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虹天地编者按： 上海最庞大的知青团体是上海市属国营农场的农场知青，有44万之众，占上海知青人数近40%。其中1968年起进农场的知青分为老三届（66、67、68届高初中毕业生），中三届（70、72、73届毕业生）和新三届（74、75、76届毕业生）。唯独就是没有69届，因为那时“一片红”，他（她）们几乎全部去了外地的军垦、农场和插队落户。） 应当说69届知青是最庞大、最特殊、经历最坎坷的知青群体。本文作者是69届知青，此文基本上反映了69届知青的概况。 如果说到“知青”这个只有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代表了整整一代人坎坷命运的名字时，人们自然而然联想到的是“66、67、68”这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老三届”，而很少有人提到我们69届。 而实际上，我们69届初中生不仅和68届毕业生成了“一片红”（毕业分配全部去上山下乡）的光荣花，更重要的是我们69届初中生文化程度最低，去农村的人数最多，在农村的时间最长，上山下乡时年龄最小的一届。 当然之后的70、72、73、74、75届，虽然也有去农村的，年龄也是很小的，但他们的毕业分配是“四个面向”。就上海而言，他们到农村，基本上是上海的市属国营农场，而且时间也没有69届那么长 由于在农村的时间最长，所以我们之中的更多知青在农村生活吃的苦也更多，对于农村生活的体会也更深。 一般来说，“老三届”更多的含义是指“文革”初期在学校“停课闹革命”的“红卫兵”，他们是运用“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直接参与“文革”的急先锋。而“红卫兵”的一切所作所为，“69届”以及后来的几届初中生由于都是“小屁孩”，而被排除在外。 “69届”初中生更多的含义就是“知青”，他（她）们在1968年到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人数最多、在农村时间最长的“知青”群体，69届的这一届最具有知青的代表性。 69届初中生的特殊时代背景 50年代初，是新中国诞生不久开始进入一个改朝换代的时期。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地焕发出了火红的热量，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对新生活激发出了极大的热情。与此同时，迎来了一个人口出生的“光荣妈妈”高峰期。人口的高出生率，客观上造成了5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孩子们，必然经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而这批“光荣妈妈”的产物——最早的一批，就是1953年(生肖蛇年)出生的，后来成了上山下乡一片红中的“光荣花”——69届知青。 就以徐汇区的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来说，69届又是历年来学生最多的一届，竟然有14个班级，并且每个班级都有50个学生之多。69届初中生在“一片红”毕业分配政策下，几乎是一个不留地统统去了农村。难怪仅仅1970年这一年，就有12万上海69届初中生被“一片红”送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统计记录。 69届初中生，严格地说仅仅是一个小学毕业生。1966年小学毕业前夕，国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当时他们还是个懵懂少年，面对突如其来的一切，唯一能感受的就是街上闹哄哄的，大批判、大辩论、大批斗……学校老师不能再上课了。在将近停课一年之余后，按照当时“就近入学”政策，被送进了中学。 初中的两年多中，基本上没有接受连续的常规文化课教育。学工、学农甚至学军，一晃两年多过去了。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的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号召发表后，全国出现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上海的68届和69届初中生，他们的毕业分配政策被规定为“一片红”，也就是全部到农村去。 69届初中生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他们在文革初期的所谓革命洪流中，是被抛弃在一边没人管没人问的——既不能参加“革命大串联”，又不能加入“红卫兵”争当革命的急先锋。二是进入初中后没有接受过一天正规的初中数理化等文化课的学习。三是毕业分配全部去了农村，全部成了知青。  69届知青特殊的上山下乡经历 从1968年到1978年漫长的农村生活中，69届知青中更多的人在农村的时间是最长的，他们见证了中国农村的风风雨雨。其间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0至1972年。 对中国农村的贫穷与困苦，对广大中国农民在农村日出日落的劳动，对发生在他们自己周围的事情，很多时候表现出：在认识上是模糊的、肤浅的，甚至是无动于衷的；而客观上对农村更多的事物感到新鲜，表现出跃跃欲试的冲动。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69届知青还不满20足岁，还保留着学生时代的天真，所以在广阔天地里更显得没有任何束缚。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的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劳动的考验。这个阶段他们在农村中表现出更多的是被动的劳动和生活，也是接受农村生活教训最多的阶段。人生的第一次和第一步都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的，所以这段生活在他们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记。 第二个阶段：1973至1974年。 从时间上来说这个阶段仅仅只有两年，但从69届知青离开城市到农村生活，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个阶段几乎所有的知青心态都开始发生了变化，普遍地开始为自己的知青人生命运深深担忧起来。周围的情况发生了更多的变化，很多知青开始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跳出农村、脱离知青生活。病退、女知青结婚嫁人、投亲调动等等更多的情况开始发生。 由于当时国家的贫穷，即使是城市人的生活也都在最低的生活水平线上，所以导致社会上出现了普遍的“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在有限的知青招工招生上调机会面前，知青间常常为了一个名额，力争得尤为激烈。当时城市学生毕业，尽管不再是“一片红”，但还是继续不断地有新的人群加入到知青队伍中。现在老的知青还没有走掉，新的知青又来了。 69届知青在农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很多69届知青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自信心，很快被现实所击倒，生活的未来显出更多的是无望。也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全国知青问题大暴露的现状。 1973年福建省一位知青的家长“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大胆地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包括他自己儿子在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艰难状况。4月26日，毛泽东给这位家长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复信后，中共中央于6月21日发出了［1973］21号文件，国务院也于6月20日至8月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之后的一段时间，知青生活得到了社会很大的关注。 第三阶段：1975至1978年。 应该说这也是知青们在农村最为艰难的时光。无论是从个人的思想和精神，还是从人对物质的需求上，都表现出一个知青在漫长的农村生活中，已经到了麻木和无所适从的时刻。他们几乎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完全融入到农村的村民中去了，出工、干活、记工分。也正是这样，知青们对身边的村民们、对周围的田园村庄普遍都有了深厚的感情。知青间的共同命运和经历也使他们的心态变得平稳起来，共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有了深深的知青情结。 在1978年后的知青大返城中，69届知青同样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值得反思的是：当年69届初中生在“一片红”的分配政策下，去农村的时候是义无反顾的，去得最坚决；而在大返城时，69届知青也是回来人数最多、离开农村最彻底的群体。大批69届知青的回城，又面临着住房、就业的更大压力。他们将面临着人生博弈又一个战场。 69届知青是中国体制变革的阵痛中受伤最重的一代 知青大返城和全国恢复高考后，知青的命运自然有了改变。而69届知青在恢复高考时，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对于“老三届”知青小一些，似乎还有优势，但实际上，由于69届知青的数理化文化程度最低，甚至是“零”，所以就恢复高考来说，实际这扇门好像是为“老三届”开设的。更多的返城69届知青是通过顶替才有了回城后的工作，生活才开始稍稍步入稳定……由此最终的结果，69届知青就成为了中国体制变革的阵痛中受伤最重的一代。 当69届知青生活刚刚回归正常、自己做了家长之后，他们的子女大都集中在2005至2008年这三、四年中大学毕业，由于高校不再毕业分配，其后代在需要就业或寻找工作时所面临的困难，也是最多的。  当我们在回眸反思知青岁月的种种酸甜苦辣与磨难之时，但我们依然会不忘初心、自强不息地开拓进取，在新时期发生历史巨变的条件下，积极地面对未来，建树自己最有价值、最有现实意义的夕阳人生。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