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知青运动中，云南知青在1978年底的行为，是最令人感叹的！他们是中国知青中最具革命性的，并勇于为时代承担为信仰献身的一群。他们必将为历史所追记。 他们以自己的明智与无畏的勇气，以求是求实的精神，表达了一代人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对经济濒于崩溃的现实，对国家、民族以及底层社会诉求的清醒认识与判断，并且坚定地行动起来。不折不挠，直至胜利。 他们在委婉的激烈，孤绝地坚持中，以群策群力，求得表达的权利。他们在上上下下、反反复复、柳暗花明的求索中，得到最大范围内的社会支持，并唤醒了民众的良知。 也许这一切，并非出于高深的哲学与政治良策，也许仅仅由于一种单纯的人性诉求，一种与故乡与家庭的撕裂中，渴望弥合争取骨肉团圆的简单愿望使然。如果我的这种评断，是接近真实的，则云南知青一群，在1978年底的行为，就不仅仅是可歌可泣那么简单，可说是一种伟大的人类行为。 那时的人们，大多处于思想昏聩之中，而他们，是最为清醒的一群。他们的清醒，在于他们在残酷同时精神荒凉与愚昧的社会生活中，发见了最现实的真理，那就是生存的权利与生命的尊严，是任何谎言与乌托邦承诺，不可能永远遮蔽的。 生存就是生存，生命应当有自由的选择，而非集中营式的强制性限定。所以，控诉与呐喊是一种自由，它天然地包涵在目的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觉醒，撬动同时驱动了决策者的社会认知，对当时政策的审视与检讨，并迅速地做出了回应，对政策做出了修正的同时，结束了一个时代的谬误。长期的乌托邦理想，终于以极大的代价，回归了现实。这一切，自然也归功于文革的结束，同时对文革作了坚决否定这一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系列重大决定，更在法理上，使这一民间行为获得了合法性合理性。 云南知青在1978年底的这一行动，无疑道出了知青运动这种反人性的本质，在底层社会的认识。其实，这种认识并不需要做太多的理论论证，违背社会常识的残酷现实，早已在似是而非的说辞与宣传中分崩离析，早已在社会良知的围堵中百孔千疮。互相矛盾的社会现实，正在激发相应的波动。云南知青只不过率先做出了反应。这是一种受压迫的本能。它触动了社会神经并顺势而为，演变成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历史应当真实地记下这一笔。 由一场民间的死諫，促成了一种社会进步。云南知青一群，他们在某个历史拐点的突然转身，给新中国史，平添了许多深有意味的话题。将近四十年了，这个话题时时再度发酵，至少在历史与文学范围内，被不断研讨。 1984年，我在西双版纳知青作家笔会上，认识了几位北京的云南知青，也见到了几位参与上京请愿团的当事者。在云南一个多月时间里，所到之处，都可嗅到1979年的烟火味。当时，时间才过去四五年，事情并未远去，一切记犹新。那时，南线战争还在继续，与这场战争同步的知青请愿事件，有些参与者正在前线，本该回城，却半道上了战场。用同一滴血，点染两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能真实概括知青这一代人的历史真实与文化性格的重大题材。可惜我不是具体事件的亲历者，我渴望有亲历者来讲述呈现这个故事，把最真实的一面留给世人。我盼望云南的知青作家站出来，予以记录。关于这方面，我在《中国知青部落》序言中，有较详细的记叙，不赘。 1987年，以此题材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中国知青部落》写成，于1990年出版，并改编为八集电视剧，于四五清明，在中央电视台于午夜时分，分三次匆匆播出。这部小说一版再版，二十多年间，再版八次。但小说是文学，并不承担事实。 记得那年，《中国知青部落》电视剧在梅地亚首播，整整一天，几百位作家、评论家和影视界人士莅临。冯牧、陈荒煤、白桦、张洁、张炯等无不泣泪。在场者大多有子女或兄弟姐妹当过知青。其情可鉴。 三年之后，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以接近事实的报告文学方式，记述了这一事件。再后来，他的《中国知青终结》及刘晓航的《我们要回家》等等，以口述实录的方式，对此事件题材不断深入。 文学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事实，前者是消解性的，后者是保存性的。它们之间有互通，但并不拒绝对立与拒实。文学不等同于历史。所以，纪实没有苛责文学的权利，反过来，文学也不必为事实担责。但严肃的优秀的文学，向来睥睨任何戏说的文字勾当。 在重现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同时澄清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模糊及可能产生的拓扑效应方面。