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第一天_老辰光

“还记得长征第一天吗？”年轻的本报记者大声问。
100岁的老红军苏景轼静静躺着，面无表情。他已无法言语，也听不见。
然而，在看到记者于采访本上一笔一划写下二字―――“长征”―――时，老人的脸奇迹般有了动静：先吃力地点了点头，颤抖着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又缓缓伸出手，握住本报记者赶忙递上的笔想写，却终力不从心停下。正当记者以为就这样时，刹那间，只见老人来回摩挲着采访本上的字，忽然就咧开了嘴，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脸上的皱纹如菊花般绽放……
长征，岁月回眸时饱含深情的一笑，战火纷飞中悲壮不朽的进发。
1934年10月16日，红军主力在于都河集结完毕，迈开长征第一步。此前在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红都瑞金出发，齐聚于都大转移。
这一天，于都河畔，人密马嘶，长长的队列行进在水波光影上。
这一天，苏景轼即将迎来他的28岁生日。到下一个生日时，他平均每80位战友仅约6人存活。
这一天，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战士们边走边回望河对岸那片红土地，放慢了脚步。8万人的被迫转移，茫茫然的悲壮出发。这位共和国元帅数十年后仍清晰记得，那时，“正当夕阳西下”。
于是我们知道了：万里长征第一天，长河落日，残阳如血。

这一天，王承登心里觉得有点怪。
这位当年20岁的兴国籍机枪队1班班长向本报记者回忆：他过河时已是晚上，夜幕下，605米宽的于都河面七八十艘小船搭起一座浮桥，挤挤挨挨的人影一个接一个往前走，静得悄无声息。
也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就想，这条河这么宽，过了就很难回家了。临河的百姓家煤油灯星星点点，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家门口看着长队，一声不出。他们见惯了，红军常常中午还在百姓家挑水扫地，晚上整整行装说走就走。就在这一天上午，一军团保卫局的童小鹏（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还和战友一起，如常将驻地群众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给水缸挑满水，割捆草到牛棚。下午，即开拔。
这一天没有人想到，这一别直到新中国成立。
于都河上的长队一连走了好几夜。时为红军前二医务所卫生班长的钟明对本报记者说：“人太多，我们当夜抵达，排到凌晨才过河。一长溜一长溜的队伍，全都不认识。”
92岁的老红军真房在本报记者问其番号时，脱口而出“红三军团6师17团，同志哥，我们可是‘兴国模范师’！”再问长征第一天，老人想了又想，还是只记得“是一个大月亮的晚上”，至于为什么出发、出发去哪，“直到陕北才知道，哦，原来是长征了。”
我们采访的老红军们几乎个个记得，这一夜，于都河上月明水静。可当时8万中央红军没有几人知道，这一天，万里长征就此开始。

这一天，袁林看着漫山遍河的部队，心里是有几分明白的。
他当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巡视员。凭着职业敏感，他从《红色中华》报署名张闻天的《一切为了苏维埃》文中，嗅出一丝新动向―――“文章说，保卫苏维埃并不是固定在苏区内消灭敌人，要打到敌人后方去。”
这是离长征仅十余天时，唯一公开发出的信号。
形势明摆着。袁林说：“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刚失败，大家心里都很烦闷，有人骂李德那一套洋玩艺在中国行不通。”童小鹏记得，前四次反围剿他老忙着处理俘虏，这一次却闲得发慌，全被派去修堡垒。可没有钢筋水泥，挡不住飞机大炮，苏区21县很快锐减为约8县。10月初，“形势越发紧张起来”，不走不行了。
可走也走得莫名其妙。袁林带着刚招募的六七百新兵拿着棍子梭镖急赴于都，只见漫山遍野的部队混杂大量辎重，连庞大的印钞机都带上了。大军日行十余里。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去军团首长总会当面交代任务，再紧急也打个电话，这次却只指定方向前进，而且一天一通知。为何转移？转移去哪？均不得而知。”
刘伯承回忆长征，用的是“猝然决定”。

决定者之一的李德，这一天未过于都河。
他自忆半夜至拂晓一直在与项英彻谈。于是，在中央红军已因一系列“左倾”瞎指挥被迫转移的最后时刻，却仍是由这位外国来的军事顾问，向留在苏区的负责人做最后交代。
黎明河雾，他骑一匹良种白马，又另带一匹马专驮咖啡香烟，飞驰而去。

这一天，毛泽东疾病缠身。
苏区已千疮百孔，他的意见不被采纳，却仍在以苏区政府主席的身份给留下的干部讲话。这一天，检点行装，他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两天后出发。
聂荣臻记得，9月中旬与一军团长得令秘密准备转移后，曾一起找毛泽东想问个究竟。而毛泽东却答非所问地提议：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图书馆如何？当时的他能说些什么。亲弟弟毛泽覃被留下（半年后牺牲），他也无法说些什么。

