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研究须“去意识形态两极化”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研究路径上必须警惕和克服“图谱化倾向”（亦称“脸谱化倾向”）和“意识形态两极化倾向”。前者主张坚持历史学史料为本的原则，即通过大规模开掘“深部和细部”的史料，力避既不着根基又不着边际的空谈；后者则指出当前关于文革研究往“左”和“右”两个端点上拉扯。“左”的倾向是“重要遗产”说，即认为文革具有人民自下而上追求平等的遗产价值，此属辩护思路；“右”的倾向是集体罪错说，即指认文革是高层政治集团的集体罪错，此属终极性的批判思路。两种倾向皆充满着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更令人担忧的是与当代中国政治的趋动紧密勾联。所以，我们主张文革研究应标示学术至上、学术独立的原则，与各种意识形态的特征实行切割，因为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立场”、研究的“方法”是可以剥离的。这就是说，即便“意识形态革命”是凸显的主题，却不可以是研究的引导和目的。

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在此，我以为去意识形态两极化有两个向度和两个关节点。

第一，研究文革运动时，去因参加不同派别而形成的立场和观点（也称“派性”）。别看文革运动过去40年了，在大大小小的文革人物，纠缠过往的人与事；牵引过往是与非，甚至沉浸于其间，耿耿于怀的大有人在。

这种情况尤其对有文革经历的研究者来说，无形之中会形成障蔽，许多民间文革出版物，包括口述采访都存在这种倾向。如果过多地依赖、引用这些材料，而不做“去意识形态两极化”的处理，肯定会影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

第二，要与当下关涉政治路线的“左”、“右”两路的争论进行切割。

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是对文革运动的拨乱反正。然而当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就浮现而出了。于是，在民间，尤其在网络上，甚或在学术界，大凡一个方针、一个政策，乃至偶然发生的一个事件、一个事故，除了官方的统发稿报道，多会引发广泛的议论和争辩。说到极端处，其观点之偏执，态度之激烈，语言之粗暴，几乎复演了文化大革命的形态（诸如“五毛党”和“带路党”之类的称谓）。

就此，我们要与当下的各类“意识形态两极化”的政治纷争保持距离，尤其面对一些直接关涉文革运动的话题，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或“左”或“右”的两路撕裂所干扰，一定要相信：“只有学术的，才是有力量的。”

一个关节点是：“去意识形态两极化”就是坚持“以史实探求真相，以理性总结经验教训”的立场和态度。作为文革史研究的学者，还关乎“本质性与多样性之统一”的关系问题。

一个老学者告知我的例证，大概可说明问题：有这么一对父子，父亲是文革前上海一高校的领导，儿子当时是小学生，现在也成为一高校的科研人员了。一次儿子在父亲家翻看相册，突然看到一张照片，是文革初父亲挂着牌子被批斗的照片，再定睛一看，发现揪住父亲的红卫兵正是自己学校的现任领导。儿子很恼火，对老父亲说：怎么是他，应该告到纪委去。但父亲对儿子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留住这张照片，我心里是非常感谢他的。那天是校领导集体挨斗，挂在胸前的牌子做得又大又重。我们一低头，胸牌上的铁丝就直接挂在脖颈上，勒得很痛很痛。结果这个红卫兵压低声音对我说，你不要动，然后趁会场上喊口号的时候，把那个铁丝拉起来，挂在我的棉袄领子上。后来又滑下去了，又被这个红卫兵拉上来。所以我是非常感谢他的。

其实，深入挖掘此类例证是不少的。这是“真相”吗?如何解读这种“真相”?