这本《在命运的交响曲中突围》，是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的。 在这个曾经彻底颠覆并改写中国知青运动方向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亲历者的历史叙述，具有強大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尽管所有的历史叙述都仅仅是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叙述。它们依然不是历史的全部，要成为信史，还需要更多的亲历者、历史学者的调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本书，可能比任何文学作品包括报告文学，更接近历史，更直接地触摸且嗅到事件的味道及呼吸。幸好事件的亲历者大多健在。真相尚有呼吸，仍活在记忆之中。作者的笔触是活的，蘸着污血且锋利地切割着时间。一切都还坚实地附着期望与期许。 我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但我是最早的关注者和为之呼吁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小萌说过：《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大胆地突破了一个社会性话题的禁忌，为一个长期被视为‘敏感’的话题争得了谈论、表述的合法性，具有社会意义。”即便如此，我依然没有资格去评判事件与事实述略上谁是谁非。我只有听从心与良知的召唤，宁可信任亲历者这种带着深呼吸的倾诉，即便这种倾诉，有自我倚重的倾向，但至少它们是有温度有切肤之痛的。 1978年底的事件已成历史及文化的研究资料，现实对之的记取是深刻的，因此的文学缅怀也还在未来，它的文化影响未可限量。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亲历者沉默了近四十年之际，这本由亲历者讲述的实录，令人鼓舞。话语权终于真正地落到亲历者身上。他们无所顾忌地还原以及真诚地描述。读者及史家，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一定还有不同的叙述，一定还有与之相左的说法，一定还有不同视角不同立场不同机位的观察与评判下的所谓事实，一定有许多遗忘或遗漏。但这就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有什么可遗憾的？历史就是如此的矫情，矫情得如此粗野粗糙。在大历史事件面前，个人显得渺小，集体又过于笼统，任何言之凿凿都可能受到质疑，受到莫名其妙的举证。所以，任何时候，任何代言，其实是很虚弱甚至虚伪的。集体的发言与发声，正在丧失它的公信力，而个体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日益显示了它的意义与价值。 时代在变。当年的英雄，正在渐浙褪去光亮。当年扑朔迷离的事件，真相正在剥离中露出面目，评价也大不相同。原来的正确光荣与伟大，正在显示平常平庸和平淡。 人亦在变。不再因一句口号，便激动得舍生忘死，为了一根流水冲走的电线杆，而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伟人自有伟人的庸俗，而庸人亦自有庸人的伟大。从神到人的路，人类走得太漫长，而从人到神之路，却又短得只有一个瞬间。这就是我们始终要坚持真实，同时又在追求着真理的原因。 我不想具体地去分析评论这本书。它的价值已凸现在它的文本形式中了。至于其中的内容，非亲历者难以鉴别。好在历史已天然地赋予那一代人，一个知青的名份和时代给出的内容，一个无法扭曲的知青立场。 作为同时代，同命运的同路人，我能够理解在同一事件中，知青们的分歧与争论，包括功过之争。因为一切都于变动之中，不变的只是，我们共同为人，有普世的良知，有知道并分享真相的权利。我也希望，知道这个事件抑或对此一无所知，完全不闻不问的读者，能够耐下心来，读完它。红袖添香也罢，痛心疾首或穷极无聊也罢，权以一种追忆的方式与情怀，为逝去的一代，告知一点晚近的消息。 他们惦记着历史，期望为历史留下一座无形的方尖碑。这，没有对或不对。 我只想说，应该有更多人，来为那个无知无味无情的时代负责。为愚民买单，为殉难者立碑。碑上写着：此为炼狱，止步。 2016年11月21日 写于南宁——广州 D203列车上。 （本文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供讨论、研究。）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