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后，上海人口快速增长。到1900年后，人口超过100万；1915年后，人口超过200万。我们都说上海是近代中国户籍大城市，那么，具体来说上海在近代中国城市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呢？1947年时，上海有430万人口，差不多是天津﹑北京﹑南京三座城市的人口总和。在1949年以前，人们在讲到中国城市时，一般不把上海跟其他的城市相比，因为它跟其他的城市不是一个等级。

总的来说，上海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从20多万人一直发展到500多万人，他们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绝大多数是从外地来的。

那么，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来的？

1950年1月的统计数据，大体上能反映当时上海人口的比例。在当时的上海人中，占第一位的是江苏人，第二位是浙江人，两者都超过100万人。然后是广东人、安徽人、山东人，均在10万人以上。再是湖北人、福建人、河南人、江西人和湖南人等等。

上海也有国际移民，最多的时候超过15万人。在1915年前，以英国人为多；1915年后，日本人占的比例大一些。那时候上海总共就几百万人口，所以当时外国人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今天。

而当政府控制失效的时候，人口流动开始变得剧烈起来。

上海崛起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多年，对江南一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江南这个地方，近代以前很少打仗，但太平天国运动造成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带战争频繁，战争的结果使得这里的人口锐减，人烟荒芜，原来的城镇都破败不堪。这一切，却给人口流动带来了契机。

人口流动从社会学角度来讲需要两个动因，一个是推力，一个是拉力。推力就是离开的动力，拉力就是有地方吸引你去。太平天国运动和小刀会起义，正好构成了江南人口移动的推力和拉力。

推力就是那个地方打仗了，人口就外逃，上海人中有很多是从苏州、无锡、常州、宁波来的，因为那些地方在打仗。而拉力是上海正好在发展，因为战争的缘故，很多人跑到了上海的租界。租界原来是外国人居住的，中国人不能进去居住，但是难民都向租界跑，于是租界在短时间内暴涨了十几万人，一下子繁荣发展起来。上海周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浙江宁波、杭州、绍兴、湖州这一带的人，发现上海这个地方有发展机会，就移民到了上海。

他们怎么来的？江南是一个水网，在铁路兴起以前，人口都是从水路过来的。铁路兴起以后，因为费用高，穷人大多数还是从水路过来。

我们常常讲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因为无论从什么地方来上海，这两条河都是必经之路。

来到上海的是些什么人呢？有穷人，有富人，80%以上都是普通农民。

要解读上海人，有这样一句话:上海人，只有先后之别，没有主客之分。大家都只有先来后到的差别，而没有主人和客人的差别。在近代以前，上海是一个码头城市，码头城市的典型特征就是流动。

我举几个例子。清末上海推行地方自治，那个时候全国各地都实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就是当地的人自己出钱，筑路造桥，进行地方管理。上海的地方自治大多是由福建、广东、江苏等地来到上海的商人主办的，他们理所当然作为上海人的代表进行这些活动。更主要的是，这些福建人、广东人、江苏人，都天经地义地认为自己是上海人。1903年，清政府表彰一批在上海办学的有志之士，他们也全部都是从外地来的。

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在上海领导辛亥革命起义的领袖陈其美是湖州人，上海光复后担任第一任沪军都督，相当于上海最高的军政长官。全国其他地方领导当地起义的人士，都是出自当地，只有上海领导起义的是外地人。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在上海沪军都督府里做官的，也大多数是外地人。除了陈其美，伍廷芳是广东人，王一亭、虞恰卿是浙江人。

还有中共一大代表。当时代表上海参加会议的李汉俊和李达，一个是湖北人，一个是湖南人。他们两位到上海才三个月的时间，房子也刚刚盖起来不久。

所以说，所谓上海人，只有先后之别，没有主客之分。上海是一个大城市，人们来的来，走的走，能够在这里留下来的人，就变成了上海的居民，就会对这座城市有很强的认同感

一是刚健有为。所谓刚健有为，就是不安于现状。安于现状的人不会移民，只会呆在原来的土地上；而想流动又敢于流动的人，无论去到哪里，都希望改变现状。

二是年轻人居多。年轻人因为想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所以乐于来到未知的世界，而年纪大的人则比较安于现状。

