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统一后，开始有六七十年间孔子的思想并不行时，受到冷落。汉武帝以后儒家才成为唯一的学派。三国魏晋隋唐时期，儒家思想影响又呈下降趋势，最大的流派是佛教，其次是道教，三教之中儒家排在最末尾。到宋朝儒家又得到振兴，这种势头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
认为孔子思想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这个说法不对，因为影响中国的思想不只孔子一家：说孔子的影响2000多年不断壮大，势力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不对。因为与历史实际不符。孔子的思想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影响，按文化思想影响衰减的现象来考察，单凭孔子思想自身力量只会越来越小，不能越来越大。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影响长久不衰，完全凭借了两次的接力站的补充，使它避免衰减，得到增益的结果。
第一次增益，使孔子思想避免衰减是在西汉时期，得力于董仲舒。董仲舒抬出孔子为号召，他增加了汉朝流行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宗教神学，在董仲舒的带动下，中国哲学史出现了第一个全国性的高潮，他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新说，解释了（不是解决）当时人们关心的天时、地利、历法、农业生产、行政措施、战争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这种解释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建立了历史性的功绩。这种哲学体系配合了汉代大一统的新形势，对于加强民族融合，促进民族的凝聚力，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起了积极作用。这一个体系进一步巩固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观念，强化了忠孝观念。
思想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而变革的，如董仲舒的神学经学也曾出现衰减现象。董仲舒的哲学不能应付佛教、道教的冲击。孔子的独尊地位保不住了。正如韩愈在他的《原道》中所说的“黄老于汉，佛于魏晋梁隋之间”。
宋朝的朱熹对儒家的衰减现象起了第二次的接力作用，把魏晋隋唐时期已趋于衰减的儒家振兴起来，把儒家变成儒教，形成了儒教经学。因为它出现在佛教、道教盛行以后，为了壮大自己，它吸取了佛教、道教的心性修养内容，把入世的伦理实践，与出世宗教修养结合起来，吸收了魏晋玄学本体论的理论成果，从而大大丰富了儒家经学内容，推出适应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典，用《四书》替代了《五经》，对儒家经典给予新的解释，使它系统化，建成中国式的政教合一体系，从形式到内容都比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完善。朱熹儒教经学的政教合一，使政教之间更加协调，不是互争，而是互相融合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的结构。
朱熹一生从事《四书》的传授解释工作，他取得了最有权威的解释权。《四书》经过朱熹及其学派的提倡，被后来历代朝廷列为国家教科书，《四书集注》被后来历代朝廷定为国家考试标准答案。一套精密完整的政教合一思想体系得到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支持，它就更有效地发挥其政教合一的职能。
经典文句是凝固的，它的影响会随着时移世变而衰减，这是历史事实所表明的。但对经典的解释权却可以随时改变着、充实着，不断填充新内容，使它免于衰减。孔子言行记载可靠的经典是《论语》，这部书不过一万字，（六经中没有它的地位）它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来自各家的解释、阐发。解释、阐发孔子学说的著作，有的可以在经典中找到文字根据，也有的找不到根据，还有抛开原来的经典直抒胸臆的。像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用注解的形式阐发朱熹的思想的一例，为了取得权威性的理论依据，不得不抬出孔子作为招牌。从朱子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用的都是这种手法。以述为作，是古代学者通用的办法。文艺复兴时期提出“回到希腊去”，其实也是借古希腊为掩护，发展新兴阶级的新思想。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标榜的希腊是两回事。
辨明这个事实，就不难看清董仲舒的孔子是汉代的孔子。朱熹的孔子是宋代的孔子，和鲁国的孔丘的思想很不一样，后来的被抬出来作为幌子的孔子的思想要比原来的孔子的思想复杂得多。“五四”时代提出“打倒孔家店”，要打的不是鲁国孔丘，而是经过朱熹改造过的，巩固封建社会的儒教。按照思想衰减现象，孔子的言行不可能长久不衰，戴震提出“以理杀人”，禁止寡妇再嫁，干涉子女婚姻，家长绝对统治，族权武断乡曲，孔子对此毫无责任。鲁迅笔下的“四铭”、“鲁四老爷”之类人物是儒教铸成的典型，与孔子思想无关。
儒家影响连绵不绝，其基础是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不是儒家本身不衰，而是衰减后，得到接力站的增益，添加了新解释，注入后来的新内容，它又发展了。长久不衰的不止孔子一家。道家老子和孔子同样长寿，也活了2000多年。道家老子也是一个招牌，它中间得到魏晋玄学的增益,隋唐以后又吸收佛教心性学和道教养生学。
文化遗产有影响大的、影响小的，寿命也有长有短，但没永久存在、永不衰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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