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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50周年，是我们这代知青一个人生的难忘日子。此时此刻，我想起十年前的一段难忘的知青学术经历。2008年12月，由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文学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上海知青网，上海青运史研究会协办，以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40周年为主题的“2008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举行。正是在这次难得的学术研讨活动中，我结识了著名知青研究学者、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朱政惠，并与他结下一段难忘的知青学术之情。令人遗憾的是，朱政惠教授已于2014年不幸病世。提笔之际，当年出席“2008年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的情景，以及会间会后我与朱政惠教授的一段学术交往，又一次在脑中浮现，久久无法散去，慨叹世事无常，岁月如歌。  “2008年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开幕式 印象中，10年前赴沪出席的那次“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是我这些年参加的各种知青学术研讨中层次最高，涉及面最广，组织安排最严谨、最规范的一次研讨会。研讨会正式获邀代表80余人，获邀列席的有来自多个知青媒体、网站的记者，以及多家大学的教师、研究生共数十人。参加研讨会的不乏海内外著名的知青专家学者，包括当时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姜义华，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朱政惠，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刘晓航，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社长承载、广东省作协副主席郭小东，以及来自法国的知青研究学者潘鸣啸，来自美国的知青学者邓鹏等。我作为受邀的唯一香港学者代表出席了这次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交流面很广，涵及上山下乡、老三届、知青精神、知青文学、知青文化、知青史、知青事件、知青婚姻等，这在我以往参加的知青学术研讨中，也不多见。  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5篇，筹备组选出其中的26篇作会议交流发言，我的论文也获选其中。26篇会议发言论文中，4篇作开幕式主题发言，22篇分5个专题作分组发言。分组研讨的安排十分严谨，各分组设主持者1人，点评者1人，分组发言者仅4-5人。获邀出席、列席大会的代表可自由到各分组听取发言。受时间限制，大会规定分组发言者、讲评者均只有15分钟，分组研讨期间不设提问回应，其余的论文和与会者就只有靠会间的茶歇和进餐时进行交流。我获邀主持第4组《知青与知青事件》的专题研讨，该组研讨的内容主要是下乡期间发生的重大知青事件，讲评人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知青研究学者定宜庄。我的论文《当代知青专题研究述评》》安排在第5组《知青研究科学发展》交流，上海知青学者朱盛镭、葛天琳、胡黎霞安排在这个小组中，研讨的内容是知青研究与学科发展的关系，主持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刘晓航教授，讲评人就是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朱政惠。正是在这次讲评发言中，朱政惠教授首次提出了“香港学”的问题，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注，也在知青研究领域引起反响。不久，朱政惠教授根据当日发言整理成一篇文稿，曾用电邮发给我征求意见。该文后经朱教授逐步修订完善，形成《对“知青学”问题的若干思考》这篇学术文，在多部知青文集和知青刊物发表过，并在学界和知青群体中引起过广泛讨论。  第5组讲评人朱政惠教授（右2）听取笔者（右1）发言。 朱政惠教授是国内的知名历史学家，对知青史、知青文化、尤其是“学科学”有独到见解。研讨会期间，我曾专门向朱政惠教授请教“知青学”问题，对知青研究能否形成专门学科充满疑惑。朱政惠教授得知我对“知青学”研究感兴趣非常高兴，嘱我会后用电邮同他多些讨论交流。回到香港后，我曾发过多次电邮给朱政惠教授，向他请教“知青学”的一些问题，朱教授每次收到后都及时回复，前后来往了多次。在这些电邮来往中，我们探讨了“知青学”的学科建设和涵及范围，并就“知青史”、“知青文化”“知青文学”、“知青精神”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使我收获很大。后来我与国内学界朋友交流“知青学”问题时，曾把自己与朱教授的这些来往电邮转给他们看，大家都觉得我和朱教授之间的这些探讨交流很有价值，很受启发。征得我和朱教授同意后，这些电邮跟快就编印成文字对外发表，一些知青杂志、知青网站曾先后刊载。 今天，我重看当年与朱政惠教授的这些电邮交流，备感亲切，获益良多，深切怀念这位造诣深厚的知青学人，怀念我们之间的一段难忘学术情谊。为此，笔者特把与朱教授当年的这些来往电邮，以及朱教授当年撰写的《对“知青学”问题的若干思考》一文整理出来，推荐给广大知青朋友，籍此悼念这位令人尊重的已故知青学者。 朱政惠教授：你好！ 来信及点评之大作拜读，我对你的观点完全赞同，非常赞成开展对知青问题的多学科研究，希望你能再写一篇深入阐述如何开展“知青学”多学科研究的文章，也希望今后能多向你请教，共同探讨“知青学”问题。我一直在想，一个新学科能否形成条件固然很多，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需求如何，相信是非常重要的。记得20多年前，也就是香港主权回归的前夕，广东学术界曾提出要多学科研究香港问题，我所任职的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率先提出了建立“香港学”问题，也曾经热乎了一阵子，但很快就冷却下来了，今天如问何为“香港学”谁都说不清楚。今天你提出的这个“知青学”概念，它的发展前景会如何呢？很希望你能作进一步的分析，希望今后这方面能多得到你指导。 穗强先生：你好 很高兴收到你的回信。关于“知青学”问题，应该说客观上已经存在，主要看我们是否把它当一回事来认真研究，把它真正提到学科层面的建设上来。“上海学”就是我们上海学术界提出来的，当年也没多少人同意，但上海社会科学院真把它当成一回事，认真去抓，最后也成果累累，早已得到社会认可。