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知识青年”之统称，早在“五四”之前就产生了。那时，爱国的有识之士们，奔走呼号于“教育救国”。于是在许多城市青年中，鼓动起了勤奋求学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储备自身知识能量，希望将来靠更丰富的才智报效国家的潮流。用现在的说法，那是当年的时代“热点”。许多不甘平庸的农村青年也热切于此愿望，呼应时代潮流，纷纷来到城市，边务工，边求学。
那时，中国读得起书的青年有限。好在学科单纯，且以文为主。读到高中以上，便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小知识分子”了。能读能写，便皆属“知识青年”了。而达到能读能写的文化程度，其实只要具备小学五年级以上至初中三年级以下的国文水平，则就绰绰有余了。那时具备初中国文水平的男女青年，其诗才文采，远在如今的高中生们之上。甚至，也远非如今文科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们可比。
那时，“知识青年”之统称，是仅区别于大小知识分子而言的，是后者们的“预备队”。而在大批的文盲青年心目中，其实便等同于知识分子了。
他们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起到过历史不可忽略的作用。虽非主导，但却是先锋，是恰如其分的主力军。
建国后，城市首先实行中学普及教育。文盲青年在城市中日渐消亡，“知识青年”一词失去了针对意义，于是夹在近当代史中，不再被经常用到。它被“学生”这一指谓更明确的词替代。
即使在“文革”中，所用之词也还是“学生”。无非前边加上“革命的”三字。
“知识青年”一词的重新“启用”公开“启用”，众所周知，首见于毛主席当年那一条著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于是一夜之间，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几届城市中学生高中生，便统统由学生而“知识青年”了。
这几届学生当初绝对不会想到，从此，“知青”二字将伴随自己一生。而“知青”话题成为永远与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中国话题。
细思忖之，毛主席当年用词是非常准确的。在校继读而为“学生”。“老三届”当年既不可能滞留于校继读，也不可能考入大学（因高考制度已废除），还不可能就业转变学生身份，成了浮萍似的游荡于城市的“三不可能”的“前学生”。除了一味“造反”，无所事事。而一味“造反”，既不但自己们烦了，毛主席也开始烦他们了。
“三不可能”的“前学生”，再自谓“学生”或被指谓“学生”，都不怎么名副其实了。
叫“知识青年”十分恰当。
区别是，“五四”前后，青年为要成为“知识青年”而由农村进入城市；“文革”’中，学生一旦被划归“知识青年”范畴，便意味着在城市里“三不可能”。于是仅剩一条选择便是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情愿的欢送，不情愿的——也欢送。
至今，在一切“知青”话题中，知青与知识的关系，很少被认真评说过。其实，“知青”在“前学生”时期所接受的文化知识，乃是非常之有限。于“老三届”而言是有限。于“新三届”亦即“文革”中由小学升入中学的，则简直可以说少得可怜了。
“知青”中的“老高三”是幸运的。因为在当年，除了大学生，他们是最有知识资本的人。他们实际上与当年最后一批，亦即六六届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相差不多。因为后者们刚一入大学，“文革”随即开始，所获大学知识也不丰富也不扎实。“老高三”又是不幸的。其知识并不能直接地应用于生产实践，主要内容是考大学的知识铺垫。考大学已成泡影，那么大部分文化知识成了“磨刀功”。而且，与大学仅一步之遥，近在咫尺，命运便截然不同。即使当年，只要已入了大学门，最终是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分配去向的。五十余元的工资并未因“文革”而取消。成了知青的“老高三”，与“老初三”以及其后的“新三届”知青，命运的一切方面毫无差异。他们中有人后来成了“工农兵学员”或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但是极少数。
