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刘珠耀访谈录节选（三）

3、54连六年半

D：兵团建制存在共8年（1968-1976年），8年后改为农场，兵团一师三团恢复原红色边疆农场旧称，我所在的三营成为三分场。我在原先的兵团及后来的农场一共呆了九年半。前6年半的时间我是在农业连队54连度过的，头两年半先后担任班长、副排长、司务长，后因不愿听任某任连长搞鬼被调离连队，自愿“削职为民”，普普通通的“农工”一干就是四年。下乡之初我曾一度有过较高的政治热情，后来的经历让我对许多事情都看淡了，安于当好自己的普通一兵。只是我当“兵”的那四年不尽人意，还有些不得安宁。因为角色转换和年龄偏长，我很想在后勤部门谋一份清净的工作，但始终未能如愿。
我是知青中众所周知的好劳动，哪个部门都愿意要我，连队里有点技术含量的木工、泥工都想收我为徒，我自己也不挑剔，但领导就是不让我闲居后方（后勤部门），而始终让我待在“前线”——农工排。可能他们不想瞎了我这块干活排头兵的料。这一来我的兵也就当得不像别人那么自在了。不带长字带半个班干活是家常便饭，我也不会计较什么。难堪的是，有一年排长回家探亲，放着三个班的班长不用，死活让我代理他的工作，说到个人相求的份上，容不得你推迟。无奈，我言明不管政治学习，只管工作安排。
期间赶上男女两个青年排斡“拉合辫”盖猪号，总指挥也是我。好在大家都“买账”，盖猪号时连女副连长都乐意放弃指挥权，甘当普通劳力。没想到这次情面难却的“代理”招致日后更多麻烦。
有一年冬季我好不容易争取到去马号顶替回沪探亲的同学喂几个月马，可是没过上几多清净日子，就被大喇叭接二连三地广播召到连部开会，让我带领一排参加全营水利大会战，并让我自己解决工具不足的问题，我气不打一处来，跟蛮不讲理的指导员闹翻了。
还有一年兵团下令各个连队必须建造防风厕所，我这个老兵被封了个“突击队”队长，在瓦工师傅的指导下，带领从各个班排抽调上来的突击队员们，用全连指战员们从当年日本鬼子营地地基中抠出的砖和从连队周边捡来的碎砖头等材料，建起一座像模像样的砖瓦厕所（可惜那时物资供应极其紧张，搞不到半点水泥，墙是用砂浆砌的，连蹲坑的地方都未能用水泥抹一下，大大缩短了使用寿命）。除了屡次无冕带兵搞生产建设，我还被领导点将参加过连队政治运动的“领导”工作——我是连队“批林批孔领导小组”的成员，脱产搞了一段“宣讲”。我的兵当得就是这么“事儿多”。
我爱劳动，会干活，干啥都能干好。俗话说，手巧不如家什妙。我是连队最优秀的几名知青釤刀手之一，我喜欢把自己日常使用的工具——釤刀、斧头、铁锹、锄头等收拾得锋利、轻巧、趁手，干起活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的工具常令战友们羡慕，他们常常请我帮他们“掂刀”（一种用小锤将釤刀刀刃敲薄的技艺），喜欢借用我的工具。为了寻找一根合适的粗柳条做釤刀杆或铁锹把（柳条富有弹性，做刀杆、锹把滑溜趁手），我可以走出好几里地。
直到1975年，我被团王副政委抽调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组，从此离开了工作、生活多年的老连队，暂赴46连工作。说起这位王副政委，他对我一直是个谜。69年是他带队来我们连队“整建党”，安排我参加了“材料”工作，还找我谈话让我写过入党申请，但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他也不找我谈话，却把我从青年排副排长的位置上挪任连队司务长。之后彼此再无联系，不知数年后他怎么突然想起我了。
更为奇怪的是，来到工作组时间不算太长，一天晚饭后，他问我，你想不想上学，我说当然想上学。我问去哪里上学，他说兵团农垦大学办育种进修班，如果愿意去，明天就动身。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我们天天在一个炕上睡觉，他竟然事前没有透过一点风。当时我正在洗衣服，湿衣服泡了一盆。尽管一年制的进修班不算很正式的学历，但在那个年代要得到这样的学习机会也不太容易。于是，第二天，我把湿衣服包起来，远赴千里之外的兵团农垦大学（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县裴德镇）。
育种班的学员大多来自各团的（种子）试验站，至少也是连队“科研班”的，像我这样无相关经历的人是极个别的。但我是老高二，在班里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在短短一年的时光里，我们学习了农作物栽培、育种、植物生理、植物保护和田间试验与分析（统计学）等方面的知识。因为我的文化基础好，理解能力强，我在班上一直是佼佼者。记得当时搞统计分析用的是手摇计算机，乘以1摇一圈，乘以2摇两圈……笨重而效率极低。我入学时带了一把计算尺，派上了一些用处，教统计学的老师尤其喜欢我。
(责任编辑：晓歌)

搜索

上海知青刘珠耀访谈录节选（三）

3、54连六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