批斗确实反映了文革造反运动的本质属性，现在又开掘出了人性良善的细节。请注意，这些细节可不是用来否定文革运动残酷的本质，而是呈现、印证了“真相”的多面性和立体性。这就是说，探求文革运动（事件、人物等）的真相，不是浮皮潦草就可以塞责的，它还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深入到过程中、细节中去，既把握问题的本质性，又发现问题的多样性，并将两者统一起来，才能求得一个完整版的“真相”。

关于这个内容的第二个关节点是：每个研究者都是有倾向的，或者说是隐性的，只是表达的取向和程度不一样，提倡在文革研究中“去意识形态”，研究者隐性的观点和态度难道“空无”吗？

我以为，除了提示和警惕以外，就应该从原则和程序上来考虑了。回答如下。关于文革研究可以设定一个前提：每一位思维正常的文革研究者，应该认同1981年《决议》这个底线；每一位思维正常的文革研究者，应该认同改革开放的战略（问题伴随而存在）。按照一般的归类，所持政治立场，无非是“左”、“中左”、“中立”、“中右”、“右”等。所以，若是突破《决议》，若是否定改革开放，此问题也就很难谈下去了。当然，估计有人会反驳：你坚持所谓《决议》的底线就是“意识形态化”。若是这样的认定，那么首先是尊重对象的发言权，再提出学术化的“规则”问题。

由此，我认为关于文革研究学术化应该设定一个规则：这就如同法律上讲“程序正义”一样，即不管你持何种立场，你所研究的题目、使用的材料、论证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甚至包括论文的格式和语言，都必须以学术化的样态呈现。通俗地说，就是你如何书写？既不是空洞无物地叙述，又不是单向度地取材，更不能上纲上线地谩骂。要凭材料说话，要有分析、有理论，实事求是地讲道理。这就是以学术化的规则来倒逼“去意识形态两极化”。凡是文革研究者，都必须限制在学术化的规范中写作或者争辩。从这个角度说，学者的引领和示范的责任重大。

现在有“公共史学”一说，就是学术性质的小众研究如何通过各种媒体，以通俗化、公众化、普及化的形态进行传播。照理说，只有小众的学术性质的研究积累得厚实了，才可能有效地放射到公共史学中去。但文革研究的境况不是这样，学术性质的研究很难展开，属于公共史学范畴的文革叙事的表达不仅单薄，一派脸谱化的倾向，而网络上的杂说却层见叠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以为只有健康的学术性质的文革研究展开了，研究成果扎实了，杂说才会平息下去。

二、文革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继续革命”

如果说中国革命是以农村－农民为中心（土地革命战争，农村包围城市）；那么中国的“继续革命”就是以城市－学生（工人）为中心的，尤其在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策源地），及所有的省会城市。我以为这样的判断（或称“范式”）可引申出新的研究路径，即这个从革命到“继续革命”——从农村为中心转到城市为中心，其中的关系和理论很值得我们思考。如中共进城以后，在“城市化（现代化）与革命化”的方向上出现的问题；中共在城市管理方面出现的种种适应和不适应；城市学生与工人的综合状况（身份、文化程度、劳动方式、经济收入、价值倾向、社会关系等等不同于农民）；对“继续革命”的认同与不认同；在城市爆发“继续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中国革命（农村为中心）与“继续革命”（城市为中心）的相联性和相背性；毛泽东与城市化的关系。以及文革中各大城市的供应问题（粮油、蔬菜、副食品生产与“国家管理在位”）；城市居民生活的问题（“非常中的正常”与“正常中的非常”）；不同城市的地理、历史和文化传统与文革运动态势的关联等等。

最近，张济顺教授在他《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一书的前言中提出问题：上世纪50年代与文革时期的60、70年代有无特殊的涵义？

循着以上的思路，我以为：50年代的主题是“革命的继续”，即1949年军事的胜利赢得了政权，中共革命的重心便从农村进入了城市。此时，中共展开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国民党的残留势力，以及新政权的建设，可称为毛主席所说他人生的“第一件大事”。包括此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其性质是从政权的革命转向了社会的革命。

