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7日，我18岁生日刚过两天，别离上海下乡到六千多里外的北大荒，落脚在嫩江边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团十连。不久我调离了连队。后来我才知道，连里有好几位解甲归田的老战士，他们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立过功，受过勋。心不禁为之一震！——这些人我认识呀，可哪看得出他们曾有过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不凡经历？也从没听他们讲过自己的故事，他们和别人没什么两样，就是普普通通的农场职工……

我还格外地多了一份自责和羞愧，因为在连里和以后调到机关，我一直负责宣传报道，最有条件采访和讴歌这些老战士，可我却连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都不知道！
1990年，我在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当记者，和同事蒋耀波一起，对两位隐没在社会底层40年之久的“活烈士”进行了采访。甫一接触这个线索，我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了十连那几位默默无闻的老战士，也想起了留存在心里的那份自责。于是，这次采访平添了几多动能和激情。

两位“活烈士”，就是魏巍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列出的烈士名单中的两位。1950年11月30日，惨烈的松骨峰阻击战硝烟散去后，在清理烈士遗体时，意外发现有3个人还有微弱呼吸，立即送回后方抢救，历经数月反复，竟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在战争这种特殊、异常的环境里，发生差错的事情是难免的。但令人感叹不已的是，魏巍的文章不仅传播广泛，还编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在这么大的“动静”下，三位误被列为烈士的事却“平静”地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痊愈后回到了各自的家乡，默默地工作和生活着。漫漫35年之后，1985年9月6日，三人中的胡传九在大连病故，遗物中《革命军人证明书》等物件“暴露”了他那段战事经历，然而，英雄已经不能述说自己的往事。又过了5年，1990年，其余两位中在黑龙江省巴彦县粮库当工人的李玉安被意外“发现”。

李玉安说了“起因”：儿子想当兵，想到我的老部队去锻炼。我67岁了，动过几次大手术，体格一天不如一天，回老家后从没和部队联系过，梦里尽是部队的事，真想回去看看，否则怕没机会了。可不承想回到部队，人家作了核实，说“了不得”，老李是隐姓埋名的“活烈士”，是“英雄”回来了。事情就这样闹大了。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心里很不安，要想到会这样，我就不回去了，这给组织添了多大麻烦！

李玉安“暴露”后，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农村务农的井玉琢也被当地政府“挖”了出来。其实他俩早知道自己的名字上了课本。孩子拿着课本问，这个名字是不是你？李玉安一听课文，可不就是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但我背过身，说是重名重姓。”

生离死别，各偏一隅，他们只知道自己活下来了，并不知道还有“烈士”活着。我们把他俩请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四十年后再相见，两位老人一眼就认出了对方，先是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接着两个人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李玉安望着井玉琢满脸被汽油弹烧伤留下的疤痕、烧得不剩几颗的牙齿、只剩一小块的左耳和严重变形抽搐的左手……井玉琢则抚摸着李玉安因胸口中弹三次手术留下的条条伤疤……此景此情，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我们满怀激情地写了题为《超越死亡的对话》的通讯。
仅仅过去六年和七年，李玉安、井玉琢先后故去，魏巍也于2008年8月24日远行。这个团队终于在天国真正地团圆了。我心里略感宽慰的是，为这个动人故事的完整讲述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老战士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参照物”，就是死去的战友。这是他们几十年来心静如水的原因，也是他们始终保持淳朴清正的本原。扩展开去，生活在祖国山南海北的李玉安们、井玉琢们和类似在十连务农的老战士们，有多少呢？不是战士的“战士”又有多多少少呢？正是无以计数的他们无怨无悔、踏踏实实地艰苦努力，才助力着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向前迈着步子——他们不是我们应该给予热切关注的国家基石、社会脊梁吗？

大地永远是丰厚的。只是我们不要被覆盖在它们上面的荒草和顽石遮蔽了眼睛，透过表象，深入下去，走到他们的心里去，是会有脚踏实地的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