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69届初中毕业生，于1969年9月被上山下乡的大潮卷到了4000多里地外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师25团(富锦县)，8年后的1977年底，由于我10岁即丧父，家中只有一位50岁多病的母亲和一个妹妹，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我被照顾“困退”回了北京,被分配在一家纺织厂做了维修工。那时，虽然我经历了8年兵团的艰苦锻炼，却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24岁的小伙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家形势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为我国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10年的“文革”使我最感到痛苦的就是荒废了学业，那时我们早已经离开了学校和课本，除了规定的基本高大全的书本以外，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书。回城后随着形势的巨变，我们越来越感到知识的不够用，虽然1981年以后北京市对青工进行了补课，但那只是初中的课程，我从心里渴望着能够上大学。可是由于我们学习的根底浅，根本考不上大学，也只好对着那些走入大学校门的高中生望洋兴叹了。 1981年，北京市自学高考开始试点工作，这无异于在寒冷的早春里洒下一阵春雨，为那些因各种原因而未能进入大学之门的年轻人，开辟了一条铺满鲜花的“小路”，使他们对人生又充满了希望。 在这之前，整个社会曾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学风，我也积极参加各种文学班，并于1981年8月和10月在北京晚报投稿时发表了两首小诗《落榜之后》和《小摊》，那给了正在奋斗中的我极大的鼓励，我正一门心思全力学习文学。所以，我对自学高考就一直显得很彷徨犹豫。直到1984年7月，对事情很有见地的妹妹，给我在西城区工人俱乐部报了一门任何专业都要考的统考课大学语文的辅导课，我才正式参加了自学高考。于是，我就去自考办报了参加中文本科考试的名。说实在的，我不是孟夫子说的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天才，因此，所谓的“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就必将降于我身那是无疑的了。还好，我的大学语文考的分数虽不高，64分，却顺利地通过了，这不能不说是天心仁爱，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我继续参加自考的信心。 人们都说自学高考难，的确是难，如果是正式大学，考试前，老师会将考试的范围叫同学划在书上，不划的绝对不会考。而自考却没有考试范围，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作品选，三本教材之外，还有一串必读书，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从秦汉到唐宋元明清，诗词歌赋、小说等无不触及，每一课的每一讲都是考试范围都是重点。你只有踏踏实实地从教材的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才行。 更何况，我们69届初中毕业生，其实已因“文革”的到来，在家待了一年，其他两年也是不是让我们到工厂去学工，就是让我们到农村去割麦锄地的学农，就没有正经上过几堂课，我们实际上等于是小学毕业。让我们以小学毕业的水平直接学习大学的课程，招实增加了学习的难度。 参加自考拿文凭是一方面，但我也想真正学点东西。因此我学习是很认真的，教材的全部内容我不论难易，都反复地咀嚼，直到真正从心里弄懂方才罢休，所以考试时，我往往在填空题上还能够拿分。我已经有了经验，每当我看到教材的书皮被我翻烂了时候，就到了考试的时候，而且也是我真正的把知识都学好了时候。 自学高考的确是时间灵活，它不分时间，几年考下来全行。我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家中的学习环境太差。我虽住西单，但只有一间平房，外加一小间接出来的小屋，离我的纺织厂又远，20多里路。我每天骑车下班回家都要路过景山前街，于是，我经常会在故宫博物院后门往西的城墙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在护城河边借着夕阳看书到天色完全黑暗了才回家。 我上下班的来回路程大约3小时，当时，我是自学高考和学习写作两条腿走路，为节省时间，我往往会在工厂的更衣室凑合一晚上。我们的更衣室是从一个锭子小车间的东南角，由三个大衣橱隔出来的，也就四五平方米吧。夏天，锭子车间的工人们下班走时，为了安全，会关好锁死门窗，因此更衣室内非常闷热，也没有电扇，我只好光着膀子。冬天里面也不暖和，我就把更衣室内的一件破棉大衣往身上一穿，再用一段旧电线往腰上一刹，找两本书当枕头，往南墙边那个有靠背的长椅上一躺，在夜深人静之时，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起来。当然，我必须在头一天就买好面包和饮料。现在想起来，我还十分怀念那个简陋的小更衣室赐予我的别样的诗情呢。 后来，我到处看房子想租一间以改善我的学习环境，正好，我的住在甘家口的一位冯姓兵团战友的街坊，他父亲是一所高校的教授，知道我的情况后，主动腾出了他家自盖的小南屋，让给我住。我忘不了，在那间昏黑的小屋里，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努力了将近一年。 参加自考别人怎么想，我不完全知道，可我却是偷着学的。因为不管在哪里，领导都不喜欢有思想有行动的下属，特别是有个别领导，他们看惯了你在他手下听喝的样子，他们非常不愿意看着你慢慢地迈上台阶，特别不愿意看到你“屎壳郎变知了，一步登天”的巨变。像古之贤人那样，能够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实在难见。