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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学研究】关于“知青学”提出的历史回忆

时间:2019-09-25来源:一壁残阳 作者:张穗强 点击:
今年是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50周年,是我们这代知青一个人生的难忘日子。此时此刻,我想起十年前的一段难忘的知青学术经历。2008年12月,由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文学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上海知青网,上海青运史研究会协办,以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40周年为主
 
 
 今年是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50周年,是我们这代知青一个人生的难忘日子。此时此刻,我想起十年前的一段难忘的知青学术经历。2008年12月,由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文学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上海知青网,上海青运史研究会协办,以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40周年为主题的“2008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举行。正是在这次难得的学术研讨活动中,我结识了著名知青研究学者、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朱政惠,并与他结下一段难忘的知青学术之情。令人遗憾的是,朱政惠教授已于2014年不幸病世。提笔之际,当年出席“2008年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的情景,以及会间会后我与朱政惠教授的一段学术交往,又一次在脑中浮现,久久无法散去,慨叹世事无常,岁月如歌。
 

 “2008年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开幕式
  印象中,10年前赴沪出席的那次“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是我这些年参加的各种知青学术研讨中层次最高,涉及面最广,组织安排最严谨、最规范的一次研讨会。研讨会正式获邀代表80余人,获邀列席的有来自多个知青媒体、网站的记者,以及多家大学的教师、研究生共数十人。参加研讨会的不乏海内外著名的知青专家学者,包括当时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定宜庄,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姜义华,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朱政惠,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刘晓航,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社长承载、广东省作协副主席郭小东,以及来自法国的知青研究学者潘鸣啸,来自美国的知青学者邓鹏等。我作为受邀的唯一香港学者代表出席了这次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交流面很广,涵及上山下乡、老三届、知青精神、知青文学、知青文化、知青史、知青事件、知青婚姻等,这在我以往参加的知青学术研讨中,也不多见。



 
 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5篇,筹备组选出其中的26篇作会议交流发言,我的论文也获选其中。26篇会议发言论文中,4篇作开幕式主题发言,22篇分5个专题作分组发言。分组研讨的安排十分严谨,各分组设主持者1人,点评者1人,分组发言者仅4-5人。获邀出席、列席大会的代表可自由到各分组听取发言。受时间限制,大会规定分组发言者、讲评者均只有15分钟,分组研讨期间不设提问回应,其余的论文和与会者就只有靠会间的茶歇和进餐时进行交流。我获邀主持第4组《知青与知青事件》的专题研讨,该组研讨的内容主要是下乡期间发生的重大知青事件,讲评人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知青研究学者定宜庄。我的论文《当代知青专题研究述评》》安排在第5组《知青研究科学发展》交流,上海知青学者朱盛镭、葛天琳、胡黎霞安排在这个小组中,研讨的内容是知青研究与学科发展的关系,主持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的刘晓航教授,讲评人就是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朱政惠。正是在这次讲评发言中,朱政惠教授首次提出了“香港学”的问题,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注,也在知青研究领域引起反响。不久,朱政惠教授根据当日发言整理成一篇文稿,曾用电邮发给我征求意见。该文后经朱教授逐步修订完善,形成《对“知青学”问题的若干思考》这篇学术文,在多部知青文集和知青刊物发表过,并在学界和知青群体中引起过广泛讨论。
  
