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日升
看到王文娟过世的消息，忍不住想起了孙道临先生，想起今年是孙道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也想起我和孙道临先生一段交往的往事。 在北京的北长街西侧，有前宅胡同和后宅胡同。这是清朝才有的两条胡同，本来是一处官宦人家的大宅门，前宅后宅各开了一扇大门，门前人来人往，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有了路，渐渐形成了两条胡同。前宅胡同在南，后宅胡同在北，东临故宫，西邻中南海，北邻北海，都近在咫尺，真正属于皇城眼皮子底下，从古至今都非常幽静，与一些喧嚣的网红胡同和杂乱的破旧胡同，不可同日而语。相比较而言，前宅胡同短些，却也宽些，且院落多轩豁典雅，多名人居住，比如当时的法学家何基鸿。 三十一年前，1990年夏天，如果不是孙道临先生约我到那里见面，见寡识陋的我，根本不知道京城里还有这样一条短小精悍典雅别致的胡同。如果不是由于有了孙道临先生，胡同再如何典雅别致，和我关联不大。有了孙道临先生，这条胡同便于我有了难忘的回忆，回忆中的一切，才有生气和生命，如同阳光透过胡同中的老梨树枝叶洒下的光斑闪烁，始终跳跃在三十一年夏天的那个中午时分。 我去的时候，一眼看见，孙道临先生已经早在前宅胡同东口，即北长街那儿等候着我了。记忆是那样的清晰，一切恍如昨天：他穿着一条短裤，远远地就向我招着手，好像我们早就认识。我的心里打起一个热浪头。 要说我也见过一些大小艺术家，但像他这样的艺术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儒雅和平易，也许很多人可以做到，但他的真诚，一直到老的那种通体透明的真诚，却并非是所有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前宅胡同里，有上海驻京办事处，他来北京住在那里。中午，他请我在上海办事处的餐厅吃午饭，那里是正宗的上海本帮菜，口味纯正。除了吃饭，我们谈的是一个话题，那就是母亲。他说他在年初的一个晚上看新的一期《文汇月刊》，那上面有我写的《母亲》，他看了一夜，感动地流出了眼泪，当时就萌生了一定要把它拍成一部电影（其实那只是一篇两万多字的散文），经过了半年多的努力，他终于说服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投拍，让我来完成剧本的改编工作。他这次来北京，主要就是来找我商谈此事，居然那样的信任，没有什么交谈，更没有见过面，就把编剧的活儿交给了我。 他对我说，读完我的《母亲》，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北京西什库皇城根度过的童年，想起自己的母亲。他也想起了在那些艰苦和残酷的岁月里，他所感受到的如母亲一样普通人给予他的难忘的真情。 那天，他主要是听我讲述了我的母亲的故事，和我对母亲无可挽回的闪失和愧疚。他就那样静静地听着，不打断我，竟然听着听着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七十岁人的眼睛居然没有浑浊，还是那样清澈，清澈得泪花如露珠一般澄清透明。 忽然，他蓦地站了起来，有些激动地对我说：我为什么非要拍这部电影？我不只是想拍拍母爱，而是要还一笔人情债，要让现在的人们感到真情对于这个世界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一老一少泪眼婆娑相对，映着北京八月的阳光的时候，我感受到艺术家的一颗良心，在物欲横流中难得的真情，和对这个喧嚣尘世的诘问。那天回家，对着母亲的遗像，我悄悄地对母亲说：一个北大哲学系毕业、蜚声海外的艺术家，拍摄一个没有文化平凡一生的母亲，并不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够享受得到的。妈妈，您的在天之灵可以得到莫大的安慰了。 1995年2月，我新出了两本书寄他，里面有那篇《母亲》。他写信对我说：“再次读了你写的关于《母亲》的文章，仍然止不住流泪。也许是年纪大了些，反而‘脆弱’了吧。总记得十七八岁时是要理智得多，竟不知哪个时候的自己是好些的。” 2007年12月，孙道临先生逝世。偶去北海，再走北长街，路过前宅胡同东口，忽然觉得孙道临先生正站在那里，远远地向我招着手。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