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如今的中学生们高谈“十六岁的花季”时，我总要回想起自己的十六岁那一年。那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1966年初夏时分，初二年级的升级考试即将进行之际，“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横扫神州大地，从此，我就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莘莘学子一样，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到了1968年夏秋之交，我们这些初二学生就被宣布为“67届初中毕业生”，进入毕业分配阶段。这时，我刚满十六岁，就面临了跨出人生之路第一步的重大抉择。

当时，伟大领袖的“一二·二一指示”尚未发表，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原则还不是后来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片红”，而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在“家庭出身论、家庭成份论”横行天下的那个年代里，“四个面向”是有相当明确的指向的，出身于产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家庭的“红五类子女”因为“根红苗正”，可以不必经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世界观”，故可直接进入“军工”或“普工”（指军事工业企业或普通工矿企业）；出身于职员、店员等“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可进入“普工”；而出身于“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泛指文革中“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家庭的，则必须进行艰苦的世界观改造，“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因而毕业分配的去向理所当然地就是“郊农”（上海郊区农场）和“外农”（外地农村）。

当六六届中学生开始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算”了“命”，我的去向非“外农”莫属。因为我属于“黑七类子女”！这是因为，早在1966年春天开始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时候，我的爸爸就被打入“另册”，被剥夺了正常的工作权力，面壁思过。“罪行”是曾经发表过几篇吴晗观点相近的文章，“名为学术讨论，实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于是，年不满四十、名不见经传的爸爸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爸爸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妈妈作为“牛鬼蛇神”的妻子，被冠以“苍蝇蚊子”，成为异类；再加上爷爷有所谓“历史问题”，我们一家真是倒霉透顶了：三代人“两代黑”。在“扫四旧”时被抄了家；以后又被扫地出门，全家三代七口人被“压缩”到十多平方米的斗室中；“群众专政”开始后，黑漆大门上常常被勒令并排贴上两张白纸“认罪书”；邻里都把我家“视为畏途”，不懂事理的小孩更是连我们兄妹几个都敢欺负，走在弄堂里，常常遭到他们的袭击，石块、唾沫，辱骂、冷拳，而我们岂敢评理，更妄论反击，唯有忍气吞声，眼泪往肚里流……。这是一段极为痛苦的日子，生活在“精神地狱”中的我急切地寻找一条解脱之路。

1968年8月，六六届中学生分配去向中，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多余名额向六七届开放，我就报了名。结果是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黑龙江兵团直接面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需要挑选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去“屯垦戍边”。现在回想起来，“六六届有去黑龙江兵团的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这件事就够耐人寻味的了。

1968年9月下半月，六六届中学生分配的高潮过去后，六七届的毕业分配方案正式公布、我被明确无误地列入“外农档子”，我对上山下乡就更没有选择的余地了。10月上半月，上海开始了首批1000名中学生到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落户的宣传动员。（井冈山地区在“文革”前称为吉安专区，“文革”中改名为井冈山地区，其范围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吉安市。）当时，上海的市区划分为10个区，所以，把1000个名额平均分配到每个区，即每区100人。我所在的卢湾区东风中学有4个名额。于是，我报了名。根据我爷爷的日记，11月1日下午，我还参加了上海市革委会在市革委大礼堂举行的报告会。插友中也有人记得那次活动，是由当年夏天步行到江西新干插队的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同学介绍他们的情况，鼓动六六、六七届中学生到江西新干、峡江两县“插队落户干革命”。

这时，爸爸妈妈正在郊区参加“三秋劳动”。他们和我都觉得，我是“外农档子”，到江西插队是肯定会被批准的，所以商定，一旦有确切的日期了，就立即写信给爸爸妈妈，让他们立即请假回家，为我打点行李。当时初步的日期安排是11月5日左右公布名单，11月12日左右集中行李，11月15日离沪。可是，公布名单的日子拖延到11月8日，而我又“落榜”了，原因是，这首批插队名额的“政审要求”比较高，与去黑龙江兵团的“政审要求”差不多。于是，我又赶快写信给爸爸妈妈，“解除警报”。而从爷爷的日记里也可以看到那些天准备行李由紧张到停顿的变化痕迹。

