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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机关 1921年至1933年，除三次短暂迁离，党的“领导中枢”驻守上海12年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并隐入“地下”。在今天的云南中路与福州路交会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曾在这幢对外称作“福兴布庄”的房子里驻扎3年多，是目前所知中共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 上图：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铭牌。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二楼实景还原机关办公室原貌。均本报记者 海沙尔 摄
位于浙江北路118号的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三大之后，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回上海，入驻当时公兴路香山路的“三曾里”。“三曾里”原址毁于1932年侵华日军炮火。 本报记者 董天晔摄
■记者 张骏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往苏区，其间除三次短暂迁离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均驻扎上海。 “幼年”时期的中共中央，不仅在这座城市领导了一系列重大斗争，经历了腥风血雨的严峻考验，也在这座城市艰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其间发出的一条条指令，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行道路。 老渔阳里2号，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之地，也是党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央机关驻地。1921年9月初，陈独秀从广东返回上海，继续住在老渔阳里2号。中央机关驻此期间，开展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筹备并召开了党的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与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 1923年5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至广州，其间召开了党的三大。同年9月，中央机关再次迁回上海，入驻公兴路与香山路（现临山路上）的“三曾里”（原址毁于一·二八事变战火中，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于浙江北路选址另建）。这里离火车站不过几百米，四通八达却又闹中取静，被中央执行委员王荷波看中，经反复勘察后租下。 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三曾里”成为党中央的决策中枢。中央局5名成员中，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先后来此办公，一件件中央通告和文件由此发出。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当时中央局的一般信件仅署名中央的代号“锺英”，正式发出的中央文件由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署名方能发生效力。从一份现存的1924年7月21日中共第十五号通告可以看到，这份通告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起草，指出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告诫共产党员既要对国民党右派积极斗争，又要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 1926年底到1927年春，上海形势愈发严峻，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搬迁到武汉，并在武汉召开了党的五大。至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在武汉难以立足，于同年10月迁回上海，并隐入“地下”。 位于云南中路与福州路交会处的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注：党的六大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就是这样一个隐秘所在。在这个对外称作“福兴布庄”的房子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驻扎3年多，是目前所知中共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旧址位于天蟾舞台后面，楼下是医院，地下党员熊瑾玎以商人身份租下了二楼3个房间，正是看中这里每天观众、病人来来往往，便于掩护接头和疏散。 机关设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那里举行过多次会议，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邓小平、陈赓等经常在此秘密办公。据李维汉回忆，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达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邓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一直到1931年春，因顾顺章被捕叛变，才被迫放弃。 这一时期，在敌情严重、社情复杂的上海，中共中央领导全党为复兴革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中央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恢复党的组织，领导武装起义。文化战线上，中央加强对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团结左翼文化人士，成立左联等团体，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隐蔽战线上，中央特科围绕保卫中央机关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收集情报、支持与配合红军和根据地斗争，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谍战。 1933年前后，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自此，结束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驻扎上海12年的历史。有学者认为，中共中央在上海12年，领导全党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积极探索、不懈奋斗、勇于牺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央军委的成立，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紧密相关 简陋寓所内，秘密开会指导武装革命 ■见习记者 顾杰 新闸路613弄，中共中央军委在上海的驻地。记者寻访到此，一幢老式石库门建筑经过修缮，重现百年前的模样。 谁能记得91年前在此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1929年8月24日下午，突然驶来几辆装甲车，一群凶神恶煞的武装巡捕和探警从车上跳下，直奔弄内12号，一进门便冲上二楼，不由分说抓走了屋内5人。 由于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当时正在开会的中央军委主任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彭湃、颜昌颐，中央军事部兵士科科长邢士贞和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不幸被捕。当年8月30日，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英勇就义。 中央军委机关驻地曾是彭湃烈士在沪活动所在地。进入寓所，室内仅一张小铁床、一只煤油炉、一张简陋的桌子和两把椅子。成为军委机关后，周恩来、杨殷等军委领导人经常到此秘密开会，并以打麻将的方式作为掩护，指导革命武装斗争。 中央军委的成立，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紧密相关。