        刘晓航教授主持第5组的专题研讨。
  第5组讲评人朱政惠教授(右2)听取笔者(右1)发言。
  朱政惠教授是国内的知名历史学家,对知青史、知青文化、尤其是“学科学”有独到见解。研讨会期间,我曾专门向朱政惠教授请教“知青学”问题,对知青研究能否形成专门学科充满疑惑。朱政惠教授得知我对“知青学”研究感兴趣非常高兴,嘱我会后用电邮同他多些讨论交流。回到香港后,我曾发过多次电邮给朱政惠教授,向他请教“知青学”的一些问题,朱教授每次收到后都及时回复,前后来往了多次。在这些电邮来往中,我们探讨了“知青学”的学科建设和涵及范围,并就“知青史”、“知青文化”“知青文学”、“知青精神”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使我收获很大。后来我与国内学界朋友交流“知青学”问题时,曾把自己与朱教授的这些来往电邮转给他们看,大家都觉得我和朱教授之间的这些探讨交流很有价值,很受启发。征得我和朱教授同意后,这些电邮跟快就编印成文字对外发表,一些知青杂志、知青网站曾先后刊载。
  今天,我重看当年与朱政惠教授的这些电邮交流,备感亲切,获益良多,深切怀念这位造诣深厚的知青学人,怀念我们之间的一段难忘学术情谊。为此,笔者特把与朱教授当年的这些来往电邮,以及朱教授当年撰写的《对“知青学”问题的若干思考》一文整理出来,推荐给广大知青朋友,籍此悼念这位令人尊重的已故知青学者。
  朱政惠教授:你好!
  来信及点评之大作拜读,我对你的观点完全赞同,非常赞成开展对知青问题的多学科研究,希望你能再写一篇深入阐述如何开展“知青学”多学科研究的文章,也希望今后能多向你请教,共同探讨“知青学”问题。我一直在想,一个新学科能否形成条件固然很多,但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需求如何,相信是非常重要的。记得20多年前,也就是香港主权回归的前夕,广东学术界曾提出要多学科研究香港问题,我所任职的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率先提出了建立“香港学”问题,也曾经热乎了一阵子,但很快就冷却下来了,今天如问何为“香港学”谁都说不清楚。今天你提出的这个“知青学”概念,它的发展前景会如何呢?很希望你能作进一步的分析,希望今后这方面能多得到你指导。
  穗强先生:你好
  很高兴收到你的回信。关于“知青学”问题,应该说客观上已经存在,主要看我们是否把它当一回事来认真研究,把它真正提到学科层面的建设上来。“上海学”就是我们上海学术界提出来的,当年也没多少人同意,但上海社会科学院真把它当成一回事,认真去抓,最后也成果累累,早已得到社会认可。依我看,“香港学”也应该是存在的,关键是能参与研究的学科有哪些,参与的人有多少,以及这些相关学科能推出一些什么样的成果。 
  我想,首先要解决的“知青学”问题是,它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包括“知青学”研究领域、涉及学科究竟有哪些?还有,就是一些重要的知青问题慨念,如怎样理解、确定“知青精神”、“知青文化”、“知青现象”、“知青情结”的定义等,这些大家经常使用的词语,应如何在学术上准确表达?“知青学”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毫无疑问,“知青学”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我认为学界已经在开展“知青学”的研究了。现在需要的是怎样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强调它、重视它,而且期待有更多不同学科的学者介入,并严格按照学科建设的规范来进行。国外专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已说明了其中一些道理。至于“知青学”的重点,我想应该还是放在“知青史”研究上,它应该是核心问题,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更多史料和文献的发掘,才能充实对知青历史的真实探索。“知青精神”这一类的概念已在社会流传很广,但很空泛,它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也是要通过“知青学”的深入分类研究来解决的。从今天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对“知青精神”的研究显得更重要。虽然“上山下乡”作为大的政治运动已被历史否定了,但我们这一代人为此的付出、考验、奉献等等,确实培养起能吃苦发奋的一代社会群体,这些人今天很多已是社会方方面面的精英,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中坚骨干,要把他们与“上山下乡”的经历分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以为“知青学”问题的现实意义也就在这里。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精神、价值观。三四十年代讲的是老红军、老八路精神;建国后一度讲的是雷锋、焦裕禄精神;再以后呢?“知青精神”会不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传承?很多老知青都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但在学术界还没有正式提出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应该好好探讨的。知青运动引发的一些社会思潮,以及对当今社会,对后人的影响,是永远无法否定的。今天“知青学”强调的是把知青研究提到严格的学科建设层面,但广大老知青的回忆、探索等文献,仍具有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资料,“知青学”就失去生存的土壤。所以光有基础学科的研究是不行的,他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辩证关系。
  朱政惠教授:你好
  我很同意你的意见,知青史应该是“知青学”研究的重点,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知青问题,应该会总结出很多东西。至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知青问题,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其中很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上山下乡”作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带出、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意识和社会现象应怎么看?它对未来的社会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穗强先生:
  知青问题对当今社会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也即所谓“知青学”涉及的现实价值问题。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从历史上看,错在它是“左”的路线的产物,耽搁了一代青年学子的继续深造,是一种逆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运动,所以它最终失败了。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客观上也有一些想不到的东西,那就是锻炼了一代青年人。《凤凰卫视》的曹景行说的是练就了“承受力”,这很正确,影响深远,实际上还包括这一代知青对国情的认识,对农村的了解,对民族的承担等等,这些都是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影响,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很特殊的地方。还有,就是客观上传播了城市文明的先进文化习俗,使很多偏远地区从此改变了旧习俗、旧观念。研讨会上已有学者谈到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今后可以继续深入讨论,不能忽视。现在要大学生到农村去当村官了,实际上就说明农村的改变确实很需要一些知识份子,需要精英才俊。再有,不管是成功人士,或是已退休的知青,大家都觉得老知青都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怀,很特殊的凝聚力,对社会发展有一种很特殊的期待,这种情怀影响很广泛,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家庭。看来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会影响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伦理观、世界观。先生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很难一下说得清楚,我只是泛谈几点感想而已。