这一天，17岁战士吕青林因病被留在苏区。
当时什么感觉？“军人嘛，服从命令是天职。”他说。
雄心不已，吕老向本报记者说起往事语气纵横：“我们游击的范围很大！江西、福建、广东。没米就喝南瓜汤，睡觉习惯在河塘边，衣服是绝对不脱的，有时一个晚上得换好几处睡。”
从这一天起的数年，他的最高军事指挥陈毅几乎夜夜换地方。中央机关撤离瑞金的前一天，33岁的陈毅透过医院窗户看见探望的周恩来，这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此拖着枪伤溃烂的脓肿烂腿开始三年游击。

这一天，王泉媛已经出发。这位后来赫赫有名的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长告诉本报记者，她当时还在外县“扩红”，突然接到刘英一封“又”字形急信，遂夜行40里火速赶回瑞金，成为著名的30名长征妇女干部之一。而刘英自忆，也是在外县“扩红”时，毛泽东要她速回。
谁走谁留，生死攸关，当时就这么一线间。

这一天，红七军团将领粟裕正琢磨一份电报。
七军团7月离开瑞金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务后，一直困惑不解于“左倾”指挥者一系列脱离实际的电令。一天前，来电又令前往闽浙赣苏区，军团首长们整整研究了一天一夜，仍决定请示可否改去实际条件更利发展的皖赣边苏区。
复电同意。21日却又电令，还是前往闽浙赣。
粟裕后才得知，当时派他们北上的真实意图，是想以这支6000之旅，调开40万敌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困。可能吗？要是一年前蔡廷锴19路军福建事变时，能听毛泽东之计乘敌无暇向北突进，倒可能粉碎敌第五次围剿。而今，福建事已败，良机早已失。

这一天，红六军团战士刘德元死里逃生。
面对本报记者，刘老痛心地说：“我们1934年7月从瑞金西进，要和湖南贺龙红3军（后复称红二军团）会师，为中央红军转移打前站。可在甘溪陷入重围，全军被截为三段，大战三天三夜，师长龙云牺牲。”
眼看要全军覆灭！这一天，贺龙大惊，纵身上马星夜驰援，却鞭长莫及。
幸亏当地一个老猎人。刘老往事历历在目：“他带路，我们乘夜在一条人迹罕至的谷底水沟趟水前进。两岸荆棘丛生，水沟又深又窄，沟底坑坑洼洼尽是鹅卵石。走到天亮终于走出包围圈，与贺龙会师。”
说起会师那天，时为红3军20团战士的陶立功难忘：“六军团一位首长和气地说，‘小鬼，你这样小，回去算啦。’我立刻叫起来，‘我不小啦，我能跑路能写字，什么活都愿做。’周围的人都笑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任弼时。”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路线与六军团几无二致。

这一天，红四方面军战士瞿道文，在鬼门关前绕了个圈又回来。
瞿老对本报记者笑道：“那时敌人连续10个月对川陕苏区‘六路围攻’。我伤寒病重，却不得不被战友背着行军。那次昏死，人都进棺材了，坟坑也挖好。”幸好有人揭开棺材盖子最后摸了摸，发现心脏又跳了，一碗姜汤救命。
这一天，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已粉碎“六路围攻”，正筹谋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头等重任。

这一天，红25军医院看护员洪明贵所在的鄂豫皖苏区，中央特使到了。
洪老对本报记者回忆：“特使程子华带来明确指示，红25军战略转移。于是一个月后，3000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秘密出发开始长征，直到次年9月15日，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部队。”

这一天，蒋介石在干啥？
一天前的1934年10月15日，他踌躇满志携夫人从南昌登上飞机，前往西北视察。18日西安，23日成都。他的报纸称：“今年他们就要被消灭了。”他的计划是，回来就最后进攻。
可能最早在10月30日，他的阵营才开始意识到红军正实施重大行动。
长征第一天前夕，正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谈判的何长工、潘汉年，收到周恩来通知红军开拔的密电，只有七个字―――
你喂的鸽子飞了。

这一天乃至这个月，所谓有闻必录的《纽约时报》无一则中国新闻。直到11月9日，才有消息称4万军队正撤向西行。全文仅四行，登在第六版。

十月十六日晴午前，我们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政治处开会。五次反“围剿”以来，我军数战失利。连队思想情况较乱，埋怨情绪较大。这几天我下营、连和干部、战士交谈，大家都反映我们吃了堡垒对堡垒、工事对工事、死打硬拼的亏。突然接到命令，午后四时出发。我团为右路前卫。沿途群众端茶送水，依依不舍。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激动。―――摘自萧锋《长征日记》

就从这一天起，萧锋将军的《长征日记》，记了整整两年。
就从这一天起，英勇的红军日均行程37公里，跨越18条大山脉（其中5条终年积雪），渡过24条大河流，穿越方圆15200平方公里的草地，转战11省，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平均每行进一公里，就有三四个红军战士献出生命。
就从这一天起，中国革命开始从错误与失败走向伟大转折，走向最后的胜利。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其历程其真理其精神，不朽。

记住这一天，我们永远的出发。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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