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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名小山的不远处有一个村落，一栋低矮的房舍里住着一个女人。每天日出和日落时分，她总是站在自家的门前，倾听黑龙江拍打江岸的声响，遥望那座无名的小山，遥望那山中被山林和荒草掩盖了的7座坟茔。 几十年过去了，她还守望着这座无名的小山，守望着山下那有名的坟茔。山上的树越来越密了，而她的头发越来越稀了；山上的花越开越鲜艳，而她的青春越来越枯萎。她总是忘不了那一天，也许就是为了那一天，她还要守望下去。 那一天是1970年5月28日。那时她还很年轻，是天津1968届初中毕业生，她所在的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三营二连就驻扎在黑龙江边。连里有一个打渔排，排里有一个由女知青组成的织网班，她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心灵手巧，很快学会了织网，而且成了其他青年的老师。后来她被调到附近的一个连队，去当织网班的班长。
5月28日这一天，她突然觉得应该回老连队看一看，她请假说回去取行李，实际想回去会一会小姐妹。她刚到连队，看见织网班的伙伴正在上船，要到十几里外的“渔房子”织网。她也跳上了船，在船刚要起动的那一刻，她突然想留在家里拆洗被褥。这时，站在岸上的北京知青贾延云说：“你不去，我去！”她跳下了船，而让小贾上了船。排长刘长发摇动小船，船上的7个姑娘雀跃着向她告别的时候，当时她真有些后悔。 傍晚时分，在她望眼欲穿的时候，天津知青杨大丰哭喊着跑回来了：“快去救人，船扣在江里了！”因为她在学校学过游泳，只有她游上了岸，刘排长和6个女知青全被冲得无影无踪了！全连人马沿着黑龙江边找边喊，她也在其中边哭边喊。 杨大丰对她说，这一天大伙可高兴了，3个小时就把大拉网织好了，然后我们划着小船到江中的小岛上去玩，一起唱歌，一起朗诵毛主席诗词，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晚上回来时本来要走山路，刘排长说，晚上路不好走，我划船送你们。那是一条小船，坐上7个姑娘，再加上刘排长就有些挤了。排长让我们去两个人跟另一条大船走，那船上都是男知青和老职工，谁也不愿意去。小船走到江中，风越刮越大，天也暗了下来。江水突然涌进船里，船上的人本能地都站了起来，这时刘排长喊：“不要慌，不要动！”不等我们反应，船就翻沉了……我游出水面时，听到有人在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回头看，那是章秀颖在喊，接着就听着战友们哭喊声，后来这声音也没有了，江面黑森森的，看不见一个身影，死一般地寂静。“我拼命地喊，可没人回答。我游上岸，爬上沙滩，就往连队跑。” 全连人找到天亮，一无所获。这件事惊动了整个兵团，也惊动了北京。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千方百计找到知青的遗体。对岸的苏方提出严重抗议，认为中国有意制造边境事端。接着这件事被上升为“政治事件”“排长刘长发带6名女知青投修叛国，留下杨大丰潜伏，并指使她慌报军情，以乱视听。”这个转业军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死里逃生的杨大丰也被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她整宿地睡不着觉，有时大哭，有时惊叫。全连的职工人人自危。当时黑龙江省正进行深挖“苏修特务”的运动，而地处黑龙江畔的黑河地区是这场运动的的重点。