  朱政惠教授:你好
  我完全同意你对知青运动整体上的看发,上山下乡确实是当时极左思潮的产物,也同意你应该从另一层面看到上山下乡锻炼了一代人的"承受力",从而形成特定的“知青情结”。现在我很想知道的是,除了“知青史”的研究外,在社会学层面上,应该怎样看待“上山下乡”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从整体上看,对今天和未来的影响来看,是正面呢,还是反之。我注意到,近年内地有不少学者都是持后者的观点,如广东的郭小东教授,他一向来就不赞成从“承受力”角度来正面评价知青运动,一向坚持“不能把作为人类悲剧的知青运动与人由逆境而成功的因素相提并论,从而得出知青运动也有其积极方面”的观点。持这一方面意见的学者如今很多,大致也是从当今社会存在大量[弱势社群]、[婚姻悲剧]、[家庭不幸]、[道德沦落]等当社会现象,去看待当年那场知青运动留下的负面影响。至于这类对知青下乡的负面看法,在许多有影响的知青文学作品中,如《孽债》、《中国知青部落》、《他们无处安放青春》中,就更普遍体现出来。于是我想,知青回城后的30年多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开放和思想意识的急剧变迁,面对当今婚姻、爱情、家庭、伦理、青少年教育、社会道德等种种变化,是不是和当年知青的“上山下乡”,当然也包括文革运动有甚么内在联系?《孽债》这些文学作品能不能说明一些问题?虽然它们却只是文学创作,并不是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穗强先生:你好
  明白你很关注知青回城前的10年,与回城后的30年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年知青运动对今天的社会形态产生什么影响,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复杂广泛的问题,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
  知青回城前在农村的这10年,也即“上山下乡”期间,当然是我们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上山下乡的原因、知青精神、知青情感、对知青运动的历史评价等等,“知青史”主要就是研究这10年的。至于知青从农村回城后30年的问题,虽与“知青史”有关,但已经超出它的研究范畴,属于“后知青时代”的问题了,这就需要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社会的影响,对历史的影响,这很明显这已经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了。
  前10年的知青时代,所有的知青基本都是一个身份、一个阶层,即知识青年。但回城后的30多年,这批老知青就很不同了。因为知青回城后各人受到各种不同社会机遇、不同社会发展、不同社会难题的制约很大,知青这个群体的身份地位便发生很大变化。经过30多年的折腾,这批人当然不可能同处一个阶层上。据我观察,仅仅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来看,今天的老知青们大致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处境特别好,处境特别不好的知青,应该都是小头,而大部分知青的状况应该还是不错的。至于这三个部分知青群体的具体比例如何,就有待社会学家去进行抽样分析,才能做定论。
  知青下乡10年的这段历史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会如何,这个问题确实很值得探讨,也就是人们常说对当今社会风气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与不同的知青当事人的机遇和行为,有很大关系。台湾人喜欢说“切割”,如果我们也沿用这个说法,那么这部分知青问题的研究有的是需要切割的,有的则无法切割,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我想应该是一种辩证关系吧。
  朱政惠教授:你好
  有关上山下乡期间的10年,无疑是知青史的研究范畴,应该现在已经成果累累了,各方的看法也比较一致。但如果要上升到“知青学“的高度,研究这10年的一些知青问题的概念,事件,人物及过程,尚需有较一致的学术评价。其实,这方面很多知青同仁仍在不断地研究,但缺乏系统性,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至于知青回城后的30年,你说得很对,要研究知青运动对当今社会的影响有多大,是比较复杂的。但我想,中国当今和未来的历史发展是需要研究它的,它也是“知青学”生命力的所在。此次研讨会上,我注意到后知青文化问题正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少研究成果都表明,知青群体与“后知青文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社会学家在这方面实在任重道远。而掌握着前10年知青研究轨迹的历史学家们,在这方面更要发挥重要作用,希望今后能多向你请教这方面的问题。
  穗强先生:你好
  看出你对知青问题的研究很投入,很执着,而且思考得很深,包括你提出“后知青社会”这一问题。现在对“后知青问题”的研究,就需要你这样热心和有学术经验的知青朋友。我倒不担心后人会如何研究知青问题,历史总是要走得下去的,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要多做点实事才是重要的,由于年纪原因今天能投入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这些已经从事学术工作的老知青就显得更重要。
  毫无疑问,“后知青时代”应该是“知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它能触及到中国当前社会的一些最现实、最敏感的问题,也能对现时社会的一些不正常现象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或者解释。至于这方面的研究内容到底有多少可追溯到前10年的知青运动、文革运动,恐怕就要有一定的社会调查做基础才行,这一类的研究能不能用我们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去作推论,也需要考虑。历史学、社会学的学科差别很大,研究的角度、范围,看问题的视野都很不同,相信对“后知青社会”研究也会有很大差别。
   作者简介
  张穗强,广州老知青,1968年12月上山下乡到海南岛农场务农,70年代中期考入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并任教,90年代定居香港。现为香港资深传媒人、专栏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香港历史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副理事长、香港书评家协会副会长、香港知青联谊会顾问。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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