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中学时我们只是一群14,15岁的少年。文革中红卫兵的疯狂时期已近尾声，我们还没有资格去参加那时疯狂的造反活动，只能站在一边观看，或连观看也没有资格，懵懂的我们只知道自己开心的玩耍，革命造反对我们来讲是个新鲜词语。后来中央要求各个中小学校的学生停止造反运动，各自回到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停学几年的学校重又开始有了读书声，每天又可以听见上下课的铃声，又可以看见学生早上走进学校，下午学生走出校门。 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刻走进中学的。我们的班主任就是施老师，一直带到我们三年级。第一次见到他时，是他来给我们班进行开学时的课前讲话，随即在班里就指派了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等，各个官员职责派放好后，这个班级里的小小的社会机构就一切按部就班地开始了运转。他那时还年轻，稍瘦的脸庞，纤弱细瘦的身子，讲话细声慢语，给人一种儒雅书生的感觉。用现在的语言就是很酷，很帅。班主任的工作很是杂乱，好在那时有几个热心于班级工作的学生委员帮忙。有些工作他不必亲自做，交给同学就行了。那时的学生还是非常听话，非常自觉主动的。从小受集体主义的教育，大家的集体观念较强。一切为个人行为的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施老师也兼我们的英语老师，记得他来上的第一课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这句万人皆学的口号。那时我们连26个英语字母都认不全，只好一边学字母，一边学口号，他念一句，我们就跟一句，我们看不懂国际音标，只能用最笨拙的汉字来记录英语发音。其他课程可以马虎，语文，数学可以怠慢。唯独这句口号更是不敢念错。后来又学了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两句口号念了半个学期，到一年级学期结束才学到workers，poor and lower—middle peasants和the Chinese People ‘s Liberation Army。往后的复习课程就是不断地重复口号的重复。第二学期中学习了一首英文歌，就是每天要唱的《东方红》。The East is Red(东方红）（从网上找到了这个英文译诗）直到现在还会唱第一段。 The east is red, the sun rises. China hasbrought forth a Mao Zedong. He amasses fortune for the people, Hurrah, he is thepeople's liberating star. 记得还有个“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英文语录歌，老师教了几次课，我们也学唱了好几节课，还没有挨到毕业就都还给老师了。直到从学校走出，来到社会，只知道那几句口号或连几句口号也忘了，更不知西红柿，香蕉，米饭，土豆怎么讲，那时的教材中没有一句日常生活用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生活是不足为先的。 那是一个欣赏手上厚厚老茧而不要知识的时代，那是一个高喊口号而畏惧知识的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暴力而蔑视知识的时代，那是一个力主破坏而压制创新的时代。学校的教材就是这样的，你叫老师又如何呢？老师们无不战战兢兢地教学，生怕一句不慎就会落入万劫之难。凡以政治的意识形态形式进入教学领域的，最终无不为教师和学生带来莫名的恐惧，学习的单调和无趣，一旦较真地对现实和理论进行追问，就会陷入自身的尴尬和矛盾。 临近毕业那年，又不能读书了，开始了学工学农的劳动实践，我们先到机床附件二厂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随后又到学校附近的五角场公社平昌街生产队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后来到共青森林公园参加劳动和军训，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最后在一片日光下的劳动声中结束了三年的学习生活。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度过那段岁月。那时已经没有高中，没有大学可上。中学毕业就面临工作的分配。随即就开始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十年的上山下乡的苦难生活。自上个世纪1971年我毕业离开学校，登上远去的列车后，就彻底远离了学校，和老师也就没有了联系，没有信件，没有电话。那时我是属于“黑五类”子女，是被打入“另册”的学生，能够坐在教室里听课就算天大的恩赐了。那时被打入“另册”的人，除了听课以外，只有夹着尾巴做人的份，更不敢和老师有多少往来和接触。 从学校毕业后，最后一次见到老师的是他把下乡通知单送到我家来。那天下午，因为还没有具体分配，空闲在家看书。父亲也在家休息。老师来了，招呼他坐下后，他从一个黑色的包里拿出一封粉红色的分配通知单。我知道那张粉色的纸上刻印着我的未来，真是又盼望又恐惧。盼望是有了工作的地方，恐惧的是要到什么地方去，那是个什么地方，将来会是什么结局。老师话不多，只是淡淡地表示慰问和勉励，讲你被分到外地工作了，好在那是兵团，是部队编制，基本生活有保障。以后离开父母一切都要自己理会打点了。继而他和父亲聊了起来，我走到旁边去了。他们聊了有一会儿。在整个聊话中他一直不停地咳嗽，我忙给他端来水喝。他用一块手绢捂着嘴咳个不停，拿开手绢后，我看见手绢上有了红印，问他是不是吐血了，他说没关系。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要走了，又去给其他同学发送通知书了。看着他慢慢地走下楼梯，这是一个孱弱消瘦的背影，谁知这一话别竟然要过三十多年后才再次见面。 十年后我们从下乡地又回到了家乡，一个荒诞的时代用十年时间划了一个圆，从原点回到原点，一切归零。随后的几十年，大家按照各自的生活轨迹，忙于各自的生存。终于有一次，接到秦晋同学电话，讲中学时的班主任施老师从美国回来省亲，想和原先少云中学三（九）班的同学们见见面，大家一起聚聚。在几个热心同学的张罗下，总算有了第一次的同学聚会，也才有机会见到分别了几十年的老师，看上去他比以前稍稍老去，但音容不改，依旧是那么的平淡，还是纤弱细瘦的身子，说话依旧轻声慢语。据说他是在文革后离开学校去美国定居，在那里开了个针灸诊室，给人保健看病，用以度日，生活应是不错。后来又有了几次聚会，那是他每一次从美国回来都要和大家一起聚聚，回顾当年学校往事。 岁月无痕，往事如烟，同学们也都进入退休时期，我们从年少青春的学生，到青壮年，到老年，时间的风霜在我们的脸上刻下了印记，痛苦和艰难填满了脸上的道道沟壑。而看着面前的老师脸上留下的印迹，分不出哪些是在大陆的风浪中刻下的艰难，哪些是在美国奋斗时印上的艰辛。 时间的过往和消失，将打磨掉世间的一切。 老师一生平淡如水，如今驾鹤远去。为师一日，铭记终身。毕竟那几句终身不忘的英语是他教会我们的。
写下这点文字，也算是对老师的一个纪念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