依我看，“香港学”也应该是存在的，关键是能参与研究的学科有哪些，参与的人有多少，以及这些相关学科能推出一些什么样的成果。 我想，首先要解决的“知青学”问题是，它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包括“知青学”研究领域、涉及学科究竟有哪些？还有，就是一些重要的知青问题慨念，如怎样理解、确定“知青精神”、“知青文化”、“知青现象”、“知青情结”的定义等，这些大家经常使用的词语，应如何在学术上准确表达？“知青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毫无疑问，“知青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我认为学界已经在开展“知青学”的研究了。现在需要的是怎样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强调它、重视它，而且期待有更多不同学科的学者介入，并严格按照学科建设的规范来进行。国外专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已说明了其中一些道理。至于“知青学”的重点，我想应该还是放在“知青史”研究上，它应该是核心问题，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更多史料和文献的发掘，才能充实对知青历史的真实探索。“知青精神”这一类的概念已在社会流传很广，但很空泛，它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也是要通过“知青学”的深入分类研究来解决的。从今天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对“知青精神”的研究显得更重要。虽然“上山下乡”作为大的政治运动已被历史否定了，但我们这一代人为此的付出、考验、奉献等等，确实培养起能吃苦发奋的一代社会群体，这些人今天很多已是社会方方面面的精英，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中坚骨干，要把他们与“上山下乡”的经历分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以为“知青学”问题的现实意义也就在这里。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精神、价值观。三四十年代讲的是老红军、老八路精神；建国后一度讲的是雷锋、焦裕禄精神；再以后呢？“知青精神”会不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传承？很多老知青都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但在学术界还没有正式提出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应该好好探讨的。知青运动引发的一些社会思潮，以及对当今社会，对后人的影响，是永远无法否定的。今天“知青学”强调的是把知青研究提到严格的学科建设层面，但广大老知青的回忆、探索等文献，仍具有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资料，“知青学”就失去生存的土壤。所以光有基础学科的研究是不行的，他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辩证关系。 朱政惠教授：你好 我很同意你的意见，知青史应该是“知青学”研究的重点，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知青问题，应该会总结出很多东西。至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知青问题，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其中很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上山下乡”作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带出、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意识和社会现象应怎么看？它对未来的社会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穗强先生： 知青问题对当今社会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也即所谓“知青学”涉及的现实价值问题。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从历史上看，错在它是“左”的路线的产物，耽搁了一代青年学子的继续深造，是一种逆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运动，所以它最终失败了。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客观上也有一些想不到的东西，那就是锻炼了一代青年人。《凤凰卫视》的曹景行说的是练就了“承受力”，这很正确，影响深远，实际上还包括这一代知青对国情的认识，对农村的了解，对民族的承担等等，这些都是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影响，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很特殊的地方。还有，就是客观上传播了城市文明的先进文化习俗，使很多偏远地区从此改变了旧习俗、旧观念。研讨会上已有学者谈到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今后可以继续深入讨论，不能忽视。现在要大学生到农村去当村官了，实际上就说明农村的改变确实很需要一些知识份子，需要精英才俊。再有，不管是成功人士，或是已退休的知青，大家都觉得老知青都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怀，很特殊的凝聚力，对社会发展有一种很特殊的期待，这种情怀影响很广泛，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家庭。看来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会影响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伦理观、世界观。先生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很难一下说得清楚，我只是泛谈几点感想而已。 朱政惠教授：你好 我完全同意你对知青运动整体上的看发，上山下乡确实是当时极左思潮的产物，也同意你应该从另一层面看到上山下乡锻炼了一代人的＂承受力＂，从而形成特定的“知青情结”。