所以，我在工厂时从来不在上班闲暇时看教材，如果被车间主任看到，会遭到大声呵斥不说，还会大会小会的批评你，所以，我干脆不看。因为我单位宿舍楼就在厂对面，我在更衣室不回家时，还真碰到回去拿东西的。看到他们吃惊和不解的样子，我赶紧说；“哦——我家来了一个亲戚，所以我在这里对付一天。” 在我才考过几门课程之时，我考入了某中央一级的党报做校对工作。在报社我同样不敢声张，只是在工作之余，抓紧学习。说实话，通过自学高考，我的知识在不断丰富，水平提高了一大截子，我做的虽是校对工作，可早已超出了校对的范围。经常协助编辑做一些编辑工作。比如，有的编辑就不知道我国古代的江都是哪里，于是我告诉他，是现在的扬州，是隋炀帝最喜欢的地方。还一次一篇稿子里提到清代画家“四王”，且原稿的字迹潦草，不好辨认，于是我非常肯定地告诉编辑，是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四位。这种事情我着实遇到过很多。 有一次我被通知到新街口中学考场参加考试。新街口中学离西单9站地，可刚走了几站前面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整个马路被堵死了。一看离开考还有40分钟，我马上下车，走入便道便飞跑起来。等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新街口中学后，还差几分钟就开始了。从此，无论考场在哪儿，我都骑自行车提前到达，时间富裕，我就抓紧再看看教材。 自学高考也同时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它使我更加大胆地注意新闻、写作新闻。1989年下半年，有人向我提供线索说，邢台市创伤医院院长陈轩，曾是美国华侨，但他谢绝了美国某家医院一个月二万美元的邀请，毅然回国到邢台创建骨伤科医院，以低廉的价格和高超的医术全身心地为邢台群众服务，得到了邢台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好评。虽然当时我还在做校对工作，却抽时间自费到邢台进行了采访，回来后饱含深情地写成人物通讯，没想到竟然刊登在头版头条。顿时在报社引起了很大反响。做校对能发头版头条，这在报社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以后，我又继续写了大量的消息和通讯，如发表在四版头条的《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应禁止一切娱乐活动》一文，对于在被八国联军烧毁的圆明园西洋楼遗址上搞喜庆活动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此文引起了市领导的高度关注，批示要求圆明园公园管理处立刻全面整顿。发表在家庭周刊头版头条的《但见新房连第起不是寻常百姓家 京城四合院忙着脱胎换骨》,对北京争建新四合院的题材,以娓娓道来的口吻和成熟老道的笔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更让报社不少人感到震惊，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我也在报社的子报《生活时报》上也发表了不少散文、随笔类的文章，我的写作水平明显地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早在唐代，柳宗元就曾在他的《骂尸虫文》中讽刺那些“妒人之能，幸人之失”的小人，说实话，不是所有人对我的努力都给予了鼓励，有个别人就认为我不安心本职工作，有不臣之心。你别看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我的心胸其实是相当宽阔的。我根本就不往心里去，这更加激励我默默地继续努力学习。 1992年5月30日上午,我们几个自考毕业的学生在北师大中文系进行论文答辩,当我的毕业论文《从苏曼殊的小说看他的爱情婚姻理想》被几位教授一致评为此次论文中唯一的优时，我终于完成了从1985年开始的自学高考中文专业本科的全部课程，拿到了本科文凭，并开始了向新闻专业的进军。 1992年下半年，本报的子报“生活时报”面向社会招聘编辑记者，同时，本报人员也可报名。于是我便参加了考试，可喜的是，我竟在所有的考试者中，名列第一。正当我在努力往“生活时报”办自己的关系之时，当时的总编室主任、现在的何总编辑很诚恳地对我说，“生活时报主要关心的是一些家长里短，大报的总编室夜班编辑也缺人，你还是留在总编室当编辑吧，大报面向全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更能发挥你的才能！再说，总编室几个版面的主编也都到我这里来争着要你呢。”于是，我就留在了总编室作了一名夜班编辑。开始了我默默奉献的编辑工作。 我是从自学高考这条路上走上新闻岗位的,我虽然由于文革丧失了学习的机会,但我失学却没有失志。我非常喜欢网上传播的一段话：“成功者都是一个人上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这辈子能否成功。但是，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受尽非议，却毫不动摇，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努力前行，直到成功！”我选准了自学高考这条前行之路。自学高考虽然难,可这条自学之路也是宽广的,是扎实的,在学习中,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了过来,它使我的自信不断提高，使我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知识和写作水平,更使我最终能够像常人一样脚踏实地地撑起了新闻工作,为社会为他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据悉，自学高考是所有的自学中，国际上唯一承认文凭的。同时，我的自学高考水平也得到了报社领导和同事的认可，我的职称被评为正高——高级编辑（正教授级）。我为我自己坚强的意志和至死不退的坚持而自豪。 （作者系原黑龙江省沈阳军区生产建设兵团6师25团基建三连北京知青）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