1925年10月，北京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规定：“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 在上海工人阶级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为保证第三次武装起义顺利进行，1927年2月下旬，中央军委做了大量详细周密的准备工作，包括制定具体行动计划与方案、开办多处军事训练班、积极筹款购买枪支弹药、建立全市统一指挥系统等。3月21日，由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于3月22日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1929年8月，中央军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后，周恩来接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主任。 当年夏天，中央军委在上海公共租界一栋三层花园洋房举办军事训练班。门口挂着“武汉蜂蜜公司上海蜂蜜经理处”的牌子作掩护。共三期的训练班顺利为苏区培训了数十名高级军政领导干部。 工运从上海狂飙席卷全国，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帝斗争 用血肉为证，他们担负起革命的使命 ■记者 吴頔 如今的南京路步行街泰康食品公司门前，有一座小型铜铸纪念碑“五卅惨案纪念”，这是当年五卅惨案的发生地。 党的四大后，工人运动迅速复苏。1925年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4万名工人先后举行罢工。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人，引起各界群众极大愤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公共租界进行示威游行。英国巡捕先后逮捕100多人，并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当天深夜，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斗争。6月1日起，上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在共产党领导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并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帝斗争。 五卅运动后，工人运动暂时陷入低潮，直至北伐胜利进军的凯歌奏响。1926年10月起，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由中央军委书记兼特别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总指挥。 1927年3月21日12时，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轮船和全市的工厂同时鸣响汽笛，上海80万市民总同盟罢工轰轰烈烈拉开帷幕。下午，南市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周恩来亲临敌人防御力量最强的闸北进行指挥。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浴血奋战，于22日6时许攻克了敌人全部据点，共歼敌5000余人。 “这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工运史专家说，“上海工人用血肉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担负起革命的使命。” 仅存在短短数年的左联，用鲜血写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一页 促民族觉醒，他们凝聚起战斗的力量 ■记者 周楠 1927年，一批党内外的左翼文化工作者陆续从全国各地汇集上海，他们组织社团、创办刊物、开设书店，响亮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 为了加强党对文化宣传的领导，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其中提出健全中央宣传部的组织机构，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等。中央文委的成立，极大推动了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在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上，有一幢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今年是左联成立90周年，纪念馆也完成了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修缮改建。走入纪念馆，最先展现在眼前的是一间教室模样的房间，一张讲台，一块黑板，下面摆放着几个长条凳。这就是左联成立大会会场。 成立大会当日，共有50多人出席，坐满了整个会场，有些同志不得不站着，连门外也站着人。当时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代表共产党讲话。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左联成立后，迅速向全国扩展，先后建立了北方左联、天津支部等地区组织。此后，左联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 这一时期，左翼文化界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救亡、激发全国民众民族意识觉醒的作品，凝聚起坚强的战斗力量。随着左翼文化的蓬勃发展，国民党当局压迫如影随形紧随而来：严厉查禁文艺刊物，通令取缔左翼组织，秘密捕杀左翼文化人士。左翼作家们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第一页。 1935年底，根据中央的指示，左联等左翼文化组织解散，结成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纪念馆馆长何瑛告诉记者，虽然左联仅存在6年左右，但它在传播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发展新文学创作和批评、翻译介绍外国进步作品和作家等方面，成就卓著、影响深远。 他们出淤泥而不染，对党忠诚，甘于清贫 “红色利剑”为革命保驾 ■记者 洪俊杰 走入武定路930弄，弄堂尽头的14号楼正在紧张施工中。这栋两层红砖石库门小楼原本住有居民，如今都已迁出。“你知道特科吧？就在这儿。”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未来小楼将恢复历史原貌。据史料记载，此处原名修德坊6号，曾是中共中央特科机关办公地。 对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而言，1927年是腥风血雨的一年，昔日战友向他们举起屠刀。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回上海。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里洋场，要想长期开展工作，需要一支强大的保卫力量。 11月，29岁的周恩来受命组建中共中央特科。彼时的特科下设四部，分工明确而又互相配合——总务科总揽各项日常事务；情报科掌握敌人动向；保卫科又叫“红队”，负责镇压叛徒；通讯科从事秘密联络工作。 特科队员，多是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工运骨干、阶级觉悟高的北伐军战士，以及历经战火的红军士兵。成立之初，特科队员不仅要学习多种技能，还要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严格的纪律意识。 对蛰伏上海的中央机关而言，最大的威胁莫过于叛徒告密。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捕，敌人劝降失败后将他杀害。出卖他的，正是战友何家兴夫妇。之后，“红色利剑”随即出鞘予以制裁，极大震慑革命意志不坚定者。 上海滩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特科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特科队员要出入“大染缸”，甚至有时要与狼共舞。一些党员经不住诱惑，但更多党员出淤泥而不染，对党忠诚，甘于清贫，严守纪律。当时周恩来每月生活费只有12元，平常吃回“狮子头”也属破费。 忠诚的源头是信仰。当时，党组织的很多经费都通过上海运往苏区，特科队员保护着一包包真金白银出行。他们光明磊落，坚决守卫革命经费。 特科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当数“红队”负责人顾顺章叛变。1931年4月，顾顺章被武汉国民党特务逮捕。武汉国民党特务向中统头子徐恩曾发密电“邀功”。这份电报落入了潜伏在徐身边的中共特工钱壮飞手中。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上海中央机关迅速转移，最终化险为夷。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人们知晓的特科故事并不多。但正如莫斯科无名烈士纪念碑上那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