这个事件被定性为“苏联特务策划的里应外合的叛逃事件”。 大约半个月后，刘长发的尸体漂了上来。接着发现的是班长、哈尔滨知青许淑香，刘毓芳和李金凤的尸体是在对岸被苏方发现，又被送回的。孙艳漂到一个争议岛上，尸体面目全非，身上的一张照片证明了她的身份。章秀颖4个月后才发现，尸体完好无损，贾延云始终没有找到。 “叛逃事件”也没人再查了。他们被草草地安葬在连队附近一座无名的小山上，贾延云的棺材里装着她穿过的一件旧军装。 从此我们的主人公天津女知青俞宏茹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吃不睡，整天坐在江边哭，她说：“贾延云是替我死的……”她脸色腊黄，目光呆滞，被送到团部医院，又转到师部医院，诊断为肝昏迷。在小俞得病的时候，连队老党员宋钦柱，总让自己女儿去看她，出院以后小俞又回到了这个连队。老宋还是经常找她到家吃饭，连自家园子里新下来的西红柿、黄瓜、香瓜，都给她留着。 这时连里的老职工对她说，人家老宋对你这么好，你干脆给人家当儿媳吧！当时她听着脸都红了。
1973年7月15日，俞宏茹不顾家里的反对，在连队的一间土房里和老宋的儿子宋修江结婚了。当时她只有二十一岁，也许还不懂爱情，但是她在宋修江宽阔的胸膛上感到温暖，在宋修江有力的臂膀中得到安宁。成家以后小俞的病都好了。大家说，她比过去漂亮了。 以后的日子平淡无奇。在大批知青返城的时候，她没有走，说不清是舍不得老宋一家，还是牵挂着那无名小山上的7座坟茔。后来一个跑到江对岸又回来的人说：“我在老毛子那儿，看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给人家喂马，好像你们连的贾延云！”她总觉得小贾没有死，她要在这儿等着她。开始那几年，每到清明节，或是5月28日那一天，她总是和大家一起爬上小山，去给他们7个人扫墓。可是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少了，上山的小路也渐渐长满了树丛和蒿草，她想去也去不了了。 她成了守望者，每天早上和傍晚，她都站在家门口把那座小山遥望，她的泪水浸湿了枕巾。 二十年前，我偶然在黑龙江畔的那个农场的一个村落里看到了俞宏茹。她和农妇没有什么两样。她说，我是靠下江打鱼解决两个读中学的女儿的学费的。 那天，小俞和队里还留下的四个知青，请我在一家小饭店吃饭。我们都喝了许多酒，说了许多话。再后来我们一起来到黑龙江边。我们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话，望着那无名的小山，又望着天上悠悠的白云。江边很静，只能听到江水在哗哗地流淌。 我们在守望着什么？逝去的青春，苦难的岁月，还是那无名山上的坟茔？ 又是十年过去了，又是十年过去了。 这些年，我一直关心着在1970年5月28日遇难的那六个女知青和俞宏茹的情况，后来在网上看到在那次事故中唯一幸存的天津的知青杨大丰的文章，文中对遇难的每个战友的回忆，让我心潮难平，禁不住流下眼泪，那是些多么鲜活而美好的生命啊 哈尔滨姑娘许淑香，死那年20岁，是织网班的班长，我们亲昵地叫她“许香儿”。她长得漂亮，眼睛又大又亮，总是水汪汪地像一潭秋水般明澈。“5.28”沉船事件后，许淑香第二个漂上来的，她的姐姐和哥哥来处理后事。我们把她埋在了刘毓芳的身旁。 哈尔滨知青孙艳是我们的副班长，死时也是20岁。她个子不高，身体微胖，嘴巴撅撅着，笑时一对小虎牙俏皮地突出来。她跟打渔排的哈尔滨知青杨和国是表兄妹，她常去找他。因为他们是兄妹，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出事后，我才知道她们是恋人关系，遇难后，她的父母和杨和国的父母都来连队处理后事。家长们在连队熬了十几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失望地在6月18日离开连队了，几天后孙艳漂了上来。