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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我和许许多多的人曾因这个口号而狂热、遭罪，终于把时刻膨着的弦放松了下来，不再为悬在头上的“阶级斗争”之剑随时落在自己身上而害怕。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左倾”错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 一、子虚乌有的“反动口号”事件 我文革中当“小将”狂热了一下，便当“知识青年”到农场了。以为那是避开斗争的圣地，可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髦口号下，每一个角落都以“斗”为“纲”、为“乐”了。其实，是“灵”还是“怕”，全因坐落人生等级中什么位置。领导者希望下面的人服服帖帖“听话”，抓起“阶级斗争”就“灵”了；下面的小人物生怕“阶级斗争”随时“抓”到自己头上，因“怕”而“听话”了。那时，我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父母作为“叛徒”仍然被看管着，自然地成为了“狗崽子”，时刻提心吊胆地防止自己成为了阶级斗争的对象。 那时我们农场是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场就是团，下设连队，连队划分为若干班。为了抓阶级斗争，连队里进驻了工宣队，而家庭出身好的知青则被派往附近的农村成为工宣队一员。 工宣队来了不久，连队里盛传着有小孩喊反动口号，那是了不得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幼小的孩子不懂事，根子就在大人身上了！工宣队忙着查证，作为家长的职工则明显分成两派，互相揭发着，你说是他，他说是你。出身好的人甚至冲到对立派中出身不好的人中要扭绑她。工宣队没办法，就把当事的大人和小孩送到团部办“学习班”了。“学习班”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因为那时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许多问题一进“学习班”学习，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于是，许多涉及“阶级斗争”的问题和人就放到“学习班”解决。进“学习班”就成为了看管起来、交代问题的代名词，“办你的班”成为了那个时候有权人物对下面不听话人的威胁语。 后来，“反动口号”的事变成子虚乌有，原来是本就互相有意见的两派，以无中生有的事情互相攻击。事件本身既白花了工宣队调查和办班的精力，又使两派人更加撕裂。连队里支部书记为此受到团里的批评，因为其中一派有他的亲戚，并且是积极分子。 二、“劳改释放犯”的新动向 大个张是我们班里的人，平时很少说话。班里其他人告诉我，他是退伍军人，退伍到队里后，有一次在胶林里抽烟，不小心引起大火，烧了胶林，于是被抓判刑。他劳改后释放又回来，头上就多了顶“劳改释放犯”的帽子。 我没有因他这顶帽子而嫌弃他，私下里问起他在部队的事，他才变得兴奋起来。他告诉我他服役时是驻扎在县城中山公园后面的一支队。天那！一支队正是我在幼儿园时，阿姨节日里常带我们去慰问的部队。那时，阿姨把我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然后到一支队给“解放军叔叔”唱歌跳舞，并获得他们糖果的奖赏。大个张那时在那里吗？我没有问也没有说，只是同情他“罪有应得”结束之后的“待遇”。 “劳改释放犯”的帽子，使他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候，招惹着各种呵斥和斗争。但这顶帽子也遮阴了好多人，使他们避免“阶级斗争”的猛烈阳光之晒。有点“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味道，他就是那“高个子”，因为连队里没有“四类分子”之类比他更“高”的人“顶”着了。 为了使抓阶级斗争的势头更大，团里、各连队都在准备着一场“暴风骤雨”，我等人当然事先不知晓。那天，全队聚集到团部开严宽大会，附近好几个连队都来了。“严”是“严打”违法犯罪分子，“宽”是宽大处理坦白交代好的人。大会开始，团里保卫科把要严惩和坦白宽大的人押上讲台示众，然后照例是领导和群众代表说话。会议宣布结束时，各连队突然各自包围起一个圈，围着“抓”为斗争对象的人，我们队的圈中间就是大个张。事先做好准备的骨干们就批斗起他来，说夜里听到他在家磨刀的声音，分明是准备杀害队干部和积极分子。