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每个个案，有痛恨杀人犯的，也有幸灾乐祸认为医生该杀的。凡是同情杀人犯的，本人或亲属或多或少都可能遭遇过医院的盘剥或怠慢。尽管在医院的遭遇跟医生可能有直接关系，但更大因素可能是体制上的或者医院管理方。可是患者的仇恨却无不发泄给了医生。

既然患者杀医生不再是偶然现象，人们不得不思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声音最大的，是医改的两派都拿此当论据给自己的观点寻找支持。市场派认为公立医院垄断造成了效率低下和服务质量的下降，而反市场派则认为医疗市场化鼓励了唯利是图，造成患者被医院盘剥和由此产生的怨恨。如果非要在医改上采取立场，作为自由主义者，我肯定是支持市场派的。但是，即便市场派的学者完全占据各级政府的卫生部门领导职务，医患矛盾仍然难以解决，患者杀医生的现象还会继续下去。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丧失了基本的规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丛林规则。根据霍布斯的丛林规则理论，每个人跟每个人都可能是敌人。在这样的社会相信别人的人最容易受害。所以在丛林社会最缺乏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在医患关系问题上，核心的关系恰恰就是信任。因为信息不对称，患者只能完全信任医生。但是在丛林社会，体制鼓励医院的短期寻利行为，医院则鼓励医生盘剥患者。尽管大部分医生也是有良知的，但他们的良心标准已经退化不少。比如医生都知道吃药好于打针，打针好于输液，但是现在城乡几乎每个医院都很少肌肉注射，不是吃贵药就是输液。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不信任是普遍的，一旦患者产生了人财两空的后果，就本能的认为是医生把自己玩弄了。即便是只有1%的人财两空患者家属诉诸暴力，考虑到中国每年重病患者几千万的基数，杀医生就成了大概率事件。 

按照反市场派的医改思路，医疗应该完全回到计划经济，也就是价格完全由政府定为低价，医护人员也都低工资，完全排斥民营医院。但这样做造成计划经济时期医疗资源极度短缺，医生和设备都不够，走后门严重，服务质量也很差，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实际上被排斥在公立医院的服务范围外。回到计划经济老路等于引鸩止渴，也许可以暂时缓解医患矛盾，但是导致的看病难弊病更大。

市场派要好一些，开放医疗市场会鼓励民营医院的成长，尤其是放开教会和慈善机构举办非营利医院更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在丛林社会里，民营医院照样不会按照预期的轨道发展。从技术上讲，中国实现不了食品的安全生产吗？市场经济这么多年为什么竞争机制没有把假冒伪劣驱逐出市场？这是劣胜优汰的大环境造成的。现在我国的民营医院总数并不比公立医院少，但唯利是图表现的更加赤裸裸。至于各种真正的非营利医院，考虑到政府也是丛林中的一员，就如同对待NGO一样，它不可能让你成长做大。

丛林社会的原因，是因为区别人类社会和兽类社会的基本标准——法律——被工具化了。在国家机构中，政府是行政机关，也就是执法机关，但是因为谁都知道的原因，各政府部门向来是把上级党政命令置于法律之上。最终法律沦为和金钱一样的工具。有能力操纵法律的人借此渔利，而聂树斌那样的底层民众则容易变成法律的受害者。那些真正追求公义、拿法律死磕的律师们反倒成了“犯罪分子”。既然从顶层开始，为了利益谁都可以不顾公平和法律，中国自然就沦为丛林社会。 

丛林社会的基本现象就是每个人都把其他人当作潜在的敌人提防，我在深圳这个移民城市感觉尤其明显。比如到街上你借人手机打个电话，基本上你是借不到的，因为每个人都要防备你，也许你会抢他手机，也许你会利用他的手机搞诈骗。政府同样可能给你设局。深圳市在路边划了很多停车位，表面上看似乎是给市民免费停车做好事，实际上不明就里的车主只要停车没有马上用某软件缴费，不但要补缴两倍高额停车费，还要以交通违章的名义罚款500元。你只有时刻把正腐当敌人加以警惕才有可能不跳进坑里。根据官方给出的泊位内违停数据估算，深圳2015年光路边车位内停车罚款就大约1.5亿元。

中国就像一个全身腐烂的重症病人，只有脸面和衣服还看得过去。患者杀医生仅仅是这个巨人衣袖里流出的一滴脓血。强拆、电话诈骗、地沟油、毒奶粉、天价房、70元养老金、上学难、滥施暴力等无不是在其他地方透出的血污。在这块人人为敌的土地上，爱党爱国、无私奉献、正能量，无非是忽悠别人给自己服务的工具。那些真正追求自由和平等的人，在丛林社会里只能被逆淘汰。

患者杀医生的后果之一肯定是医疗资源的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安保措施更多，患者负担更重。在一个背弃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丛林社会，谁来主导医改也无能为力。短时期来看，就如同虱子多了不咬，丛林社会还可以继续。长期来看，除了凤凰涅磐式的重生，中华民族很难有其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