更多的他们，随着务农岁月的年复一年，知识无可发挥，渐锈渐忘，实难保持“前学生”活跃的智力，返城前差不多都变成了文化农民或文化农工。他们和她们，当年最好的出路是成为农村干部、农场干部或中小学教师。我所在的兵团老连队，有十几名“老高三”，两名当排长，两名当了仅隔一河的另一连队的中学教师。一名放了三四年牛。其余几名和众知青一样，皆普通“战士”。有的甚至受初中生之班长管束。
我当了连队的小学教师后，算我五名知青教师，二男三女。除我是“老初三”，他们皆“老”字号的高一高二知青。
我与“老”字号的高中知青关系普遍良好。他们几乎全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在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他们信任过我，爱护过我。我是一名永远也树立不起个人权威的班长，在当小学教师前，一直是连里资格最老的知青班长，而且一直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自行代理排长发号施令的一班长。故我当年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有什么心中苦闷，隐私（主要是情爱问题），皆愿向我倾吐。而我也从内心里非常敬重他们。他们待人处世较为公正，在荣誉和利益面前有自谦自让的精神，能够体恤别人，也勇于分担和承担责任。前边提到的那两名当中学教师的“老高三”，一名姓李，一名姓何，都是哈尔滨市的重点中学六中的学生，都有诗才，而且都爱作古诗词。说来好笑，我常与他们互赠互对诗词。有些还抄在连队的黑板报上。讽刺者见了说“臭”，而我们自己从中获得别人体会不到的乐趣。他们中，有人曾是数理化尖子学生，考取甚至保送全国一流理工大学原本是毫无疑问之事。也有人在文科方面曾是校中骄子。
如当不了中学老师，数理化在“广阔天地”是无处可用的知识，等于白学。最初的岁月，他们还有心思出道以往的高考题互相考考，以求解闷儿，用用久不进行智力运转的大脑。
而他们中文章写得好的，却不乏英雄用武之地。替连里写各类报告、替“毛著标兵”写讲用稿、替知青先进人物写思想总结材料、为连队代表写各种会议的书面发言……包括写个人检讨连队检讨和悼词。
写得多了，便成了连队离不开的、连干部们倚重的知青人物。于是命运转机由此开始。往往很快就会被团里、师里作为人才发现，一纸调函选拔而去，从此手不粘泥肩不挑担，成了“机关知青”。我也是靠了写，也是这么样，由知青而小学教师而团报导员的。也做了一年半“机关知青”。
而“机关”经历，既不但决定了他们后来与最广大的知青颇为不同的命运，也决定了他们与那些智商优异在校时偏重于数理化方面的知青颇为不同的人生走向。
首先，“机关”经历将他们和她们培养成了农村公社一级的团委干部、妇女干部、宣传干部，甚至，主管干部升迁任免的组织部门的干部。倘工作出色，能力充分显示和发挥，大抵是会被抽调到县委地委去的。在农场或兵团的，自然就成了参谋、干事、首长秘书。
其次，“机关”，教给了他们和她们不少经验。那些经验往往使他们和她们显得踏实稳重，成熟可靠。而任何一个中国人，若有了三至五年的“机关”经历，那么，他或她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方面，起码可以说是获得了本科或硕士学位。
以上两点，亦即档案中曾是知青干部的履历，和由“机关”经历所积累的较为丰富的处世经验，又决定了他们和她们返城后被城市的“机关”单位优先接受。
何况，“机关”当年还将上大学的幸运的彩球一次次抛向他们和她们。
根本无须统计便可以十分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当年的知青，如今人生较为顺遂的，十之七八是他们和她们。
我指出这一点，绝不怀有任何如今对他们和她们心怀不良的意图。事实上我一向认为，他们和她们的较为幸运，简直可以说是十年“上山下乡”运动本身体现的有限之德。否则，若将几千万知青的人生一概地全都搞得一败涂地，那么除了一致的诅咒也就无须加以分析了。那些智商优异在校时偏重于数理化的知青，如果后来没考上大学，没获得深造的机会，其大多数的人生，便都随着时代的激变而渐趋颓势。甚至，今天同样面临“下岗”失业。 我常常忆起这样一些“老高三”知青。后来也曾见到过他们中的几人。一想到他们是学生时特别聪明特别发达的数理化头脑，被十年知青岁月和返城后疲惫不堪的日子严重蚀损，不禁的，顿时替他们悲从心起。