那时，他们住的房子都是一间隔开两半分住两户人，间隔也只是隔了下面没有隔断上面，因此彼此发出的声音隔壁都听得见，隔壁的揭发成为了可信。但队里员工都是胶工，磨胶刀是每天必然的事。我除了被吓一跳外，也为大个张遇到“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境况暗下摇头。 这种“暴风骤雨”的设计，果然达到了其“杀鸡给猴子看”的震慑作用。要“抓”的是“矮子里面挑高佬”，谁叫大个张比别人高了“劳改释放犯”的帽子呢？每次抓新的阶级斗争动向，必然是他顶着了。 三、知青中也有“阶级斗争” 知识青年到农场里，是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队里的职工都很欢迎，工余时间，经常抱着小孩到为我们专门搭建的茅棚住房里聊天。有两个知青由于各种原因回家好一段时间，后来回到队里，就被工宣队抓了“阶级斗争”。那天晚上开大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他俩，说他们破坏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批斗之中，甚至有人推糅了他们。其中，父亲有污点的知青阿坤不敢再回家了，但家庭出身响当当“工人”的阿伟又跑回家了。农场离县城才三十多公里，要跑回去不难。 不久，县里知青办来人调查斗争知识青年的事情，估计是阿伟回去被动员回农场时告了他们的状。上面不知怎么协调此事，反正以后是不敢为此随便批斗知识青年了。 可是，有一次队里郑重其事地宣读场里的一通告，通告对象是隔壁19队相恋中的两位知青男女。通报说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男知青阿杰，引诱毒害工人阶级出身的女知青阿红，与之谈恋爱，并发生性关系。通报指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警惕剥削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老工人纷纷表达了对杰的愤慨，而我心中更增添了一种恐惧：会有许多“爱憎分明”的眼睛盯着我们这类人随时发现什么“新动向”。后来听说对阿杰开了许多场批斗会，全场都以此为反面教材。对于女方，则通过对其本人及其父母进行“教育”，让她去医院打胎和分手。但两人后来始终是“棒打鸳鸯不散”，坚持结为连理。阿杰回城后做点生意，如今已是当年知青群体中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也许是这种对目标的坚韧精神造就了他成功的事业。 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文革中流行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口号以及现实，为知识青年的婚恋添上了政治色彩，特别是阿杰的全场通报，更使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小心翼翼了。 那时知青都处于婚恋阶段，各种事情也层出不穷。阿杰的事不久，又听说某连一位出身不好的女知青恋上了机务连的一位退伍兵、共产党员。路线教育工作队苦口婆心劝告男方离开女方。经过反复多次晓之以利害，男方无奈之下忍痛放弃。我很同情女方，她是希望找一层红色的外衣把自己的“黑”皮包起来，以获得一种安全。但她这种“阴谋”被“识破”了，只能以失败告终。 我已经理解人们对“黑类”的恐惧以及努力摆脱“黑类”，脱黑变红的追求。女孩子可以通过嫁给出身好的人而令自己的后代改“黑”归红，不再遭受社会的歧视。还有许多“黑”类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情感上的原因而与“红”类相恋，但在强大的社会压力和家庭压力下，逃不脱痛苦分手的命运。我们连队女知青阿珍与一位军人相恋，在进入谈婚论嫁时，却因为其父亲解放前曾为渔栏老板管过账而过不了军人婚姻必须要过的政治审查这一关。那日子，她痛哭了好几天，同房间的知青女友都不知怎么劝她。 队里另一位女知青阿俞和她的男友周原来同在海边一个农场。后来那农场考虑到出身不好的知青太多，聚在一起不好管理，便分散一部分来我们山区的农场。周出身不好，被调过来。阿俞出身好，本不在调动之列，但她死活要跟自己的男友一起来。我们很欣赏女方的对情感的坚韧。但是没几年，女方因为家庭强烈反对，被迫与之分手，嫁回了老家了。 后来，我又听说另一连队一位出身不好的曾经是学校高材生的女知青，经人介绍，嫁给了粤北一位没有文化，连写信也不会的矿工。这令我们为之扼腕长叹。以个人理想生活的破灭来换取后一代的安稳日子，好听一点是本能的自救，不好听的就是政治卖身。 此事又一次提醒我：当你被划归某种成分时，你就别想冲破它所布下的樊篱。