11月15日上午，爸爸妈妈结束了“三秋劳动”回到家里。一家人说到我面临的变化不定的分配情况，都茫然不知所措：“外农档子”去不了黑龙江兵团，又去不了江西插队，那么“出路”究竟何在？……谁知就在此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转机”。

11月16日一早，我们照例来到大操场上参加“早请示”仪式，排在队伍末尾的同学小费突然被毕业分配工作组（毕工组）的余老师叫到一边，余老师问小费：“去江西插队的人数还不够，你曾经报过名，现在让你去，你去吗？”小费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去，去！去江西插队！”老师让小费立即回家准备行李，因为11月19日就要出发了。班主任薛老师对迷惑不已的同学们介绍了这一“突发事件”的原委：原定全市首批去江西插队的有1000个名额，卢湾区为100个名额，但是直到昨天（11月15日），只完成了四分之三，为此，区革命委员会毕工组昨晚开了紧急会议，动员凡曾报名的同学行动起来，争取完成去江西插队的任务……。

我的毛笔字还算可以，所以，大家推举我为小费“被光荣批准赴江西插队落户干革命”书写大幅大红喜报。当我蹲在地上、摊开红纸的时候，刹那间，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让我也立即去江西？但是，我很快自我否定了：不会，不可能！如果真要我去江西，为什么不在通知小费的时候同时通知我呢？再说，前一阵子已经告诉我，我的“政审要求”不合格，小费虽然不是“红五类子女”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有点“海外关系”，总比我这“黑七类子女”强。这么一想，我也定下心来，蘸饱墨汁，挥笔疾书，很快就在一片称好声中写完了喜报。

下午，我们几位要好的同学和班主任等老师一起来到市中心人民广场和外滩等处，同小费以及先前获准赴赣插队的小徐、小刘、小金、小李等合影留念，度过了依依惜别的半天。回到学校时，已经天黑了，大约是五点半左右。大家说说笑笑地涌进校门，只看见同学小周疾步走来，高声问道：“小王回来了吗？”我应声道：“在这儿呢！”话音未落，小周一步冲到我跟前，说：“快回家，快回家，老师上你家找你去了，要你也去江西！”什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耳边又明明白白地传来小周的声音：“去江西的人数还没满，想叫你也去江西！”去江西！现在刚刚通知我！我惊呆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脑子里一片混乱。在小周等同学的催促下，我才想起，此时最要紧的是赶快回家！一是老师在那儿，二是要和父母家长商量。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里，老师已经离去，爸爸妈妈见我姗姗来迟，很不高兴，但又不便厉声责怪我，因为这是关系到“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大事，纵然我回家再迟，也不可加以叱责的，更何况在当时爸爸还是“带罪之身”呢？我和全家人胡乱地吃着晚饭，商量着该怎么办。爸爸妈妈和爷爷都不敢为我作主，要我自己拿主意。

在短短的一餐晚饭时间里，我真的想了好多好多。我想到了“文革”两年半来全家的逆境，想到了向往已久的逃离“精神地狱”，如今机会来了，还犹豫吗？再一想，我走了，也许可以得到解脱，可家里其他人怎么办，他们的日子将会怎样？……我忽然想起，“去江西插队的政审要求和去黑龙江兵团差不多”，这可是很要紧的政治因素，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里，如果我到江西插队，学校里一定会来报喜，这样，我家大门上将会出现一张极其难得的大红喜报，取代那触目惊心的白色“认罪书”，这会使家人在里弄里的日子好过一些，这样，不仅我自己能获得某种解脱，对家人也有好处……。再说，已经获准去江西的小费、小徐、小刘是我的同班同学，小金、小李我也都认识，和这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互相照应，恐怕也是难得的机会。……于是，我向全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到江西插队落户去！爸爸妈妈和爷爷都不做声，慢慢地向嘴里扒着饭粒，饭桌上一片沉闷。