那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附近的老乡到岛上捡鱼干，发现她不全的尸首，凭她背包里有我们连队食堂的饭票，才知道是我们连的人。杨和国去认领时，因无法带回遗体，只好在岛上焚烧了。边烧杨和国边哭，然后他把骨灰用麻袋背了回来。后来杨和国认孙艳的母亲为干娘，照顾到终老。 哈尔滨姑娘刘毓芳死的时候也是20岁，她高高的个子，虎背熊腰的，五大三粗的像个“假小子”。沉船事件发生后，刘毓芳的母亲和继父来处理后事。她的母亲抱着毓芳的被褥在炕上打着滚哭嚎。刘毓芳的遗体是苏方在一个江中岛发现的，从衣服上看完全是她的，脸部开始腐烂了。我从她身上取下一枚毛主席纪念章，把她衣服各剪下一外角，留给她的家人了。 北京小知青李金凤死时17岁。她长得漂亮，皮肤白皙得出奇，永远是白里透红招人多瞧几眼。金凤心灵手巧，干活麻利，。沉船事件后，金凤的父母都来处理后事，7月1日，金凤的遗体也在苏方发现，已经高度腐烂，棺材里往外爬蛆……后来我回天津探亲，还专程去看望她的老父亲，老人比去连队里老多了，我心里酸酸的。我走时三番几次地回头看他，他佝偻着腰，频频向我招手。
章秀颖是我的同学、最好的朋友，死时22岁。她中等个，体态均匀。瓜子脸，杏仁眼，白白净净的脸庞，常显得有些苍白。她略带忧郁的眼神，常常放出沉静果敢的目光。秀颖死后，她的父亲和妹妹来处理后事的，当时家长都提出要追认自己的孩子为烈士，唯有秀颖的父亲提出：找到遗体后，把孩子们埋在一起，给他们立个碑。我返城后，曾和她父亲商量，要把秀颖的坟迁回天津郊区。可她父亲说还是让她和那几个孩子在一起吧！她的遗体是4个月后从黑龙江里漂浮上来的，当时遗体居然很完整。 北京姑娘贾延云死时也是17岁，她是我们班最小的，是个没心没肺的乐天派。事件发生后，延云的父亲忍着自己的痛苦还安慰我。后来我去北京去看过他，他还专程到天津看过我。我知道，他每天都在想着延云！看见了我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女儿。遇难的5个姐妹的遗体先后都找到了，只有延云没有找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从俄罗斯那边回来的人说，对岸的一个村子里有个中国哑巴姑娘在喂马。延云的父亲听说后，还到对岸寻找过，却失望而归。2009年，我们当时下乡的那个农场，要给那次遇难已经找到遗体的5 个姐妹修坟，我马上给农场打电话，请求他们别忘了贾延云。在我的恳求下，他们给延云修了个衣冠冢。这样延云也算回家了，6姐妹得以团聚。已经在黑龙江边安家的俞宏茹真的成了他们的守护神了。 感谢杨大丰让我知道了那次牺牲的6姐妹的音容笑貌，她还介绍了因为这次事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排长刘长发的情况。这个只有30岁的河南人是1966年转业的老兵。在部队时入党，立过一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 杨大丰说，刘长发心地特别好，特别善良。其实5月28日上岛补网就是为了让我们吃鱼丸子的。工作结束后如果按他的安排，我们应该上另一条大船，这样再大的风浪也没危险。可谁也没上男生坐的那条船，结果悲剧发生了。他和6姐妹一起丧生的，死后又成了罪人。他死后三天，她的儿子出生，那时他的女儿也很小，家里又没有了经济来源，他的老婆是怎样拖着两个孩子熬过来的呀！刘长发是第一个从江里漂浮一来的，当时就被埋在了不知名的荒山上了。2009年，我回去参加6姐妹墓地揭碑仪式时，听说前一年他的儿子把他的坟迁回老家了。我想，那些死去的姐妹可能更想永远和老排长在一起的。 