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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高中毕业，年少不谙世事的我梦想着考大学，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其实是复习迎考，准备填报志愿。中学时代的我实际上是喜欢数理化的，那时只知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且自己真的很喜欢数学，因为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躲进小楼成一统”，每当解出一道难题，那种自豪愉悦的滋味难以言表。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省吃俭用买来的数学小册子，如史济怀的《平均》、姜伯驹的《一笔画和邮递路线问题》、吴文俊的《力学在几何中的一些应有》、闵嗣鹤的《格点和面积》等等。记得我在高中时期还买过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撰写的两本小册子，一本红色封面，一本绿色封面，其中一本叫《力学中几个容易混淆的问题》，阅读时，对书中的例题再作演算，结果得出不同结论，验证几遍，确认书中错误之后，我写信给复旦的老师，指出例题中的错误，不多时就收到了复旦老师的回函，对我指出的错误表示感谢。 到了试填志愿时，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建筑系，因我兄长是在同济学的建筑，自幼又喜爱画画，对形色光的感觉良好，好像能当一名建筑师也是不错的。现在看来，那时如果能考上大学，应该是个理工男了。 可是，6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打破了我上大学的美梦，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出通知，暂停高考，把高考推迟到来年的2月份。我们当晚还到学校集合，举着标语，打着横幅，游行到解放日报去报喜呢。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高考被无限期的推迟，再也没有人提起，我们这批正当年华的学子下乡的下乡，进工矿的进工矿，上大学的事情几乎成了一件不敢企及的奢望。尤其是我们这批老高中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产物，中毒最深，受害最甚。 随后，我被分配到长江农场务农，三年后第一批被抽调到华东师大师资培训，随后当上了中学老师，后来还被抽调参加上海干部上山下乡知青慰问团，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江苏省实地调查了解知青的生活情况和问题。在社会大学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增长了许多见识，得到了锻炼。 1976年，我从慰问团回到任教的育才中学，静安区和育才的领导准备培养我，不久就送我到刚刚恢复的静安区党校学习，静安区党校在崇明的跃进农场。那时已近1977年年末，我在党校学习马列毛的著作，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封闭式学习的环境十分闭塞，外界的信息也难以飘入校园。那时，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收音机也很少，连电话也是那种手摇式的，而且只在门房间有一台。 我在育才中学有许多好朋友，其中当时的党支部副书记康元龙是和我一批被分配入育才教书的，我们平时无话不谈，惺惺相惜，真是知心朋友。一天，在大班学习讨论时有人唤我到门房间听电话，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那里，一听是小康打来的。他告诉我说现在可以高考了，你准备参加高考吗？我一愣，但略加思考，立即应道，“参加”。这一应，就成了改变我后半生命运的开始。 后来，我在党校看到了延时到达的报纸，看到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决定，心里那种跃跃欲试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过了两天，小康又打来电话，说是要填报志愿了，那时，我在崇明又看不到报纸，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学校和专业可以报考。而且，时间又是那么地紧迫，根本来不及容我多考虑。要考理工科吧，哪成呢？要复习那么多的东西，时间根本不够，只能考文科了。那考什么学校和专业呢？小康告诉我可以填报3所学校，每所学校可以填报3个志愿。我思考了一下，说填报北大或南大的历史系吧，因为我在江苏宜兴慰问知青时遇到过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老师一行正在那里的一座古墓中发掘文物，我对考古有了兴趣，但小康说，北大和南大历史系对上海都不招生，于是无奈，我就问他，那上海有什么学校和专业呢？他看了看报纸说复旦大学，我就说“那么就考复旦吧”。我请他读一下复旦的专业，等他说完，我考虑了一下就说，“国际政治系、新闻系、中文系”，于是就这样定了下来，可报3所学校，我只报了一所复旦，可填9个专业，我就报了3个。就这样，一切定了下来。现在想来，真是好玩，报考的志愿表还不是考生自己填写的，这大概在全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吧。 在党校学习，远离上海市区，没有复习资料，没有可供参考的东西。怎么办？眼看离考试的日子越来越近，党校的规矩是不能请假，但党校的同学中，有不少已经是当了单位领导的，他们鼓励我参加高考，暗中给我出主意。于是，我顾不了那么多，决定不辞而别，提前离开那里。记得那天一早，我整理好自己的被头铺盖，托给一个朋友，大家心照不宣地打了个招呼，就自个儿背了个小包乘长途公共汽车，再转搭轮渡，匆匆赶回上海。 等我回到家里，几个好朋友纷纷送来了复习资料，各科的都有，厚厚一大叠，有的还把答案也写上了，省却了我许多查找的时间。这时离12月11日高考只有十几天了，时间紧迫，时不我待，我立即全力以赴地看书，做习题，全身心地投入到高考的准备中去。 我是在培英中学的203教室参加考试的，考试那天，天气晴朗，考试一切顺利，第一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第二天上午考历史和地理，下午考语文，10道小题，每道1分，其余90分是作文分，作文题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是写一个心目中的好老师。大概写好老师容易博得阅卷老师的好感，果然那位不知名的阅卷老师给了我高分。 第一天上午考完回家，我信心满满，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天，我的二姐特意回家为我做饭烧菜，爸爸也为我鼓劲，他不说什么，只是让我多吃点。等两天考试完后，别人可以松口气了，而我还不成，因为我的第一志愿报考复旦的国际政治系，因此还要加试外语。外语考试是笔试加口试，我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参加了考试，等到我全部完成考试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 考试之后，该干啥干啥，一切如常。大概到1978年1月的一天，有人传来消息，说育才有个老师考进复旦新闻系。我听了也不知是真是假，还不敢相信。那时，复旦的录取通知书是送到区里的，由区里统一发放。等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一颗悬浮多时的心才真正落地。 事后，我农场里的老朋友于东元，他是从农场选拔进复旦中文系读书，那时刚毕业留校当了老师，这一年他被调到市教委高招办帮助工作。那一届考试，高考的分数是不公布的，谁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几分，是于老师看到了我的考试成绩来告诉我的。我的考试总分360分，数学100分，政治91分，语文90分，史地79分，历史考得最差，另外，外语考了79分，还不错。因为我的第一志愿是国际政治系，不知为什么落下了，猜想要么是外语不合格，要么是年龄太大了，但最终还是被第二志愿的新闻系录取了，考文科的人数学考了个满分，你说怪不怪，我想，这一百分可以帮我拉高总分，复旦不录取我也不好意思了，想想也好笑。因之，“阴差阳错”考入了新闻系。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