吃过晚饭，爸爸妈妈和爷爷开始为我打点行李，我则来到学校，来到班主任薛老师的宿舍里，还有好几位要好的同学也闻讯赶来。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去江西插队感到担忧：“你这么瘦小文弱，能行吗？”我心中的矛盾与痛苦实在无法如实相告，只是简简单单地回答说：“我想，能行。”除此之外，我再也不说什么。老师同学也不再追问，一起为我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完成行李的准备而出主意、想办法，大家分了工，各司其责。我说不出是喜还是悲，默默无言，唯唯诺诺地听从大家的安排，直到九点多钟，大家才散去，各自回家。

班主任薛老师说要送送我，就和我一起沿着嵩山路缓缓南行。老师再一次关切地问我：“对插队落户的艰苦生活，你有思想准备吗？”我说：“我是外农档子，我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薛老师又问了一些行李准备方面的情况，我见时间已晚，就让老师留步，早些休息。老师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下，又象是鼓足了勇气似地以一种沉重而缓慢的语气对我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太突然了，太急促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说不去，还是允许的。”我惊讶地望着老师，不知该说什么，脑海中刹那间又成了一团乱麻，“去，还是不去？”老师又说：“直到现在为止，你赴江西插队的批准书还在区毕工组，还没有正式下达到学校，所以，现在改变主意还是可以的。”老师静静地等着我。我抬头看老师，只感到在沉重的夜幕下、初冬夜晚的寒风中，老师的目光是那么温暖、慈祥。我心头一热，眼眶湿润了……。耳边又传来老师的亲切话音：“这是人生的大事，插队落户肯定要比农场艰苦，小费、小刘、小金他们的身体条件要比你强，你又比他们小一两岁，你可要慎重考虑啊！爸爸妈妈对你去插队放心吗？”一提到爸爸妈妈，我忽然清醒过来，一种强烈的“逃亡感”（摆脱“精神地狱”的要求）再次战胜了我：“插队去，到江西去，快快离开这样的环境！”再有，薛老师此时的处境也不容乐观，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已经开始明显地把清理阶级队伍的矛头指向了他这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倘若在此时刻我突然“变卦”，岂不给老师带来麻烦？然而，我不可能和盘托出我的全部真实想法，只是说：“早走晚走都一样，就到江西去吧，有那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呢。”老师似乎心照不宣地理解了我的内心苦衷，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多保重，注意身体……”他的双手是那么有力，和我握了许久许久……。

就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我的“政治待遇”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政审不合格”成了“首选对象”！如果说，我们学校4位“正选”的“首批插队落户红卫兵”虽然都不来自“红五类”，但还算得上“其他劳动人民家庭”；那么，到了11月16日突击完成指标而确定的4名，就无法用先前的道理来解释了：我是出身于“黑七类”，另一位同班同学是有海外关系的，还有两位就更“邪门”——不仅都是来自“资产阶级家庭”，而且都还是六八届初中生！重演了“六六届多余名额向六七届开放”的一幕。那个年代啊，阶级斗争、阶级阵线、阶级队伍、阶级觉悟、阶级教育、家庭出身、家庭成份……都是怎么一回事啊！至于这个“首批1000人”的群体中，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愿报名“，没有人做过调查、分析、统计。

那就是1968年11月16日，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自主”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最终决定；这是在嵩山路靠近太仓路的丁字路口，一幢三层楼房下，成为我跨出人生第一步的起点！从此以后，每当我经过那里，总会在脑海中重新浮现出那不堪回首的往事……。那栋三层楼，在我们下乡后若干年上海为解决居民住房的紧张状况而刮起“加层”风时变为四层楼。00年代从网络地图上发现，那一带已经夷为平地，尔后又盖起了高楼大厦，但是1968年那个夜晚的情景在我脑海中永远不会磨灭。

 

构思于1991年4月；初稿于199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