“阶级斗争”的金睛火眼，随时盯住人们，哪怕婚恋这么隐私的事情，也必须上纲上线。 五、控诉与忆苦 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首先是接受“万恶的旧社会”里，劳动人民怎么受苦，地主资本家怎么剥削穷人而富的教育。其实在学校里，早就开展类似的教育了，因此“再”就是再次。 为了这“再”次更有效果，队里除了开大会让老工人讲旧社会遭受的苦外，还按家庭成分高低分组，在下雨天组织政治学习时，分别轮流谈家庭的苦难史或剥削史。我祖父是地主，父母抗战初期就已参加革命，文革中被隔离审查。我就非常符合条件地被放在家庭成分高的“黑”组。连长参加过土改工作队，出身富裕中农，不知为什么也在“黑”组。他带头批判自己的家庭，当然不敢说家里是勤劳致富，但也没有剥削的事实生造，因此说来说去也说不出什么罪，似乎说的是不应该那么富。轮到我时，我说不知道怎么与父母划清界线，是不是要反对他们那么早就离开自己的剥削家庭参加革命？没人答我的腔，也没人能够回答这问题。因为家庭的缘故，我没资格当基干民兵；劳动很卖力但却没得过一次表扬。我明白，在各种各样的小事情上，人们都要表明自己的阶级路线如何分明。 为了进一步提高新旧社会对比的阶级觉悟，有一次，连里宣布大家不得自煮晚饭吃，饭堂也停伙，都来吃连队准备的“忆苦饭”。他们用芭蕉头、野菜、猪糠等煮成了一锅，然后舀给各人，要大家边吃边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但一些职工却说起1960年前后捱饿的情景，当然他们私下里说也没人告发。直到事后几十年，我才知道上世纪5、60年代间，农村确是饿死不少人。如果那个时候有这种“忆苦饭”吃，可能不至于死人那么多，那是后话了。那天，其实许多人都是吃一两口“忆苦饭”，算是忆过苦了。散开后，大家都偷偷回到家里弄点米饭吃。也没人那么多事，去挨家挨户检查有没有违反禁令自己做饭吃，只当作必须的“表演”。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邓小平
 六、种下了“资本主义”？ 那时，农场里可能最不缺的是土地。发展橡胶是大业，但荒山野岭和长野草的角落多得很。连队为了丰富集体生活，组织我们到处种水稻、花生、萝卜、土豆和面包木薯。普通木薯吃时要剥皮浸水一天去掉毒性，面包木薯比普通木薯少了毒性，不用浸水就可煮来吃。把一小段面包木薯茎埋进土里，不用管，一年后就可挖出木薯来了。 各家各户也自发地都在山边空地里种下木薯来，还种了各种蔬菜，养了鸡鸭，每天各自饭桌上的菜就靠它了。我们知青不会那么勤快，吃的是公共饭堂的饭菜，连队里专门有两、三个人种大集体的菜地免费供应蔬菜给饭堂，忙时连队会组织大家去帮忙，比如挖、切萝卜去腌制。家家户户为了自己小厨房的丰盛而勤快着，也许它和广大农村里农民的勤快连在一起，但很快惊动了上面“阶级觉悟高”的人，把为小家庭的改善生活看做是资本主义在长尾巴了。于是在全国刮起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也刮进了我们农场。农场里也宣布家里养多少鸡鸭，开多少菜地，种多少木薯的限制。 连队里也没有真的挨家挨户检查，上面的精神总得要说说。不过也煞有其事地派人去毁了一些个人种下的木薯，大概是做给上面看吧。 我们知青吃饭堂，连队派人种的蔬菜，比起一家一户的自种蔬菜，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了。集体菜地的蔬菜丰盛得很，我们晚上煮东西吃，就未经允许地到集体菜地偷菜了，那应该叫“挖社会主义墙角”。辛好蔬菜丰盛，而种菜的也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问题是种下这“社会主义”的菜的人，被当着“资本主义”的人监看着，那是种菜的老张。我们知青感觉到他的勤快换来了我们蔬菜的丰盛，于是几次评队里的先进，我都评他。可是都给队里撤下，认为他是被监管的人。我奇怪为什么他被监管，后来一些在队里时间长的人告诉我其历史。原来他是印尼归侨，在印尼时还是当地的侨领，“万隆会议”时，还组织过华侨保护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印尼排华时，他回到祖国，来到了农场。文化革命爆发后，他因为当过侨领，家里有些钱，自然成为了“革命”的对象。我们在农场那些年里，只见到他老老实实地做人、种菜，没有半句牢骚。我敬佩他作为侨领的爱国热情和行为，但不理解有点钱为什么反成了罪过。 如今，终于明白了当初许多解释不了的事情。改革开放后，许多当年的归侨已经凭借仍有人在境外的关系，到香港或出国定居。不知老张最后去了哪里，但他那人和事仍使我不忘，当年那被伤了的心痊愈了吗？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