兑现。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在发给西柏坡那声“再见”后被捕。在连续几十小时、用刑数十种的逼供下，在高官厚禄的诱惑下，他始终坚贞不屈。 “天快亮了，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1949年5月7日，是李白39岁生日。他对前来探监的裘慧英说，你们会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临别之际，他对着儿子大声说，爸爸过几天就回来抱你！ 是夜，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12位同志被押上囚车，在浦东杨思戚家庙被枪杀。那天，距离上海解放只有20天。 李立立说，奶奶生前聊到爷爷时，常常要落泪，但还是忍不住时时回忆。她总觉得，爷爷曾经逃过日本人的枪口，也一定能逃过国民党特务的枪口。那时候，奶奶跑遍上海所有的监狱都未曾找到爷爷。后来就去所有的行刑地，终于找到爷爷的尸体。听周边的老百姓说，烈士遇害那天，天色极好。爷爷和战友们高喊口号慷慨赴死，举枪的人不敢行刑，手都在抖。 永远跟党走 “后来他再也没出现了。”李康将缓缓回忆道。 因为严格的保密要求，李康将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联络的对象是谁，也无法得知“峰台”发生了什么，只能如实记下当天对方失联。 此后，根据中央情报部的指示，李康将每天坚持在电波里寻找“峰台”的消息，但始终杳无音信。在连续写下20多个“未听到”后，关于“峰台”的记录停在了1949年1月23日，档案上留下的最后记录是“停止守听”。 后来的岁月中，李康将始终从事报务工作，她常常想起这位素未谋面的战友。很久以后，她才知道那天深夜电波彼端的故事，以及那句“再见”的意义。李康将说：“如果我有机会能见到他，要亲切地握手拥抱，向他表示敬意。但是啊，没有可能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21年6月24日，国家安全部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致敬革命前辈的功勋，也动员青年干警继承革命传统，担当时代使命。李康将步入大礼堂，获颁了纪念章。老人特别高兴，她觉得这枚纪念章不能看作是给自己个人的，应该是发给隐蔽战线上，那些曾经一起战斗的战友们。 “我今年93岁了，参加革命后，是党把我培养成现在这样一个战士，我想看到党带领国家更加繁荣昌盛。”李康将感慨。临别时，她给青年干警题字，写的是“永远跟党走”。 初秋的北京阳光明媚，风吹得轻柔。李康将现居的大院里还住过许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在小楼间行走有如在历史中穿行。70多年前，这里的老人们曾参与一个国家的缔造，见证她的诞生。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采访结束离开时，大院里回荡起一群老人们的歌声，坚定悠扬，他们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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