三是男性为多。因为，那个时代是男性为主的时代。

这些新来的移民都敢于竞争。你来到上海，无论是拉黄包车，还是开理发店、开饭店，都一定要经得起竞争，如果经不起竞争，在上海滩就立不了足。这使得有才华的人才能在这座城市里生存下来。

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流，促进了城市的文化发展，也成为促进一个人能力提升的极好的环境。

交流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人有怎样的价值呢？教育本身就是提供差异性，每个人都不一样。差异性让你找到差距，你会发现自己什么地方不如别人，就会去追赶，因此，移民社会一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勇于创新的社会。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创新，因为上海在近代史上创新是最大的特色。

除了竞争刺激创新，环境也促进创新。上海连通全国各地，信息快捷，机会多，成本低。比如，三友实业社、天厨味精厂，没有一个不是在创新中独辟蹊径、脱颖而出的。

上海的移民，跟香港、天津的有很大不同。我们知道香港也是移民社会，但是，因为那里的移民是以广东人为主，构成了讲广东话的氛围，后来的人去了以后，都不能不服从那里的语言习惯。天津也是移民城市，但主要是华北地区的人，天津话跟北方官话没有太大的差异。

上海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上海除了有来自苏浙皖这一带的移民，还有来自广东、福建等更远地方的人，因此它的移民异质程度更高。异质程度高，就使得人的差异程度更大，从而使得文化交流的机会更多。并且，这还造成了上海人的双重认同。

老上海人都知道，以前我们到单位里都说上海话，说大家都认可的上海话；但回到家里会说家乡话，会跟自己的老家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这种既对上海又对家乡的认同性，就是所谓的双重认同。

老上海人的双重认同的特点非常明显。在一般情况下，你问他是哪里人？他通常会说自己是宁波人、绍兴人、淮安人什么的。但是当他到外地去的时候，你问他是哪里的，他会说我是上海的。上世纪60年代上海知青到外地去，在上海的时候他还认同自己是宁波人或淮安人，但一插队落户到外地，他就变成了上海人，说一口上海话，而别人也会认同他上海人的身份。

这种双重认同，使得上海在近代史上一直保持着跟全国各地有机联系的突出特点。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老上海人都知道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它们都是广东香山人开的。曾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恰卿是宁波人，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营银行，还成立了宁绍、三北、宁兴、鸿安四家轮船公司，便于从上海到宁波之间的贸易往来。过去，在上海做山东生意的通常是山东人，做福建生意的通常是福建人。

双重认同，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关联。以前讲上海人，常常说上海人崇洋媚外，但是我要说，上海人是崇洋的，崇尚西方现代化的东西，但是上海人从来不媚外。上海人天生都有爱国的根基，因为双重认同的特点，使得上海人对于中国各个地方的事情都很关心。

1905年，作为美国《排华法案》的补充，中美关于《限制来美华工条约》的续约谈判在北京举行。对此，上海总商会做出了抵制美货的决定，通电全国，大商人们签字不订美货，老百姓们高呼保证不买、不用美货。其实细查一下，上海抵制美货运动的领导者，不是福建人就是广东人，因为他们跟美洲华人的关系非常紧密。这个事情很典型地反映出，在一个移民社会中“双重认同”带来的巨大影响。

文化宽容和文化多元同时存在，给上海的文化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那就是上海的文化比较容易自我批评。

我经常参加有关上海主题的会议，在会上看到一些激烈批评上海文化的人，你去问他，他可能就是在上海出生的，他父亲也可能是在上海出生的。我反复琢磨这种文化现象，发现这是上海文化最可贵的地方。

全世界的文化，只有纽约文化跟上海很像。你去纽约就会发现，怎么骂纽约人，纽约人都不生气，说骂得好，我们改进。这跟上海差不多。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北京的文化人骂上海海派文化。后来，鲁迅先生出来讲话，他写了《“京派”与“海派”》一文。鲁迅先生是怎么说的呢？对于京派和海派，他各打五十大板。至于鲁迅先生自己，他也从不承认自己是海派，因为他也是自外地来的。

同样，当有人对海派进行批评的时候，上海的文人都一转身，上海没有一个是海派文人。因为大家其实都从五湖四海而来。

这种特质，使得上海的文化经得起批评，并不断在批评声中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