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去农村插队落户，父母还将继续批斗，看着那挂着黑板的铁丝深深地嵌在他们的脖子里，我心如刀绞。只有偷到户口本报名去农村才是解救父母的唯一办法。我做到了！

　　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踏上了去内蒙古的列车。随着一片震耳欲聋的哭声、口号声、锣鼓声，列车缓缓地驶出了站台。我没有让父母去火车站送我，也没有掉一滴眼泪。周围都是不相识的人，我一个人一直呆呆地望着窗外……

　　父母从小就灌输我要好好读书，只有读好书，有学问，才能做一个真正有用的人，我学习很用功，一直是班里的好学生，就想将来考大学。记得四年级时，学校征求家长意见，是否愿意让我读五年制？妈妈不愿意让我学习太累，持反对意见，结果老师没同意，还是将我们班拆分了，成绩好的就分到五年制班级，就这样我和许多比我大一岁的孩子们一起小学毕业。

　　中学只读了一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成为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其实只读了六年书。六八、六九届一片红，“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都算是有知识的青年？历史愚弄了我们这代人！

　　当地缺医少药情况严重，一位老大娘患病，就近无人为她打针，当我得知此事，我自告奋勇的为她定期注射。我的母亲是医生，由于父亲身体不好，一直是母亲一边工作一边在家精心照顾，没住过一天医院。在母亲的指导下，肌肉注射、静脉注射我都会操作。母亲工作忙，后来干部下放劳动期间都由我为父亲注射。在我心里从小一直有个愿望，将来要读医科大学，当一名好医生。

　　内蒙古的冬天零下几十度，不能下地干活，知青慰问团让我到上海学医，在医院学习外科、内科、针灸、接生等等。医院的医生知道我是知青，非常关心我，全力以赴为我加紧开小课，每当我为乡亲们解除一些病疼时，我会自然产生对师长们的感激之情，突然感觉自己长大许多了。

　　1970 年底，母亲托朋友在安徽插队的子女帮忙，把我从内蒙古托克托县转到安徽宿县插队落户。当时父母亲身体状况很不好，我又是独子，他们身边没人照顾，这样可以距离上海近点，家里万一有什么状况，一晚上就可以赶到家。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我从小喜欢绘画，会在家里的大门、墙壁上四处涂鸦。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异想天开，一早起来从楼上画到楼下，把楼梯每格台阶都画满了我心仪的图案，因为这类事没少挨大人骂。到安徽农村后搞宣传，画毛主席像，经常被调往公社、县里，到处在街墙上画。有段时间还真感到知足，不用干农活，有人管饭，整天画画。

　　1974年初我认识了安徽宿县师范专科学校的刘季雨老师。（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的老前辈）他是我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他无私的帮助和严格的教学及亲人般的呵护，终身难忘！（我在《我的恩师》一文中有详细介绍）

　　那年刘老师还是在内控时期，知道我喜欢绘画，准备偷偷地收下我这个学生，我兴奋得好几天都没睡好。当时那可是破天荒的事！教学是在刘老师家，每次绘画都要拉实窗帘，怕被人发现。正规的一整套美术教学方法，从画静物素描开始，到人物素描、速写、在绘画中结合美术史等等……刘老师夸我有灵气有天赋，每次作业点评和修改我都能得到刘老师的鼓励和教诲。平时在大队卫生所、学校工作时，都会注意观察病人和学生面部表情和动态，有空抓紧时间为他们速写，他们都会自愿为我当模特。

　　恢复高考那年，因为表现突出，大队部推荐我参加高考。那时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到宿县专区招生，我报考了这个专业。刘老师全家出动，为我请来了老同学、学校最好的老师，速成数学、物理、生物等课程。

　　在那段迎考的日子里，乡亲们送来了自己家不舍得吃的鸡和鸡蛋，刘老师家给我加菜补身体。我这个初中生，每天象填鸭似的进行补习,睡眠时间不足五小时。那时候有一种动力: 一定要考上上海的大学，才能回到父母身边。

　　初试、复试文化成绩过关，绘画成绩突出, 我考了全专区第一名。兴奋的心情难以形容，终于可以上大学，可以回上海、可以回到久别的父母身边了。

　　我把喜讯告诉了父母和乡亲们，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和关心，我打好包，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了房东一家，准备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回上海，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

　　后来得知有人写了匿名信，在我名字上做文章。招生办想把我的录取名额换成宿县当地知青。上海戏剧学院老师坚决不同意换，他们要招收的是上海知青，全专区只招收二名上海知青，但最终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我们都被取消上大学的资格。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讲：就是浪费这二个名额，我们也不招其他人，我们要最好的。结果确实就浪费了这二个名额。

　　上大学的希望扑灭了，回上海的希望没有了，我整整一星期没吃饭，没讲话，眼泪都哭干了。我把画板打烂，把画笔折断，整个人崩溃了，疯了一般！那时候才真正体会到“绝望”二字。回想当时的情景，如果不能挺过这关，我就在另外一个世界了。

　　为了明年再考，事后刘老师托人到安徽省公安厅为我更名换姓，就这样陈颂周改成了周庆华，这是我人生经历中刻骨铭心的痛！

　　1978年初，没等到高考，“独苗”被落实政策可以回上海了。我回到上海先后在许多单位工作过，当过工人医生、油漆工、绘图员、技术员、销售员、部门经理、厂办主任等等，期间因工作需要报考了上海工程图学院，就读在华东纺织学院。那时看到学院里大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好羡慕！心中是五味俱全！

　　人生的转折 、命运的安排，阴差阳错的让我和工程结构图纸打了许多年的交道。在安徽当时因为大学落选，刘老师为了帮助我分散注意力，跟他学过一段时间的木模制作，所以对立体结构图的透 视剖析理解能力比较强，以后在设计部门工作了很长时间。

　　经历过种种磨难的我后来做了企业管理工作。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上大学始终是个难圆的梦！但社会大学把我磨砺得更加坚强！

　　1996年我受聘于中外合资企业工作，外方经理要我管理酒店，很为难，隔行如隔山啊！是我们“三间房农民”引荐我认识了《城市酒店》的副总张钰，是知青情意。我得到了知青朋友张钰的帮助，到那里学习取经，收获满满，酒店生意红红火火，每天客流提升，当时还小有名气，电视台节目组的主持、名人等经常来用餐。后因中外双方的矛盾，牵扯到了我们员工的利益。我是外方聘用的，因此免不了被解聘。

　　我必须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弱势群体难以面对国营单位讨回公道，在连诉讼请求都不接的情况下，我只得凭借自己微薄的力量和知青朋友的帮助，请律师也要打赢这场官司，不然真的是没有公理了！整整两年多，心惊、心寒、心酸、内幕层层揭开，头发都打白了。

　　两年多期间没有收入不行，凭着自己的特长，努力找工作，室内设计、服装设计等我都做过。官司最终是打赢了！作伪证的人没有好下场！不愿作伪证的人被中方解雇。我事后才知道真相，我终于找到他，帮他解决了工作问题，人在关键时最能体现出人品和责任性。

　　这只是往事的一部分，如果不去下乡插队落户，我就看不到农村的贫穷落后、看不到缺医少药、看不到愚昧荒唐的行为。不打这场官司，就不会了解那事件背后会有那么多的肮脏交易。这些都是学校里所学不到的，而社会这所大学历练了我们这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