我曾问过他们中的一个——还能不能对上高中的儿子进行数理化辅导？他说翻翻课本还能。又问——那，你辅导么？他摇头说不。问——为什么不？说怕翻高中课本。一翻开，心情就变坏，就会无缘无故发脾气。接着举杯，凄然道——不谈这些，喝酒喝酒。于是，我也只有陪他一醉方休。以上两类知青命运的区别，不仅体现于“老”高三“老”高二“老”高一中，而且分明地也同样体现于“老”初三中。
但那区别也仅仅延至“老”初三，并不普遍地影响“老”初二“老”初一的人生轨迹。初二和初一，纵然是“老”字牌的，文化知识水平其实刚够证明自己优于文盲而已。
继“老三届”其后下乡的几批知青，年龄普遍较小，在校所学文化知识普遍更少。年龄最小的才十四五岁，还是少男少女。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几年前拍的一部电影片名就是《十四五岁》。电影局规定——主人公年龄在十七岁以下的电影，皆可列为儿童影片。当年的少男少女型知青们，其实在“文革”中刚刚迈入中学校门不久便下乡了。
他们和她们，等于是在文化知识的哺乳期就被断奶了。这导致了他们和她们返城后严重的、先天性的“营养不良”，也必然直接影响了他们和她们就业机遇的范围。并且，历史性地阻断了他们和她们人生的多种途径。如今，他们和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了“下岗”者失业者。返城初期，在他们和她们本该是二三级熟练工的年龄，他们和她们开始学徒。当他们和她们真的成了熟练工，他们和她们赖以为生的单位消亡了。
一部分，在知识哺乳期被强制性地“断奶”了；一部分，当攀升在教育最关键的几级阶梯的时候，那阶梯被轰然一声拆毁了；只有极少幸运者，或得到过一份后来不被社会正式承认的“工农兵学员”的文凭，或后来成为中国年龄最长的一批大学毕业生。高考恢复后他们和她们考入大学的年龄，和现在的博士生年龄相当。
这便是一代知青和知识的关系。
这便是为什么中国科技人才的年龄链环上中年薄弱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所幸知青中的极少数知识者，在释放知识能量方面，颇善于以一分“热”，发十分“光”。所幸中国科技人才队伍，目前呈现青年精英比肩继踵的可喜局面，较迅速地衔接上了薄弱一环。曾说知青是“狼孩儿”的，显然说错了。 曾夸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的，显然过奖了。断言知青是“垮掉的一代”的，太欠公道。因为几乎全体知青，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所尽的一切个人努力，可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有十条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对垮掉二字集体说不。
事实证明他们和她们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只有“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客观的评说。
“知识就是力量”——对于国家如此，对于民族如此，对于个人亦如此。面对时代的巨大压力，多数知青渐感自己是弱者。并且早已悟到，自己恰恰是，几乎唯独是——在知识方面缺乏力量。他们和她们，本能地将自己人生经历中诸种宝贵的经验综合在一起，以图最大程度地添补知识的不足。即便这样，却仍无法替代知识意义的力量。好比某些鸟疲惫之际运用滑翔的技能以图飞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实际上却是一种借助气流的下降式飞行。最多，只能借助气流保持水平状态的飞行。
如果你周围恰巧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着，那么他或她大抵是知青。只有知青才会陷入如此力不从心的困境。也只有知青才在这种困境中显示韧性。那么，请千万不要予以嘲笑。那一种精神起码是可敬的。尤其，大可不必以知识者的面孔进行嘲笑。姑且不论他或她真的是不是知青。
知识所具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本身来积累，并且只能由知识本身来发挥。知识之不可替代，犹如专一的爱情。至于我自己，虽属知青中的幸运者，但倘若有人问我现在的第一愿望是什么，那么我百分之百诚实地回答是——上学。我多想系统地学知识！有学识渊博的教授滔滔不绝地讲，我坐在讲台下竖耳聆听，边听边想记那一种正规学生的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