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8年到1923年，短短5 年间，毛泽东由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无政府主义者，成长为替劳动者谋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是如何发生的？韩毓海新作《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记录了这一变化。 正像康德所说的那样，人类最震撼的秉性，就在于为他人而工作，为后代而牺牲。马克思把这种人类的秉性，称为“人的类本质”。 与人类共命运——正是马克思的这一宏愿，深深打动、震撼了毛泽东和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而用青年时代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就是“为天下受苦人贡献自己的一切”。 从1918年到1923年，短短5 年间，毛泽东由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无政府主义者，成长为替劳动者谋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是如何发生的？韩毓海新作《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记录了这一变化。 
1918到1923 年间，世界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在历史的激流中，冥冥之中的那只巨手，几乎是猝然间将毛泽东托举起来，使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巨变。
在这短短的5 年间，毛泽东的父母和恩师杨昌济相继去世，从此他的身边再无长者。 在短短的5 年里，他获得了令他终生骄傲且心碎的爱情，他成为一个伟大女性的丈夫，也成为一个伟大儿子的父亲。 在短短的5 年之中，毛泽东由湖南长沙的一介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随即又成为中国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由一个小学教员，成为中国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冉冉升起的新星、巨星。 正是在此期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德国爆发了工人阶级起义，终结了“一战”，而中国则爆发了五四运动，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5年决定了毛泽东的一生，注定了毛泽东的人生不会在宁静的校园里度过，从此后，他便永远不可能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当一个“教书先生”了。而这巨变如风暴走过夏季宁静的原野，来得如此迅疾而猛烈，事先几乎毫无征兆。 1918 年6 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成员先后毕业，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便是升学或者就业。新民学会的成员都是抱负远大的青年，他们的共同意见自然是继续学习深造，而且是出省乃至出国去深造。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遇摆在了他们面前—留法勤工俭学。 留法勤工俭学这件事，与李石曾这个人物最有关系。李石曾的父亲是前清军机大臣李鸿藻。李石曾1902 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留学，毕业后在法国经商，办了一系列企业。李石曾因把中国的豆腐引进到法国而发了大财，但他的抱负却是要做一个有思想、搞文化的“儒商”。 他和蔡元培共同参与“一战”期间负责招募和遣散中国赴法劳工的劳务中介机构——惠民公司的经营，并在吴稚晖等人的协助下，在巴黎办了一本《旅欧杂志》，宣传“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劳动互助，当时，这就叫作无政府主义学说。 “一战”结束后，法国效法美国，想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并计划在法国办一所大学，专门吸收中国学生去留学。作为著名的华商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加之在中法两国的政界都广有人脉，这件好事就落在了李石曾的头上。于是，他专门办了一个银行，把法国的庚款存入其中，并创办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来经营这件事。 1916 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即于当年聘任李石曾为生物系教授。1918 年6 月，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居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 号。而两个月后，即这一年的8 月15 日，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杨门弟子”一行二十余人，便浩浩荡荡追随导师而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省，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描绘毛泽东远行的油画作品
他们是有备而至。 按照当时民国教育部的规定，师范生毕业后需立即工作，不能继续升学。而此时的杨昌济则告诉弟子们说，他们虽然丧失了进入北京大学或中国其他大学深造的机会，但却可以去法国勤工俭学。 经杨昌济的托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毛泽东等4 人，与李石曾在其位于香山的别墅见面。在看了毛泽东起草的赴法勤工俭学计划书后，李石曾当即答应：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分设于北京大学、河北的保定和蠡县。尽管执笔了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书，但毛泽东本人却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 在1920 年3 月14 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说，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与批判；其二，是做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毛泽东不愿出洋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放心不下母亲的病。 1918 年10 月间，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打扫卫生，并负责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为二三百元，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 块银元。1936 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念及此处，依然十分感动，他说，这8 块银元是李大钊的特殊照顾，8 块银元的“工资很不低”。 1922 年7~9 月间，和毛泽东相识于学生时代的李立三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从法国回到湖南之后，便跟随毛泽东去了安源，开始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而另一个在罢工中协助毛泽东的人是刘少奇，他来自湖南宁乡。刘少奇少年奇才，因喜读书，且在家中又排行第九，所以绰号“刘九书柜”。 李立三与蔡和森，既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校友，也是周恩来留法期间的学友。正像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就不能不从他们与易礼容、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说起一样，讲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能不追溯到他们与李立三、蔡和森的共同友谊。 今天想来，日后那些改造了中国的“同学少年”，似乎生来即是有缘的。 
柏坡运筹帷幄，指挥三大战役
为人类而牺牲自己——这是马克思17 岁时所写作文中立下的志愿，而这也是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 1976 年9 月9 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当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李振翩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含泪写下这样的诗句：“仰望巨星今不见，长使世人泪满襟。愿化悲痛为力量，加紧服务为人民。” 今天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新民学会那些“同学少年”，没有“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拳头”的李立三，如果没有善于经营、胆大心细的蔡和森、易礼容，如果没有立志“宁可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日不学习”的“刘九书柜”（刘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泽东当年向萧子升预言的那样，用30到40 年的时间就能取得全国政权，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长沙新民学会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一定会是另外的一幅画卷。 毫无疑问，革命是惨烈的，政治是严酷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逃避惨烈与严酷。在信仰、真理、路线问题上，他们毕生都没有过丝毫的妥协与退让，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哥们儿兄弟，他们不是利益集团——而是为了真理而斗争的同志。 同志——这是王阳明发明的词，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用这个词来称呼彼此。 同志之间，只有信仰、思想、路线分歧，没有利益之争。  《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韩毓海 著 中信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