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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兄弟”到“同志”,毛泽东的五年之变

时间:2016-07-21来源:上海观察 作者:韩毓海 点击:
从1918年到1923年,短短5 年间,毛泽东由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无政府主义者,成长为替劳动者谋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是如何发生的?韩毓海新作《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记录了这一变化。 正像康德所说的那样,人类最震撼的秉性,就在于为他人而工作
      从1918年到1923年,短短5 年间,毛泽东由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无政府主义者,成长为替劳动者谋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是如何发生的?韩毓海新作《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记录了这一变化。


      正像康德所说的那样,人类最震撼的秉性,就在于为他人而工作,为后代而牺牲。马克思把这种人类的秉性,称为“人的类本质”。

      与人类共命运——正是马克思的这一宏愿,深深打动、震撼了毛泽东和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而用青年时代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就是“为天下受苦人贡献自己的一切”。

      从1918年到1923年,短短5 年间,毛泽东由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无政府主义者,成长为替劳动者谋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是如何发生的?韩毓海新作《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记录了这一变化。



     
      1918到1923 年间,世界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在历史的激流中,冥冥之中的那只巨手,几乎是猝然间将毛泽东托举起来,使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巨变。
 
      在这短短的5 年间,毛泽东的父母和恩师杨昌济相继去世,从此他的身边再无长者。
 
      在短短的5 年里,他获得了令他终生骄傲且心碎的爱情,他成为一个伟大女性的丈夫,也成为一个伟大儿子的父亲。
 
      在短短的5 年之中,毛泽东由湖南长沙的一介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随即又成为中国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由一个小学教员,成为中国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冉冉升起的新星、巨星。
 
      正是在此期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德国爆发了工人阶级起义,终结了“一战”,而中国则爆发了五四运动,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5年决定了毛泽东的一生,注定了毛泽东的人生不会在宁静的校园里度过,从此后,他便永远不可能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当一个“教书先生”了。而这巨变如风暴走过夏季宁静的原野,来得如此迅疾而猛烈,事先几乎毫无征兆。
 
      1918 年6 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成员先后毕业,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便是升学或者就业。新民学会的成员都是抱负远大的青年,他们的共同意见自然是继续学习深造,而且是出省乃至出国去深造。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遇摆在了他们面前—留法勤工俭学。
 
      留法勤工俭学这件事,与李石曾这个人物最有关系。李石曾的父亲是前清军机大臣李鸿藻。李石曾1902 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留学,毕业后在法国经商,办了一系列企业。李石曾因把中国的豆腐引进到法国而发了大财,但他的抱负却是要做一个有思想、搞文化的“儒商”。
 
      他和蔡元培共同参与“一战”期间负责招募和遣散中国赴法劳工的劳务中介机构——惠民公司的经营,并在吴稚晖等人的协助下,在巴黎办了一本《旅欧杂志》,宣传“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劳动互助,当时,这就叫作无政府主义学说。
 
      “一战”结束后,法国效法美国,想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并计划在法国办一所大学,专门吸收中国学生去留学。作为著名的华商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加之在中法两国的政界都广有人脉,这件好事就落在了李石曾的头上。于是,他专门办了一个银行,把法国的庚款存入其中,并创办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来经营这件事。
 
      1916 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即于当年聘任李石曾为生物系教授。1918 年6 月,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居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 号。而两个月后,即这一年的8 月15 日,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杨门弟子”一行二十余人,便浩浩荡荡追随导师而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省,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描绘毛泽东远行的油画作品
 
      他们是有备而至。
 
      按照当时民国教育部的规定,师范生毕业后需立即工作,不能继续升学。而此时的杨昌济则告诉弟子们说,他们虽然丧失了进入北京大学或中国其他大学深造的机会,但却可以去法国勤工俭学。
 
      经杨昌济的托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毛泽东等4 人,与李石曾在其位于香山的别墅见面。在看了毛泽东起草的赴法勤工俭学计划书后,李石曾当即答应: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分设于北京大学、河北的保定和蠡县。尽管执笔了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书,但毛泽东本人却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
 
      在1920 年3 月14 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说,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与批判;其二,是做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毛泽东不愿出洋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放心不下母亲的病。
 
      1918 年10 月间,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打扫卫生,并负责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为二三百元,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 块银元。1936 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念及此处,依然十分感动,他说,这8 块银元是李大钊的特殊照顾,8 块银元的“工资很不低”。
 
      1922 年7~9 月间,和毛泽东相识于学生时代的李立三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从法国回到湖南之后,便跟随毛泽东去了安源,开始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而另一个在罢工中协助毛泽东的人是刘少奇,他来自湖南宁乡。刘少奇少年奇才,因喜读书,且在家中又排行第九,所以绰号“刘九书柜”。
 
      李立三与蔡和森,既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校友,也是周恩来留法期间的学友。正像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就不能不从他们与易礼容、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说起一样,讲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能不追溯到他们与李立三、蔡和森的共同友谊。
 
      今天想来,日后那些改造了中国的“同学少年”,似乎生来即是有缘的。


 
 柏坡运筹帷幄,指挥三大战役
 
      为人类而牺牲自己——这是马克思17 岁时所写作文中立下的志愿,而这也是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
 
      1976 年9 月9 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当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李振翩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含泪写下这样的诗句:“仰望巨星今不见,长使世人泪满襟。愿化悲痛为力量,加紧服务为人民。”
 
      今天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新民学会那些“同学少年”,没有“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拳头”的李立三,如果没有善于经营、胆大心细的蔡和森、易礼容,如果没有立志“宁可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日不学习”的“刘九书柜”(刘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泽东当年向萧子升预言的那样,用30到40 年的时间就能取得全国政权,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长沙新民学会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一定会是另外的一幅画卷。
 
      毫无疑问,革命是惨烈的,政治是严酷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逃避惨烈与严酷。在信仰、真理、路线问题上,他们毕生都没有过丝毫的妥协与退让,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哥们儿兄弟,他们不是利益集团——而是为了真理而斗争的同志。
 
      同志——这是王阳明发明的词,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用这个词来称呼彼此。
 
      同志之间,只有信仰、思想、路线分歧,没有利益之争。


 

 

 《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韩毓海 著
中信出版社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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