黑龙江边孤独的守望者俞宏茹还在黑龙江畔的那座老房子里，和丈夫宋修江过着平静的日子。当然，每年的清明和5月28日，她会到6姐妹墓地为她们扫墓。有时，她也会去几十公里外黑河的“知青博物馆”，那里陈烈着“5.28”事件牺牲的6位战友的事迹，她去告诉远方的客人过去的故事，每一次她都泪流满面。 去年4月，俞宏茹去北京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女儿，可能她太兴奋了，突发心肌梗塞，被送到同仁医院抢救，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知青博物馆的同志在自己的网站发布了她的病情，众多老知青捐款为她成功地做了手术。7月，俞宏茹在网上发出了自己的感谢信，感谢几十个给她捐款的老知青，感谢他们又一次给她生命。她感谢的名单第一个就是她的老战友：杨大丰！ 在写这篇稿子时，我又打开了黑河的知青博物馆的网站，又看到了俞宏茹的消息：2012年的1月19日,知青博物馆的同志们到黑龙江畔她的家中慰问她，给她和老宋送去了一千元。 我看到了俞宏茹的笑脸，她竟比十多年前更年轻了！
记留在孙吴的天津老知青李家祯
他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子，天津人讲话，那是家里的“老疙瘩”。这个“老疙瘩”是理应得到家庭里最多宠爱的人，一个最应依偎在温暖屋檐下的人。但恰恰是他，在当年上山下乡的大潮涌起时，随潮起而进。十年后，当上山下乡潮退时，却没有随潮而归。他象一粒生了根的种子，留在了黑土地上。用一本描写扎根知青的书名来表述，成了“大荒羁旅”。他完全实践了当年激情岁月的激情号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今天，他的儿子30岁，他的孙子4岁，当年的一个毛头小伙儿，今天荫成黑龙江畔的一个家庭——他就是李家祯。 一 认识李家祯是很偶然的事，在编写《青春纪事》的过程中，收到杨挚颖大姐的文章《为六姐妹立碑——五·二八后记》，交流中她提到过还在黑土地的李家祯，并简介了他的情况，让我知道在黑龙江畔的孙吴县，还顽强地生活着一个天津老乡。巧得很，今年6月中旬，李家祯回津探亲访友，杨大姐以战友身份自然要请一下老李，并电话邀我们有空一起坐一次，这让我很兴奋。我知道李大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出身于平民百姓家，没上学，没当官，按他自己后来说的话，是个“一辈子没上进心、没文化、信命又知足”的人。但是，就凭他在黑土地上生活了四十多年这一条，就是“不普通”的人，因为普通的人们都随着1979年的知青大退潮，回到城里了。在千百万人的“从众”行为中，竟然不见他的踪影，这绝对是个性。所以，我给他的“普通”打了个问号。 在热情的寒喧中，我们见面了，面对一个中等个头，一双大眼，有点娃娃脸的男士，杨大姐介绍：这位就是留守北大荒的李家祯。这是一个很朴实、说话直白的人，说他59岁了，还真有点不象，没有想像中的沧桑态，倒象是邻家大哥。客套过后，我俩坐在一旁，开始聊听，他聊我听，我是有备而来的，带上了录音笔，更换了新电池，在我的眼中，他是我的“猎物”，当然不是第一个，而是第四十多个了。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了我的不礼貌，一屋子人我只盯上李大哥了，这不合适，于是一对一变成了桌上聊。家祯兄是健谈的，在喝酒吃肉的同时，许多生活往事也吐出来了；他是平和的，谈起哪一段经历都没有分外的激动或沉郁；他是快乐的，若把知足当作快乐底线的话，因为他不止一遍的说：“我没什么，一个平民百姓，不求上进，没有文化，也没有想入非非。信命，知足，老天爷不饿死瞎家雀”，“哪里黄土不埋人”。