相较于上世纪60、70年代，我以为该时期的主题是“继续的革命”，即中共经历了文革前17年“革命的继续”后，以毛泽东为首的高层不仅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更在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中强调：在揭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同时，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就是说，60、70年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阶级斗争的矛头有“在社会”和“在党内”两条线，且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称为毛所说人生的“第二件大事”。以至文革这10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学家永远的探讨和追问。

从50年代的“革命的继续”，到60、70年代的“继续的革命”，其间从进城、执政到体制的建立，再到1964年毛泽东在批注中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整个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的重心，基本围绕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心城市而展开。正是这个“空间结构”的所在（内含政治的空间和历史的空间），一定程度地决定了“继续的革命”的对象、形态、规模和特征。

总之，确认文革的发动和展开，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思路，或许是一个解释的路径。

三、取得呼吁忏悔和化解仇恨的共识

我们强调文革研究回到学术轨道，就历史学者的目的而言，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复原这场运动的真相，并探求这个真相背后的奥秘，这也就是我们的学术旨趣和追求。当然，一些政治学家和管理干部一定会追问：历史学家研究文革运动的政治意涵和政治目的是什么？

请注意，我在此不是特别的借问，而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确实遇到了太多的政治质疑。在一些人的判断中，似乎我们的工作是为了某些不好的目的。其实，在我的内心里，研究文革的学术目的，超越于政治的目的。因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学术价值，是可以与法国大革命史、俄国十月革命史（文革史与这两段历史存在深刻的渊源关系）、与二战史研究相媲美的。

追问下去，我们研究文革的政治目的，决不是为了控诉或者以暴易暴，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避免政治动乱，促进社会和谐。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中，唐少杰教授所在的清华大学的文革研究进行得最深入，水平也最高。原来的两派都有人参与研究，而更为重要和典范的是大家在复原真相的基础上，达到了和解，开创了新的政治生态。

在具体的工作中，我们也接触了许多不同的文革中的人物。例如我和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还有李逊女士曾努力促成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即“工总司”的人员，与工人保守派，即“赤卫队”的人员；还有上海“红革会”的负责人与“孙悟空”的负责人等，能坐在一起碰头叙旧。我们想创造一个和解的场面，结果却是被以种种借口回绝了。也有反省者、释怀者，比如，上海中学生红卫兵领袖人物红鸥和高静慧等，就做得比较好。

下面着重从理论上总结文革的教训。长期以来的政治运动，多是以残酷斗争和彻底清算为圭臬，多是以仇恨对仇恨，以暴力对暴力为主导和手段的。今天，你是战胜者，就以仇恨和暴力的套路清算失败者；明天，你是失败者，就遭遇战胜者同样的清算。如此循环叠加，没有宽恕，没有退让，没有赦免，没有化干戈为玉帛，我们的教训不惨痛吗！

我非常推崇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读了原江青秘书阎长贵《我参与了打倒陶铸》的忏悔文章后，写给阎长贵的信（见2012年第7期《炎黄春秋》）——请允许摘录以下两段：

一、文革是党和国家的灾难，就大多数人而言并不存在个人恩怨。我也做过错事，如在天安门向毛主席告邱会作的状，致使全军文革垮台。但这不妨碍我与邱会作儿子友好相处。文革中，我也必须要喊打倒“刘邓陶”，何况您？……你可是实实在在在秦城蹲了七年大狱啊！但你不记私仇，仍能客观对待江青，让人感佩。

二、我们总是在强调要实事求是，可永远也做不到实事求是，这真是困扰我党的一个悖论。江青纵然作恶多端，但说她反党反毛泽东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脚的。我曾对江青恨之入骨，认为我们家破人亡皆因她的陷害。但慢慢地我开始理性思考文革，觉得这种将文革浩劫一股脑推给江青和“四人帮”的做法，善意的解读是为尊者讳。

