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先生，您好！ 您离开这个纷纷扰扰的人世已七年又三个月了，然在我心中，您好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一样，在水深浪阔的时代裂缝中，我常常想起您。每当有什么大事发生，我总是会想，假如您还在，您会怎样想、怎样做。 您一生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1938年，您十八岁那年，也就是考上浙大物理系之前，曾有一段在故乡读书的时光，在您家的“风翻书楼”惊喜地读到了爱因斯坦的书《我的世界观》，“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人生的意义。”您被这些话抓住，为这个20世纪的科学巨人的思想所深深吸引。做一个物理学家，成了您最初的梦想。但在大学期间，尽管您在物理方面显示出了令王淦昌先生惊异的天分，您却决志以“做一个人”为毕生追求，踏上了一条充满风险的革命之路，并最终成为被革命吞噬的孩子。 二十年后，1958年，您回到故乡，浙江临海一个叫张家渡的山镇，也就是您与爱因斯坦最初相遇的地方。在种地的同时，您在摇晃的煤油灯下完成了《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 又是二十年后，1978年，您终于回到了中国科学院，从事近现代世界科学史的研究。此时，您已经五十八岁。您劫后余生，一切从头再来，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和求索，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的追求当中。在您身后才得以问世的《民主的历史》，仅仅是您没有完成的努力的一部分。 二十年前，我曾问过您，在您80年的人生中哪个时期最痛苦？您的回答是： 自从1940—41年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即立志做一个“人”），解决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人生的意义。”）以后，对人类和社会满怀希望，对个人得失很少甚至不屑计较，因此，即使在逆境中也感觉不到“痛苦”。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您是一个纯粹的人，也是一个确定的人，您把思想看作是生命存在的方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您身上特别显著，即使在最糟糕的岁月里，您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思想。在您生命的最后数十年，您最为关切的就是人类漫长的文明进程中发现并得到确认的那些珍贵价值。您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您说的“价值”（Values）是指社会伦理道德准则，而不指向事物效用，如商品的价值（Value）。您常常为国人将两者混为一谈而揪心。您是搞自然科学出身的，对于概念决不含糊。您在中文世界不断地想要阐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概念，以及彼此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您说：“自由是民主的灵魂和目的，人权是民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三十一年前，我就是在王府井街头看到您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短文，明明白白地提出了八点“民主的要义”。这不是您闭门造车、空穴来风、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而是您学习世界文明史的心得，是从各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归纳出来的。 您曾公开提倡宽容的价值，您说宽容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和前提。您多次跟我说，要多读世界文明史，搞清楚历史的来龙去脉。您一直坚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您一生饱经磨难，也可以说许多岁月都在逆境之中消耗掉了。您却一再告诉我，即使在逆境中也不能无所事事，而要尽最大可能地明白来路和去向，不苟且，不着急，任何时候都不放弃思想上的努力，从始至终守护我们认定的人类最珍贵的那些价值。 一百年的今天，您生于括苍山下那个偏远的山镇，那时“五四”的浪花刚刚消歇，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时代，您赶上了一百年来许许多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亲身经历了血与火的试炼，生与死的考验，您更在意的不是自己遭遇的曲折，代价的惨痛，而是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踏上一条健康的正路。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三十多年间，您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直到离世前几个月您还在执笔阐述您所理解的人类价值。您从爱因斯坦到20世纪世界科学史的研究，您的视野并不局限于中国，您知道中国不是世界之外的中国，中国的历史尤其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只能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来考察。从您降生的1920年迄今，这一百年我们的全部命运更不能离开世界来思考。您在与同时代人一次次的讨论中，总是那么执着、那么认真，不肯有丝毫马虎，就是因为您真诚地相信，只有在思想上明白了，才有可能在现实中前行。 今天的中国依然是您所熟悉的那个中国，尽管您不知道在您身后发生的某些变化，但您思考的方向，您守护的价值，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将来依然磐石般不可更易。在您诞辰一百周年之时，我给您写的这封信，已无须贴上邮票寄走了，可是我多么希望您还能看到啊。 国涌 2020年5月3日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