现在我很想知道的是，除了“知青史”的研究外，在社会学层面上，应该怎样看待“上山下乡”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从整体上看，对今天和未来的影响来看，是正面呢，还是反之。我注意到，近年内地有不少学者都是持后者的观点，如广东的郭小东教授，他一向来就不赞成从“承受力”角度来正面评价知青运动，一向坚持“不能把作为人类悲剧的知青运动与人由逆境而成功的因素相提并论，从而得出知青运动也有其积极方面”的观点。持这一方面意见的学者如今很多，大致也是从当今社会存在大量［弱势社群］、［婚姻悲剧］、［家庭不幸］、［道德沦落］等当社会现象，去看待当年那场知青运动留下的负面影响。至于这类对知青下乡的负面看法，在许多有影响的知青文学作品中，如《孽债》、《中国知青部落》、《他们无处安放青春》中，就更普遍体现出来。于是我想，知青回城后的３０年多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开放和思想意识的急剧变迁，面对当今婚姻、爱情、家庭、伦理、青少年教育、社会道德等种种变化，是不是和当年知青的“上山下乡”，当然也包括文革运动有甚么内在联系？《孽债》这些文学作品能不能说明一些问题？虽然它们却只是文学创作，并不是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穗强先生:你好 明白你很关注知青回城前的10年，与回城后的30年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年知青运动对今天的社会形态产生什么影响，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复杂广泛的问题，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 知青回城前在农村的这10年，也即“上山下乡”期间，当然是我们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上山下乡的原因、知青精神、知青情感、对知青运动的历史评价等等，“知青史”主要就是研究这10年的。至于知青从农村回城后30年的问题，虽与“知青史”有关，但已经超出它的研究范畴，属于“后知青时代”的问题了，这就需要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社会的影响，对历史的影响，这很明显这已经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了。 前10年的知青时代，所有的知青基本都是一个身份、一个阶层，即知识青年。但回城后的30多年，这批老知青就很不同了。因为知青回城后各人受到各种不同社会机遇、不同社会发展、不同社会难题的制约很大，知青这个群体的身份地位便发生很大变化。经过30多年的折腾，这批人当然不可能同处一个阶层上。据我观察，仅仅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来看，今天的老知青们大致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处境特别好，处境特别不好的知青，应该都是小头，而大部分知青的状况应该还是不错的。至于这三个部分知青群体的具体比例如何，就有待社会学家去进行抽样分析，才能做定论。 知青下乡10年的这段历史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会如何，这个问题确实很值得探讨，也就是人们常说对当今社会风气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与不同的知青当事人的机遇和行为，有很大关系。台湾人喜欢说“切割”，如果我们也沿用这个说法，那么这部分知青问题的研究有的是需要切割的，有的则无法切割，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我想应该是一种辩证关系吧。 朱政惠教授:你好 有关上山下乡期间的10年,无疑是知青史的研究范畴,应该现在已经成果累累了,各方的看法也比较一致。但如果要上升到“知青学“的高度,研究这10年的一些知青问题的概念,事件,人物及过程,尚需有较一致的学术评价。其实,这方面很多知青同仁仍在不断地研究,但缺乏系统性,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至于知青回城后的30年,你说得很对,要研究知青运动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有多大,是比较复杂的。但我想,中国当今和未来的历史发展是需要研究它的,它也是“知青学”生命力的所在。此次研讨会上,我注意到后知青文化问题正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少研究成果都表明，知青群体与“后知青文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社会学家在这方面实在任重道远。而掌握着前10年知青研究轨迹的历史学家们,在这方面更要发挥重要作用，希望今后能多向你请教这方面的问题。 穗强先生：你好 看出你对知青问题的研究很投入，很执着，而且思考得很深，包括你提出“后知青社会”这一问题。现在对“后知青问题”的研究，就需要你这样热心和有学术经验的知青朋友。我倒不担心后人会如何研究知青问题，历史总是要走得下去的，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要多做点实事才是重要的，由于年纪原因今天能投入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这些已经从事学术工作的老知青就显得更重要。 毫无疑问，“后知青时代”应该是“知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它能触及到中国当前社会的一些最现实、最敏感的问题，也能对现时社会的一些不正常现象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或者解释。至于这方面的研究内容到底有多少可追溯到前10年的知青运动、文革运动，恐怕就要有一定的社会调查做基础才行，这一类的研究能不能用我们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去作推论，也需要考虑。历史学、社会学的学科差别很大，研究的角度、范围，看问题的视野都很不同，相信对“后知青社会”研究也会有很大差别。 作者简介 张穗强，广州老知青，1968年12月上山下乡到海南岛农场务农，70年代中期考入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并任教，90年代定居香港。现为香港资深传媒人、专栏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香港历史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副理事长、香港书评家协会副会长、香港知青联谊会顾问。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