李是高兴的，他说在县里认识过天津知青县长，今天又见到你这个当局长的，有受宠若惊之感，没跟这么大的官接触过呀。李是知足的，现在的生活他感觉很幸福，过去有过几两的量，可能酒喝的多点，好日子太甜了，身体里有点“糖”多，得吃点降糖的药。一不留神，咱平民百姓也得上富贵病了。 二 1979年。 知青大返城风潮荡落，几十万京津沪哈杭和其他城市的一心想回家的知青们都在为返城而忙碌着。每天，每个农场，每条公路，每趟列车上，都有各地知青背着行李，托运木材、大豆、豆油等特产，离开连队、离开农场、离开黑土地。与轰轰烈烈的涨潮时不同，落潮是悄悄的，没有欢送的人群与热烈的锣鼓。 此时，在知青们已近走空了的一师三团46连，即红色边疆农场一个靠山的农业连队里，一个天津籍的知青正在着手做着另一件事，一件让许多知青避之不及的事——结婚，与一个当地姑娘结婚，那年他27岁。姑娘的父亲是农场一名普通农工，母亲是家庭主妇，姑娘是队上的同事。 此时，家祯的家里已经给他办完了全部的返城手续，他是拿着返城证明结婚的。 他应返城。那里有想他盼他的年迈母亲。那不是一般家境中的母亲，那是在他出生11个月后，父亲就去世一直就守寡的母亲，在母亲十年期盼的眼神里，流露的是双亲的目光啊。 他要结婚。这个与他明里暗里爱恋了四年多的“小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他对她不能无情无义，他要对得起她的爱。那年在食堂干活，腰不小心伤着了，是她给轻轻的按摩、针灸，她的一家人待他一直那么好…… 于是，在46连男女职工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种看似“奇怪”的组合：怀里已揣着返城证的家祯，做出了他“男子汉”的选择：又揣上了结婚证。要知道，那是应当办离婚证的的季节，多少人为了回城，以“假离婚”作掩护，好让真离婚安全撤退，而家祯是真返城加上真结婚。家祯说，他不结婚，咱对不起人家姑娘，他不返城，对不起望眼欲穿的妈妈。李脸上浮着些微的红晕，平静讲述着他当年的选择，换个人能撕心裂肺的选择！他把这水火不容的矛盾居然给结合起来了。 这真是个奇迹。——普通人的奇迹。 他该走了，她没有拦他，他已经是她的丈夫了，她放心了。她相信，她就是他的家。 他返城了，他没有带她，但她已经是他的妻子了，他安心了，没有自食诺言的他，可以心安理得的见妈妈了。 三 他带着远方的结婚证回来了，妈妈没有责备他。离开这人海茫茫的城里，一晃十年过去了。 1969年6月7日，这个河北区五号路中学初一学生坐上火车离城而去，十年后乘车而回，城市变得在熟悉中透着陌生。还是那个熟悉的家，十年了，它简陋依旧，面貌依旧。地处小刘庄的这间9平米的小平房，在他离开的十年间没有长大一平方厘米，还是当年砖瓦当年院，而今却容不下他了，不是从感情上，而是从物理上。狭小的家里住着妈妈、哥哥、嫂嫂和两个侄儿，为了住人，小小的院子已经搭满了，没有家祯的立足之地。家祯回述时感叹的说：那时家太穷了，实在呆不下去，更别说把爱人从东北接来，他硬要住进来，那就得有人搬出去。准确的说，他是回城了，但没有回家，他分到了四新纱厂，住进了工厂的单身宿舍。干了一年后，又调到了四纺机，又住进了四纺机的单身宿舍。
城市陌生的一面显现出来了，陌生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陌生的人群，让他处在重新适应的过程中。然而，这是极其艰难的。他已经不适应拥挤的城市，在那天高地阔的黑土地，呼吸似乎更顺畅，心胸似乎更敞亮。何况，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一位好姑娘，好媳妇……他象身在曹营的关公，心已经飞回黑龙江畔了。他意识到，自己虽然不是雄鹰，不需要那么广阔的蓝天，但就是一只小燕子，也要有自己的泥窝，有自己的飞翔。 “调到四纺机还真调对了，它给我带来了契机。”