曾经被逼得家破人亡的陶斯亮面对江青尚且如此——是否应进一步提议：在确定文革的性质是一场政治灾难的前提下，文革研究应同时建立呼吁忏悔和化解仇恨的共识呢。

呼吁忏悔容易被大众接受，也符合多年来形成的社会思维的惯性，而确立化解仇恨的意识则可能很难，甚至可能产生曲解。但这确实是文革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当然，确立化解仇恨的意识并非说不要揭露和控诉文革的罪孽，而是指不要简单化地引向仇恨的向度，不要简单化地通过仇恨的意识来解读文革。文革的复杂，不是仇恨能够说清楚的，恰是应在开掘导致文革灾难的多元性要素和多面性关系方面下足功夫，致使整体化的文革运动，在历史学学术的框架中全面地沉淀，经过科学的提炼，再全面地呈现，从而为整个民族记取这个灾难和教训，打下一根不可动摇的历史定论的桩柱。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那些碎片化的文革描述所支撑起来的仇恨意识，不仅遮蔽了把握文革全貌，透视文革真相的眼光，更容易积累起类似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情绪。其实，不管是从现实政治的方面，还是从历史学术的角度，都是很不可取的。因为仇恨的意识更容易引起“左”路的反跳，干扰改革的方向。何况狭隘、偏执和激进的观点，根本不属于现代意识的表达，不符合人类文明的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呼吁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轨道，实际上也承担了化解仇恨的任务。

四、培养年轻学人占据国际学术制高点

我们坚守在这块是非多端的地方，更有种种学术之外的猜忌和干扰，但我们甘心情愿承担之。第一，从大的方面讲，这项研究对国家进步之伟业，民主与法制之建设太紧要了，尤其面对当下关于文革评价的种种乱象，必须有正面的学理性的研究来占据论坛。

第二，文革研究是长久的话题，是历史学家永远的追问。从长远的时段来看，今天的研究只是起步和拓荒。所以，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要有一种志愿精神的承担和情怀。

最近报道上海首次评出了自然科学特等奖，并就坚持持续性研究方向，提出“寂寞长跑”的概念。联系文革研究的时下境况，我认为在“寂寞长跑”的同时，还要加上“抗风险长跑”、“抗委屈长跑”等含义。

文革研究受到世界学术界的关注，是世界性的话题，我国学者一定要在国际学术界掌握话语权。我们这一辈学人可以在“寂寞”中长跑，且最大的优势是专业知识尚可，有理想、有进取心，工作刻苦，不计报酬。所以，就文革研究来说，在这一辈学者面前，国外的学者是难以超越的。“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不成立，要靠我们这辈国内学者继续做出够水平的贡献，才可能使中国文革研究居于领先地位。我担心的是下一辈，即没有文革经历的人们，当他们面对国外的同辈学者时会怎么样呢？我在社科院历史所带的一个硕士生，当年，我给他建议的题目是“上海文革时期的‘整党建党’研究”，我认为这是“枢纽”级的题目，迄今为止，还从未有学者碰过，我掌握的大量材料可以提供给他。结果是题目太敏感，这个研究方向会耽误他的生计，只好确定了被广泛接受的“知青研究”的题目，就比较安全地上路了。即使如此，仍然是资料难、发表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坦然地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与此同时，国外的年轻学者却在很快成长，或许很快能占领这个领域的高地。天长日久，我国的年轻学者将可能在这个领域失去发言权。

现在国门打开了，外国学者进入已不困难。德国青年学者丹尼尔在潘家园购买了北京某学院的大批文革档案就是例证。在瑞典隆德大学的文革研究工作坊上，丹尼尔和杰路米都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革研究的专著。这些年，还不断有外国的年轻学者来国内或进行学术交流，或请求学术指导，曾经找过我的就有韩启澜的学生在做大串联，陈兼的学生在做文革时的外交，一位来自英国的留学生在做文革动物型漫画，来自澳大利亚的留学生在做文革日记，还有不少做知青研究的。国内年轻学者将落后于国际同行，已不是杞人忧天。

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局面。但我相信只要在掌控的尺度上有所微调，局面就会改观，因为天时、地利的因素终究在我们这一边。■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