老李是这样回忆的。什么契机？重返北大荒的契机。在四纺机的同事里，有一个黑龙江的返城知青，巧得是，他和家祯一样，两地分居。他的爱人在孙吴——与家祯红色边疆农场很近的一个县城，在那里当老师。不一样的是，她是知青已经安排在地方工作的知青，她巴望着早一天调回到天津。家祯没想到，在返城后会在四纺机又等来了返乡的机会。李回城后，不再是知青而是工人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身份的变化，他可以与对方对调了，因为他是由劳动部门负责分配安排的人了。于是两厢情愿，对调的一切手续都办得很顺利。家祯说：“咱们实在呀，按说她从孙吴调回天津，得花点代价的，从天津调北京还有说法呢，何况从孙吴来，但是咱连一分钱、一盒烟都没收。”就这样，两个家终于团圆了，一个在天津，一个在孙吴。对这段在别人看来难以思议的历史，家祯的回答平静而无奈：家太小了，实在呆不下去…… 四 对调回孙吴的李家祯经当地劳动部门安排，分配到县五金交电化工公司，一干十年。其间，因为他是天津知青，当上了营业员，在天津这个大城市里肯定比当地人要有门路，有办法。为此，他多次回天津跑业务，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供给不足的条件下，给县里办过自行车、铁钉和其他一些小地方难办的物资。这期间，孩子慢慢长大了，上学了。妻子李淑萍也从农场调到了孙吴卷烟厂，当年一个县城竟拥有卷烟厂，也让人吃惊。生产叫“二门山”、“飞舞”等纸烟，不过始终不甚景气。家祯的日子过得平平静静，在这期间，孙吴的知青几乎走光了，剩下的不多几个，便自然亲近起来，成了好朋友，赛过兄弟的好朋友。在这几个朋友中，有一个“贵人”级朋友，在交谈中，李多次提到他，天津知青——孙吴县副县长冯××。 当初，李并不认识冯，两人不在一起下乡，认识冯是通过县上粮库的主任胡××，另一个天津知青。在那小地方，乡音成了一种特殊的信息，张嘴说乡音的，男的是哥们，女的是姐们，没的说。他与胡就是在街上相遇，通过一口浓香的天津话而相识相近相友的。胡主任下乡期间在哈尔滨粮校学习过，而冯××是他的同学，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介绍一吃饭一喝酒，得，哥们了。冯老兄从粮校毕业后，分回到黑河粮食局劳动科，后来进步了，到物价局当副局长，再后来当上孙吴县副县长。县长，大官了，他们三人加上一个天津人老陆，就成了格外要好的朋友。回天津探亲，他们搭伴走，好蹭县长的小车啊，车接车送和自己挤车可大不一样了。没事时，聚在一起喝点小酒，聊些闲篇，当然，也有浇愁的时候。成了好朋友，便无话不谈，家祯在企业里干腻了，想调调工作，换个活法。可老冯总是不答应：“调什么调？只要我在这里干一天，你就好好呆在这儿。”听了此话，家祯暗喜：有戏，有一天人家又升官了，我就可以动动了。果不其然，冯县长还真动了，不是升官是回家。临走了，县上领导关切地问老冯：看看，临走了，还有什么事，什么困难，我们给办。老冯说：“我个人嘛，没有事了，但这有个天津哥们，还在五金交电化工干活，要办就给他办个地方吧。”“这不区区小事吗，办，办。”很快，老冯走了。也很快，老李调到了县上工商局，端上了穿制服的铁饭碗。爱人也沾上了光，县卷烟厂早就不行了，工资开不出来，在县长帮助下，李淑萍调到县燃料公司，没上班，直接办退休，退休比上班还好呢，收入有保证了。遗憾的是，退休的好日子没有过长久，爱人得病了，食道癌。在那个小地方，治疗技术、手段都差点，发现晚了。家祯带着爱人赶到天津，在老冯的帮助下，住进大医院，找的名大夫，但肚子一打开，大夫就知道手术也不灵了，已经扩散了。从发现治病到去世，家祯记得清楚共118天。2001年，51岁的李淑萍告别了家祯和21岁的儿子，遗憾的走了。2000年，她和家祯刚刚在县城买了100多平米的楼房，装修刚开始，她就病倒了，随后南下北上忙治病，新家都没住上……然而，她又是平静的走了，和家祯在一起的日子是快乐的，她“娶”了一个知青，一个踏踏实实跟她过日子的知青，这在当地是难得的事啊。 五 从1969年到今年，家祯在黑土地上已经生活40个春秋了，他象一棵树在黑龙江边扎下根来。40年了，成长了40圈的年轮，少说也有碗口粗了吧，但在层层年轮包裹的内心，依然是浓重的思乡情结，这种游子情，外人很难理解。他从80年起，就是从“返乡”的那年开始，就坚持订阅家乡的报纸，先是天津日报，后来有了《今晚报》，又订开了今晚报。一年又一年，年年不落下，报纸成了让他天天回家的路。2007年，家乡报纸的电子版出来了，在网上看到家乡的信息更方便更全面了，这才不再订报纸。他几乎每年都要回津一次，坐在隆隆南下的火车上，他是一只留鸟，更是一只候鸟。 爱人走了，生活还要继续。两年后，经朋友介绍，李家祯又组成了新家庭，新老伴叫车雅梅。车的爱人死于脑出血，比淑萍还早三年，车独自带着女儿生活。为了不给孩子带来影响，个人的事一直没有再谈，直到女儿结婚了，成家了，车大姐才开始考虑个人的问题。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们走到了一起。我问家祯：现在住的啥房子？李说：“楼房啊。”“多大面积？”“原来住着108平米的，儿子结婚给他了，现在住在女方原有的楼房，80多平米，啥都有，和大城市的一样。”我忍不住问点隐私性问题，“新老伴咋样？”家祯说这有啥隐私的，挺好的，两人都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居家过日子，性格开朗，后老伴更实在，说话不拐弯。 家祯的生活是平静而安宁的，几年前利用一个政策，他从工商局退养了，用他的话说，给新来的大学生们腾地方。退养就是天津的“内退”，退养后拿着2700元的养老金，而且在一家银行补个差，绝对是小康级水平。儿子结婚了，有了孙子，和老伴感情很好，日子过得很甜美。平日里，爱上网，别看记不住事，还爱看书看报。闲来无事和朋友们喝喝酒、聊聊天。有时还挺忙碌，这不，刚刚送走一批从京沪哈来的返乡探亲的老知青，他现在是地主了，要尽地主之谊啊。经常有知青返乡，只要他知道，只要找到他，他必定是一番快乐的忙乎。年初，天津中老年时报记者探访当年落江而亡的六姐妹墓地，他踏着深雪带着到现场。整个孙吴，就他一个天津籍知青，红色边疆农场还有一个，这是真正的“最后一个知青”。 “李老兄，我去孙吴可有你这个落脚地了。”我对家祯讲，半认真半玩笑。而家祯认真了，“没问题，我盼望着你们去呢”他高兴的说。“到时，你看看我是怎么接待的，看看咱天津人在那儿过的怎么样！”他说这番话时，眼睛里放着光。 六 两天后，6月22日，家祯回孙吴去了。天津太热，热得他这个东北人受不了了。这次回津没带老伴来，也是因为她怕热。 再两天后，聚会时的照片洗出来了，看着照片上的人，真看不出都是“奔六”或60后的人了，家祯尤不象。笑眯眯的圆脸，亮亮的眼睛，透出一分平静、知足，还有一分舒坦，不象一只“瞎家雀”的神态。在城市的大墙内，许多有眼的家雀过得还不如他呢。 家祯是普通的知青。他没有什么因自强不息而创造出的骄人业绩，他是靠自足知足，靠随其自然，靠车到山前必有路，而把车开到今天的。他的知足、信命、“不上进”，其实是另一种生活追求，不太累的追求。要知道，这可不是少数啊，绝大多数人都是这种心态，不持这种心态的，也往往处在这种状态。不论你主观上是随遇而安，还是随遇不安。 家祯又是不普通的知青，整个一个孙吴县，只剩下他这“最后一名知青”，在人生的霜林醉之季，只见平常心，不见离人泪，难道还普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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